編者按：一百多年來，文學不僅以藝術方式鮮活呈現了中國現代化的恢宏景觀，也密切參與著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在首屆「學術中國」國際高峰論壇上，張江、南帆、汪暉、陳曉明、周憲、張福貴、黨聖元、高建平、朝戈金、劉躍進、卜松山（Karl-Heinz Pohl）等國內外知名學者，圍繞「文學、文化與現代化」這一主題發表了精彩的見解。本期「學術中國專刊·文學」推出部分學者的發言摘要。與會學者的發言，本版將分期陸續刊發。
張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原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會長
研究領域：闡釋學和文藝理論、文學批評研究
代表作：《強制闡釋論》《公共闡釋論綱》《「闡」「詮」辨》等
闡釋學的實踐性品格、跨學科性質和跨文化意義，使得這門學科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具有悠久的文本闡釋傳統和豐厚的闡釋思想遺產。但是，中國闡釋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它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尚未建立，同西方闡釋學思想的對話剛剛起步。發展闡釋學學科，構建當代形態的中國闡釋學，有利於打破傳統學科界限森嚴的學科格局，培養能夠在學科交流與互滲中不斷創新的頂尖人才，對於建設和創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當代中國闡釋學，既要有中國特色，又要有普遍意義。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闡釋學，必須立足於中國文化，強調中國傳統，呵護中國價值；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闡釋學，必須具有世界眼光，尊重文化差異，注重「視域融合」；作為當代形態的闡釋學，力求打破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突破認識論和本體論之間的邊界，重視人文主義與科學實踐的對話交融，強調工具性和價值性的交流互滲。對話交融是闡釋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現代闡釋學的必由之路。這種對話交融體現在三個方面：不同學科領域的交融對話、人文主義與科學實踐的交融對話、中西文化傳統的交融對話。
南帆
本名張帆，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
研究領域：現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
代表作：《衝突的文學》《文學的維度》《隱蔽的成規》《無名的能量》等
現代文學概念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現代性理論運作的產物。現代文學概念的定型至少完成了四個方面的理論建構：不同知識體系對接帶來的理論擴展，經世致用思想傳統的承傳，文學語言問題的再認識，敘事文類進入文學視野的中心。相對於現代文學概念的標準含義，娛樂是一個備受壓抑的主題。儘管遭到了啟蒙與革命兩種文學觀念的強大抵制，但是，作為審美愉悅的一個組成部分，娛樂主題頑強地存留於大眾之中。20世紀80年代之後，娛樂主題在「文化產業」的名義下聲勢浩大地回歸，並且獲得經濟效益參與的評價體系大力支持。對現代文學概念來說，娛樂主題的重現意味著多方面的理論挑戰：娛樂主題的位置，經典與「雅/俗」，大眾的構成，商業、市場、傳媒體系與文學。這些問題相互聯繫，持續發酵。現代文學概念應當開啟多維的對話與爭論，以主動的姿態回應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種種歷史境遇。
汪暉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
研究領域：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社會理論、民族區域研究等
代表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世紀的誕生》《去政治化的政治》等
回溯「20世紀」這一範疇的誕生與1900年前後中國思想界之於帝國主義理論分析之間的複雜關係，可發現，現代中國的「世紀」意識與20世紀緊密聯結。它與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分不是一般時間意義上的區分，而是對一個獨特時勢的把握。在這一獨特的歷史時刻，人們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紀甚至更早時期的歐洲和全球問題，以辨別中國在全球中的獨特位置。
「短二十世紀」的誕生需要從對「薄弱環節」的探尋開始。從探尋革命契機的角度來看，不是舊的歐亞地緣爭奪，而是亞洲地區的新格局（尤其是日本的崛起及其對俄國的勝利）造成的革命形勢；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這些戰爭所觸發的「亞洲的覺醒」，構成了「短二十世紀」的多重開端。因此，從時間上說，「短二十世紀」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始於1914年，而是始於1905—1911年；從空間上說，不是始於一個開端，而是始於一組開端；從契機上說，不是始於毀滅性的戰爭，而是始於突破帝國主義體制和舊制度的嘗試與探尋。
20世紀的一個顯著的文化政治現象是概念橫移，即在共時性框架下，不同時間軸線中的歷史內容被轉換為可以在同一套話語中加以表述的現實，但這些話語或概念——諸如國家、主權、人民、階級、公民等——的政治內容無法從其歐洲起源處得到界定。在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到迥異於誕生它們的歷史條件中時，不但催生了新的意識、價值和行動，而且也產生了新的政治邏輯。因此，離開中國革命的內在視野就難以解釋20世紀中國的意義。
陳曉明
北京大學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研究領域：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當代文學批評
代表作：《無邊的挑戰》《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德希達的底線》《無法終結的現代性》等
現代以來的文學最大可能地推動了普通民眾接受文學的歷史進程，也是通過文學的大眾化和人民性，現代啟蒙理念最大範圍地傳播給民眾。尤其是1942年後的解放區和1949年後的新中國，文學的人民性藉助政治力量的推動，在更大範圍內，以更多樣的形式與人民打成一片。當然，人民可以最大程度地欣賞文學，其前提還是教育的發展。中學教育的普及和大學教育的迅猛發展，使文學的大眾化和人民性的實現具備了充分條件。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和網絡文學的快速發展，文學傳播和閱讀成為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意義上，人民性以其自然的形式實現了它的理想形式。在理解人民性、民間性建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新倫理的同時，也有必要看到百年中國文學在拓展道德倫理邊界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文學碰撞和破除那些陳腐道德禁區的同時，廣大人民的身心也獲得了更大的表達空間。百年文學是推動中國走向現代的重要力量，它使我們更加寬容地看待人性的需要，更加自覺地維護人的尊嚴。
張福貴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
研究領域：中國現當代文學
代表作：《慣性的終結：魯迅文化選擇的歷史價值》《「活著」的魯迅：魯迅文化選擇的當代意義》《文學史的命名與文學史觀的反思》等
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主要不是藝術判斷，而是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判斷。現代性價值是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自信的關鍵。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首先來自傳統文化統攝下的古代文學的家國情懷，這是一種自古而然的人文精神。當然，文化自信也必須包括「五四」以來現代文化的自信，這種現代文化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形態、教育體制、學術體系乃至道德觀念等的建設不可或缺。新文化和新文學不是傳統自然延續的一段線，而是傳統質變的一個點，是傳統發展的新階段。現當代文學把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文化自信是文化建設的起點，終點是他信、互信、共信，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一種連續性和整體性的思考。就中國文學來說，文化自信是基礎，是文學之根。文化自信應該包含個人文化、族群文化和人類文化的自信。而人類文化元素正是構成文化互信的基礎，人性、人類性的文學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載體。對文化自信的探討，需要一種開放的理解和連續的理解。
黨聖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原黨委書記、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史、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批評、文藝美學等
代表作：《文學價值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古代文論的現代遭際》《返本與開新——中國傳統文論的當代闡釋》《在現實與歷史交匯處沉思——當代思想視野中的文學理論問題探析》等
「辨體明性」文體批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乃至形塑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古人品詩衡文，往往首先確認文體。確認文體，離不開對文之「體」與「性」的識別，能「辨」之「明」之方為能事者。
作為傳統文體批評的一個固有特點，「辨體明性」的批評指向與功能在於辨析文章形制與風格特徵，即所謂體性。傳統文學批評善於從文體與風格的相依互顯中察體氣觀文象，古人以此為詩文評之本分。「辨體明性」中的「體」主要指文之體式、體制、體貌，「性」主要指與作者關聯的個性風格，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本末相兼、體用相洽，涉及文體制式、文體分類、文類辨析、文體流變、風格特徵、批評方法論等諸多方面。所以，通過對「辨體明性」的體認，我們可知傳統文體批評大體上主要在體裁、語言形式和風格構成、辨體和類分或曰體式、體性、體類這三個層面進行。
中國傳統文體大多是在因用而成體的情況下形成的，但對文體批評來說，則是立體在先、辨體其後。《文心雕龍》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多種總集和選本編纂，均為「辨體明性」文體批評奠定了基礎，並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文體觀念意識。傳統文體批評中以「辨體明性」為內核的辨體批評自此蓬勃興起，並在唐宋及之後的各個朝代全面展開，枝葉繁茂和碩果纍纍。「辨體明性」成為傳統文體批評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基本範式。
高建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會長，中華美學學會會長
研究領域：美學、文藝理論
代表作：《全球化與中國藝術》《美學的當代轉型：文化、城市、藝術》《回到未來的中國美學》等
「美學」這個學科是在20世紀初引入中國的。在引入之初，一些美學著作就像外國人穿著中國服裝，說出來的中國話很生硬。怎樣讓美學說中國話，前輩學者作了很多努力。在歐洲，美學也是一個18世紀才出現的現代學科。為這個現代學科溯源，從而寫出從古希臘開始的美學史，歐洲學者作了很多努力。朱光潛曾對「美學思想」與「美學」作出區分，認為此前只存在「美學思想」，18世紀才出現「美學」。在中國，也可作出相應的區分。在美學這個學科引入中國之前，中國也有漫長的「美學思想」的歷史。因此，中國的美學學科也出現了從「美學在中國」到「中國美學」的發展，然後再進行歷史的追溯，構建中國美學的歷史敘事。這一發展路徑對理解其他人文學科在中國的發展也具有啟發意義。人文學科有民族性，也具有普遍意義，在處理這些學科內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時，有共同的路徑可尋。當代，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人文學科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作為一門重要的人文學科，美學的發展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社會生活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德國特里爾大學教授，曾任德國特里爾大學漢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
研究領域：中國哲學史，倫理學與中國古代、近代美學，中西跨文化交流與對話等
代表作：《發現中國：傳統與現代》《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從傳統到現代》等
在現代以來中國和歐洲的思想交鋒中，美學占據了特殊的位置。對中國學者而言，美學是萌發新思想的寶庫。20世紀初，王國維等人開始將外國的思想文化同本國的傳統理念相融合，並創造了一種基本的美學概念，即「意境」或「境界」，指的就是藝術理念與具體場景的完美交融。這也是中國傳統美學最重要的一種意識，即審美境界才是生命中最崇高、最高尚的追求。直到19世紀，西方對中國畫和中國文學才有了一些淺顯的認知。中國藝術對西方的印象派和現代派繪畫影響頗深，但西方學者對中國美學的哲學背景卻一無所知。
由於東西方在彼此認知的過程中存在誤解，尤其是西方對中國傳統的不了解，中國美學和西方美學其實有天壤之別，因為其背後的哲學框架根本不同。想對彼此的藝術與美學形成正確的認知，需要對彼此的哲學和思想背景有清晰的了解。當我們在面對另一種文化現象時，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