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在倉修良之前，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把《明儒學案》之成總結出了四個撰寫學術史的必要條件：「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敘述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個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個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學案，》總算具備這四個條件。」
正是這些必要條件的聚合，才讓黃宗羲寫出了這部一代名著。而對於該書的價值，莫晉在為《明儒學案》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有如下總結：
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名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了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為啟明，蕺山為後勁，凡宗姚江與辟姚江者，是非主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
原本是黃氏祠堂
對於黃宗羲在史學題材上的這個創舉，徐定寶在《黃宗羲評傳》中給出了如下評價：「黃宗羲著《明儒學案》，其貢獻不單在於為我們留下一部完善的學術史，更重要的還在於創立了一種新史體。這種學案體是我國封建社會史學家所創立的最後一種史書體裁，它也是史學發展的必然產物，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應當有著重要的地位。」
黃宗羲不但自己撰寫史書，同時他也對清廷修纂的《明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黃宗羲明白正史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明遺民身份又不能讓他前往京城，於是他採取了一種折中的方式：那就是派自己的弟子和兒子前往京城參加史局。康熙十七年，史局總裁葉方藹向朝廷奏薦黃宗羲，康熙皇帝同意了他的舉薦，然而在朝中任職的黃宗羲弟子陳錫嘏特別明白老師的心思，所以他極力阻止這次征詔。後來相關人員覺得事不可為，於是作罷。黃宗羲的七世孫黃炳垕在其撰寫的《黃梨洲先生年譜》中講到了這件事的細節：
立齋徐公謂：公非可召使就試者，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映碧先生兩人特舉遺獻。奉旨：著該督撫以禮敦請。公寓書制府李公(之芳)、撫軍李公(李晟)，代以老病疏辭。已又奉特旨：凡黃宗羲有所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著該地方官抄錄來京，宣付史館。李方伯(士貞)因招季子主一公至署，較勘如千冊，使胥吏數十人，繕寫進呈。公長於史學，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有《叢目補遺》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故雖不赴征書，而史局大案，總裁必咨於公，如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公謂《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眾，遂去之。至於死忠之藉，尤多確核。地誌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證。
如今改為了東金忠丞廟
轉年徐元文與葉方藹又聘請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與萬貞一一同赴京撰寫《明史》，而這次的征詔黃宗羲卻沒反對。
十年之後，萬斯同返回家鄉不久又再次前往京城繼續修史，此時的黃宗羲已經是80歲的老人，但他還是親自去送弟子再次赴京，可見他是通過弟子來實現自己的史學主張。而在送別之時，黃宗羲寫了首《送萬季野北上》的詩：
三疊湖頭入帝畿，十年烏（鳥）背日光飛。
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托布衣。
良夜劇談紅燭跋，名園曉色牡丹旗。
不知後會期何日，老淚縱橫未肯稀。
門前流水
黃宗羲在此詩中明確地寫道「一代賢奸托布衣」，而萬斯同正是以布衣的身份參加史局，可見黃宗羲想通過弟子所撰的《明史》來伸張出他對賢良與奸人的不同評價。康熙十九年，史局又徵聘黃梨洲的兒子黃百家入京修史，而黃宗羲依然同意這樣的征詔。正如黃炳垕在《年譜》中的所言，黃宗羲是通過寫信來遙控《明史》的編纂，故該部正史中有很多觀念其實是出自黃宗羲。
在編纂《明史》的過程中，有的史官提出在《明史》中設立《理學傳》，黃宗羲聽聞到消息後，立即寫了篇《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的文章寄給《明史》編纂者。他在該文中指出：「夫十七史以來，止於『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為允正。今無故而出之為『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
村中的幼兒園
經過這樣一番引經據典的論辯，《明史》的編纂者同意了黃宗羲的意見，不立《理學傳》，而將這些人歸入《儒林傳》。而當他聽說萬斯同要在《明史》的編纂中列入「志」和「表」的想法，黃宗羲大為贊同，他在《補歷史史表序》中稱：「司馬遷創為本紀、志、表、列傳，諸史皆用之，後漢即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並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梁、陳皆無表，梁、陳並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並無志也。唐之志、表極詳。五代既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歷》《五行》《地理》三志之略，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者俱備，然據所考者之表，不計詳略，非豈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志者古今以來無其人也。」
關於黃宗羲的史學思想，吳光在《黃宗羲與清代浙東學派》一書中說：「黃宗羲的史學理論，主張治史要有鮮明的立場和觀點。他的史學觀，一是強調『經世應務』，二是嚴夷夏之辨，三是揚善懲惡、扶正祛邪。前二者，我們在上文已有敘述。這裡對第三點略作補充。黃宗羲認為，研究歷史，編寫史書，必須善惡分明，揚善懲惡。對於那些弒君犯上、害國害民的『亂臣賊子』，應當明明白白、原原本本地將他們的惡行寫在史書上，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最好的『為史』範例。」
街邊攤位
但是，在那個階段有人認為主張用惡人死後入地獄的概念來對付那些大奸大惡，通過論述地獄的陰森恐怖以期阻止邪惡的產生，而黃宗羲則認為這樣的做法不是儒家傳統，他在《破邪論·地獄》中稱：
地獄為佛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論也。然則大奸大惡，將何所懲創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載之於史，傳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慾加刃其頸，賤之為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來到了老屋前
看來黃宗羲認為史書就要秉筆直書，雖然他沒有親自參與《明史》的編纂，然而該部正史卻在很多地方受到了他的史學觀的直接影響。比如湯綱在《黃宗羲與<明史>》一文中稱：「《明史案》卷十一至三十一卷共收錄奏疏八十六篇，其中十六篇奏疏被《明史》全部或大部移錄。」可見《明史》中的一些內容直接抄錄了黃宗羲所撰寫的《明文案》，故湯綱在其文中又明確地說道：「《明史》列傳引用傳主奏疏原文，成為它的特色，這顯然是受黃宗羲所《明文案》的影響。」
關於黃宗羲的故居以及他的藏書樓續鈔閣的情況，黃炳垕在《梨洲先生年譜》中稱：「康熙四年乙巳，公五十六歲，建續鈔堂於南雷。」黃宗羲的藏書終於得到了安靜之所，而在此之前，這些書跟著他到處的顛沛流離。為了便於帶著藏書轉移他地，黃宗羲甚至發明了特殊的運輸方法。黃百家在《續鈔書堂藏書目序》中有如下形象描繪：
以倉板百許，橫施兩木，每二板列書五層，其中約共三百本，繩縛之為一夾，亟載至四門，而他物弗顧也。至，則屋又其湫，無容書處，於是前為堂，後為灶突，隔書中央，層疊而上，以當垣壁。海濱之人見而異之。
正面基本保持完好
黃宗羲的這種辦法讓我想到了魯迅先生，而魯迅的書櫥乃是一節一節的可以自由拆卸，以他的話來說，這種做法是便於搬家時不用打捆裝箱，直接把書箱搬開即可。而其箱體的設計方式，有如二十年前流行的五節文件櫃和檔案櫃。但黃宗羲的這種運輸方式，我卻腦補不出具體的式樣。雖然他下了這麼大功夫，但他當年的藏書依然受到了很大的損失。黃百家在《續鈔書堂藏書目序》中寫道：
丙戌歲(順治三年)，一徙於中村，為山兵所奪去為鎧甲者不知凡幾。未幾復歸於家。戊子歲(順治五年)，自西園徙於雙瀑，為里媼蕘兒竊去覆醬瓿者不知凡幾。居無何，又徙歸西園。庚寅冬(順治七年)，徙於老柳。己亥秋(順治十六年)，自老柳徙於龍虎山堂者三年。壬寅(康熙元年)，山堂災，出書於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幾。後徙歸於老柳。秋徙於藍溪。不能一年，復徙歸家，至今始得徙置於續鈔。其間鼠殘、蠹齧、雨澠、梅蒸，而又經此流離，兵火之餘，蓋十不能存其四五，而存者亦復殘腐敗缺，錯雜零星。
保護銘牌
雖然受到了這麼大的損失，而續鈔閣的建成還是讓黃宗羲的藏書安定了下來。為此，黃百家將父親的藏書進行了編目，黃百家在《續鈔書堂藏書目序》中稱：「續鈔堂藏書，經若干卷，史若干卷，子若干卷，集若干卷，選文若干卷，選詩若干卷，志考類若干卷，經濟類若干卷，性理語錄、天文、地理、兵刑、禮樂、農圃、醫卜、律呂、算數、小說、雜技、野史、釋道、俳優等若干卷，眾合若干萬卷。」
然而，諸煥燦在其所作《黃宗羲「續鈔堂」考》一文中卻認定續鈔堂僅是口頭上的稱呼，實際上並不存在：「齋號起源於宋代。清·陸以湉《冷廬雜識》中說：『南宋後始有齋號，』並認為作史傳者『若竟略之，亦為失實』。有了齋號，是否就有實際建築？並不一定。有『補自大王』之稱的鄭逸梅先生曾在《文苑花絮》中說：『一般舊文人喜弄玄虛，總是題了許多齋館堂軒的名兒，似乎他們的生活是很優越雅致的，實則不是這樣一回事。這些齋館堂軒都是空的，無非建築在紙上罷了。』『續鈔堂』也僅僅是一個寫在紙面上的空頭名稱罷了，實際建築是根本不存在的。」
被砸掉原本面目的磚雕
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諸煥燦在文中有如下的論述，其第一點為：「全祖望的《碑文》作於黃宗羲死後四十餘年的乾隆之初，因《碑文》敘事詳盡，後來江藩、阮元、錢林、王藻、李元度、李聿求等所作《黃宗羲》及《餘姚縣誌》本傳、《清史稿》本傳，似乎都本於《碑文》，有不少字句還照抄於《碑文》。但是，對『建續鈔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句，僅李元度及《縣誌》依舊照錄，僅改『思』字為『以』字。其他人所柞的《傳》中均已刪去此句。」除了全祖望的記載之外，諸煥燦認為在全祖望之前，均未見這樣的稱呼：「在全祖望作《碑文》之前，邵廷采寫過一篇《遺獻黃文孝先生傳》，收在《思復堂文集》裡。邵廷采是餘姚人，『又問學於黃宗羲』，他對黃宗羲的居處齋堂應該是清楚。但在他所作《傳》中並無『建續鈔堂』的記載。《思復堂文集》附有萬經撰寫的《理學邵念魯先生傳》，其中亦無『續鈔堂』的記載。」因此，他的結論是：「『建續鈔堂於南雷』的話發端於全祖望，李元度可能抄自全氏，《縣誌》又抄自李氏，最後出的《清史稿黃宗羲傳》也本於李氏，都是人云亦云，未作過考查。」
成了自由市場
接下來諸煥燦又從個人的經歷來作了一系列的推導，他認為從明崇禎到清康熙之間，黃宗羲一是忙於反清復明大業，二是處理家中的喪事，故其經濟上十分困難，他不太可能有錢建造藏書樓。而另一種不可能，則是續鈔堂建造於南雷。這樣的說法乃是出自黃炳垕在《梨洲先生年譜》中的所言：「乙已春，甬上萬充宗……二十餘人咸來受業，信宿南樓而返。公（黃宗羲）之語溪。十月，家信至，則叔父季真公亡矣。公類而哭之，作《八哀詩》。建續鈔堂於南雷。丙午仍館語溪，之海昌。」
關於南雷的位置，諸煥燦在文中提出了如下的質疑：「『大小雷山在縣南二十里。南峰之下名南雷里。』黃宗羲故居黃竹浦在縣東南的通德鄉，在『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的三江之口。藍溪是原餘姚同慈谿兩縣的界河，處於餘姚縣的最東邊。而南雷里卻在縣正南二十里，兩地相距較遠。黃宗羲何必要到遠離故居十餘里之外的南雷里去建造一座書齋，把經常要翻閱的書籍存放到那裡去呢？如果黃宗羲有條件建造『續鈔堂』的話，完全可以在故居近旁，或在化安山黃氏墳莊中擇地建造。」經過這番推導，諸先生的結論是：「我們認為黃宗羲是不可能在故居之外另建一座『續鈔堂』作為書齋的。或許是黃宗羲有建造『續鈔堂』的打算，但在這一願望未能實現的情況下，僅製作了一個『續鈔堂』的匾掛在居處的某一間屋。或者他刻有『續鈔堂』的藏書印。」
講究的冰裂紋
總之，諸煥燦認為續鈔堂僅是像其他文人那樣僅是起了一個堂號。然而，黃宗羲的小兒子黃百家在長詩《擔書行百韻》中卻稱：「吾家離亂來，播徙無定宅。產物盡蕩然，家徒四壁立。惟有數輛書，抱持常勿失。忠端創其始，吾父踵其跡。蕭條荒浦中，繽紛滿一室。藉此足傳家，百城不以易。……憶昔丙戌（1646）歲，余時發未紲，遷徙至中村，幾為山兵奪。丁亥（1647）還於家；戊子（1648）遷雙瀑。擔頭及艙底，每為蕘兒竊。數年又數徙，山堂火忽烈。遑遽出焰中，灰燼差毫髮。自後徙老柳，又徒藍溪闔，乙巳置續鈔，始得暫安歇。」
黃百家在該詩中詳細講述了父親藏書的不容易，因為經歷了太多的顛沛流離。而後他在乙巳年也就是清康熙四年，這些書得以安置在了續鈔堂，終於使這些受盡磨難的藏書得以安歇下來。這已足說明，續鈔堂的確是一件書室而非空有其號，否則的話，如何能夠說到這些書得以安歇呢？對於這首詩中的所言，邵九華在《「續鈔堂」始末》一文中評價說：
該詩作於康熙甲寅（1674），黃宗羲還健在，百家自述，他的詩文多經父親圈改，方敢公諸於世。因此續鈔堂興築於1665年是確鑿的。疑問的是東遷西播中的黃家哪裡得到一筆建房的錢財？它的規模有多大呢？
正堂
如前所言，黃宗羲家中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他哪裡有錢接著買書和建藏書之所呢？邵九華在文中寫道：「黃宗羲抗清失敗後原打算在化安山隱居終生，『原棄辭世路，甘守木石終；何期歲逢辛，出譆妒祝融；因之事願違，強走紅塵中。』但是康熙元年，黃家不幸遭到二次火災的打擊，黃宗羲面對殘酷現實，只得忍辱出山，外出謀生，開始5年之久的語溪教書生活。1664年，在常熟拜會錢謙益時，黃宗羲接受他的千金饋贈。第二年黃家就搬入新居續鈔堂，結束火災以後長年依附親屬、友人的寄人籬下的日子。這就是百家所說的『乙巳置續鈔，始得暫安歇』。」
原來，黃宗羲得到了錢謙益的千金之贈，而他用這筆錢來解決家中困難，以及安置自己的藏書。看來，黃宗羲建書樓的錢的確是有了，那如何解釋黃炳垕所說的「建續鈔堂於南雷」這句話？而諸煥燦認為南雷距黃宗羲的故居有十幾里路之遠，故其認為不太可能在距家那麼遠的地方建造藏書室。然而他卻忽略了黃百家在《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居行略》中的所言：「南雷昔晉謝遺塵所居之地，去余家數里，府君取以自號也。」
房前的屋檐
看來，南雷距黃宗羲的居所僅有數里之遠，而邵九華在其文中的《附記》又引用了其他文獻中關於南雷的記載：「續鈔堂所在之南雷，系黃竹浦內竹橋西端一個小地名。清乾隆時西吳悔堂老人《越中雜識》、今人所著《中國古代名人小傳》都把續鈔堂的地點誤為『餘姚南雷里』，黃宗羲《七律·聞萬公擇訃》有『三江口轉是南雷』的詩句，又注釋說：『三江口進港為余所居，不進港為蜀山往寧波』，三江口指姚江、藍溪、剡溪匯合處，距南雷廟有10多里。黃百家《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南雷，昔唐謝遺塵所居之地，去余家數里，府君取以自號也』。又《餘姚縣誌·疆域》：（宋）雙雁（鄉）其里四：中埭、南雷、國霸，王安。黃宗羲為餘姚通德鄉人是舉世公認的。」
如此說來，建藏書樓之地距黃的故居並不遠，但是，續鈔堂究竟建在了南雷的哪裡，相應文獻未見提及，故駱兆平在文中明確地稱：「續鈔堂舊址均不可考。」好在黃宗羲的墓保留了下來，五年前我曾到山中找到了他的墓。而對於他的故居，我從網上查得其位於浙江餘姚市黃箭山村浦口10號。
鐵窗
2018年4月21日，我在紹興圖書館舉辦了一場講座，而餘姚的文史專家朱炯先生特意前來捧場。去年我在紹興尋訪時，朱炯特意從餘姚趕來，那一天的尋訪我們談到了許多共同關心的話題，因為日程的安排，我來不及前去餘姚訪古，故此次我特意安排兩天餘姚之行。因此，講座完畢後，我跟隨朱先生一同來到了餘姚。當天下午，朱炯帶我探訪了他祖上的藏書樓——朱蘭的四明閣，而後又去探看了王陽明曾經講學的龍山書院。為了便於入內拍照，朱先生請來了黃懿先生，而黃懿正是黃宗羲的後人。在尋訪的間隙，黃懿先生安排我等喝茶，從聊天中，我得到了不少未曾聽聞過的歷史見聞。
兩層門扇
第二天上午的行程就是去尋找黃宗羲故居，因為黃懿先生身有小恙，故朱炯又請來了黃宗羲的另一位後人帶我前去尋訪。這位先生的大名是黃耀，關於黃耀的情況，朱炯告訴我說：他是梨洲先生十三世嫡孫，就職於餘姚市教育局教研室，英語教育碩士，第三屆全國中小學優秀英語教師，教育部國培項目2017講師。
黃耀先生竟然在學術上能有如此好的成果，然而我所見到的黃先生卻並無羸弱的書生氣，我感覺到他的身上散發著英武果敢的氣息，也許這正是黃宗羲勇於抗敵氣慨的遺傳。我二人乘坐著黃耀的車前去探看黃宗羲故居遺址，一路上黃耀向我講述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可見他在許多問題上都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決非人云亦云之輩。
戶樞
黃耀帶領我二人先來到了一個村莊的邊上，在一片廣場之後有一排仿古建築，他說這原本乃是黃氏宗祠所在地，後來幾經變遷，改為了「東金忠丞廟」。對於這樣的變遷，朱炯先生給我的資料中寫道：
東金忠丞廟位於梨洲街道黃箭山村浦口。始建於北宋未年,系從杭州南渡到此的金姓族人為紀念族內一位抗金戰爭中犧牲的青年將軍錢塘尉曹掾而立。到明代未年,這一帶金姓人家已遷移無蹤。竹橋黃氏的祖先也是北宋未年遭金兵殺戮避難,轉輾定居於此,共同的遭遇促成黃氏繼承這份精神和物質財富,因此金忠丞廟最終成為黃氏的宗廟。
散發著氣味
據《竹橋黃氏宗譜》記載:廟內原掛有清東閣大學士徐文元書的「東南望族」題匾和黃氏族中傑出人物的楹聯。
二層的樓板
現存建築建於晚清。坐西朝東,由前殿、大殿及南北廂房組成。均為硬山平房,大殿及前殿五開間,廂房各三開間。曾任民國政府主席的林森題寫的「崇祀文廟」匾保存完好。
側旁倒塌的房屋
我注意到此廟的門牌號為「黃箭山村浦口10號」，這跟我在網上查到的黃宗羲故居是同一地址。看來網上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黃耀稱，黃宗羲的故居在鄰近的村莊而並非這裡。此廟因為大門上了鎖，無法看清楚裡面的情形，只好在門口拍了幾張照片而離去。而廟的門前則是一條寬闊的河道，乘船出行乃是古人最為便捷的交通，能以此處建造家廟，可見黃氏後人當年在本地頗為旺盛。
觀望
而後跟隨黃耀進入了另一個村莊，此村名為「黃箭山村前園」，看來前園應當是黃箭山村下屬的自然村。我等將車停在了村口，而後步行進村。感覺本村的面積很大，我們邊走邊看著村中之景，其中有一家正在製作一種綠白相間的麵製品，我走上前打問，原來這是嫁閨女的特有食品，看來這裡依然保留著一些老傳統。
另一處倒塌的房屋
穿過兩條街區，來到了一個老院子前，此院的門牌號為「前園60號」。這裡成為了臨時的自由市場，有一些商戶在門廳及院落中擺攤售賣農產品。而門廊上掛著的金屬牌則寫明這裡叫「前園大屋」，並沒有點出這裡跟黃宗羲的關係。
文保牌
走入院中，故居的格局基本保持完好，有些老門扇雖有一些殘破，但卻能看出當年的雅致。而院中另外有其他的門牌號，可見這座大屋已經分給了不同的住戶。我圍著這處故居四處探看，而後轉到了側院，從這個方向看過去，大屋的側旁已經坍塌。黃耀說，很多農村的老房屋就這樣漸漸地坍塌掉了，這是由於住戶不願意作維修，因為維修舊房費用太大，不如拿這個錢另外建新房。真希望這種狀況能夠得到改觀，而其前提是有關部門應當拿出切實可行的措施。
黃耀先生
老屋的背面
參觀完老屋，黃耀又帶著我們轉到了村子的另一側，因為這裡有一座維修過的古橋，橋旁立有文保牌，上面刻著「黃家竹橋」字樣。看來，這座橋也跟黃宗羲家有關係。遺憾的是，橋旁也沒有說明牌，能夠講清楚當年的黃宗羲是否踏上過這座橋。真希望黃耀能夠多多呼籲，以便讓黃宗羲的故居得以完好的保存。最重要者，要給每一處遺蹟立上說明牌，畢竟黃宗羲不僅是一位藏書家，他同時還是浙東史學的創始人，其實不僅如此，他還是中國史學界中有著開創之功的人物，而在社會影響力方面，他還被視之為清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既然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而當地對其舊居的保護卻未顯現出相應的重視程度，真期待著這個狀況能夠迅速地得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