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陳/文 現代人類對技術的早期恐懼很多時候來自於文學作品，比如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LeonardHuxley）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創作的小說《美麗新世界》曾引起人們深深的擔憂和恐懼。這部作品至今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經典。
《美麗新世界》中的「生物技術」曾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以下簡稱福山）印象深刻：波坎諾夫斯基程序（Bokanovskification），一種不在子宮而在今天所說的「試管」中孵化嬰兒的方式；藥物「索瑪」（Soma）能給人即刻的歡欣；感官器（Feelies）里植入電極模擬情感；通過不斷的潛意識重複修正行為，一旦失靈，就應用各種人工荷爾蒙，所有這些使該書瀰漫著令人格外不寒而慄的氛圍。
赫胥黎如果能活到現在，他會驚訝於人類後來的科技進步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他小說中的種種想像和預設。基因編輯嬰兒、基因工程改造的動物器官向人體的移植、腦機接口等等正在從「異想天開」變成現實。
最近，谷歌公司突然宣布，谷歌最新人工智慧AlphaFold在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中擊敗了所有對手，成功根據基因序列預測了生命基本分子——蛋白質的三維結構。谷歌宣稱：上帝的密碼防線正逐漸崩潰！對此，有分析驚呼，當人工智慧和基因技術相結合，人類將進入一個風高浪急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意味著，藉助人工智慧和基因技術，人類將能重塑一些組織和器官，可以添加缺少的基因片段，刪除不良的基因片段，幫助人類遠離疾病和衰老。
「美麗新世界」正在從科幻變成現實，這也令福山在21世紀初就開始反思自己的「歷史終結論」。2002年，在他提出「歷史終結論」13年後，他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一書中顛覆了自己之前的看法，認為「除非科學終結，否則歷史不會終結」。
弗朗西斯·福山承認，當初的「歷史終結論」並不牢靠，自由民主制未來面臨著諸多挑戰，其中最嚴重的挑戰則來自現代科學，尤其是生物技術革命。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國
譯者: 陳高華
出版時間: 2014-9
「福山主義」下的科技命題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那樣一經面世就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福山核心描述的是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最終的平衡狀態和穩定狀態。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稱其為「福山主義」。
現在回頭看，冷戰結束時出現的這種「歷史終結論」多少是一種武斷的想像。2014年，福山為《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做新版序時承認，「在1989年那段令人興奮的日子裡，我對政治發展的本性尚在霧裡看花。」
這些「霧裡看花」除了表現在政治領域，也表現在對科技進步的理解上。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信息技術以及其與生物技術的融合還處於起步階段，人們對於技術異化的恐懼還不像今天這樣顯著。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在描述作為不斷進步的歷史運轉機制時，把現代技術置於一個很高的地位上。福山評價說：「科學方法的發現令歷史有了之前和之後時期這樣一個基本的、非循環的區分。而且它一旦被發現，現代自然科學的進步和不斷展開，就為解釋後來的歷史發展的諸多方面提供了一個方向性機制。」
人類十八、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的歷史讓他注意到技術的不同層面，一方面，技術變革的加速幫助歐洲列強征服了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另一方面，技術傳播則又使得第三世紀國家在20世紀重獲自主權和國家發展。「無論人是否在意，現代自然科學都把自身強加於人：絕大多數國家若想保持民族自治，就無法排斥現代性的技術理性主義。」
而在論述他的「歷史具有方向性」這一命題時，他最終想表明的是，歷史作為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一個結果，在朝著一個前後連貫的單一方向前進。
在提出這樣一個假設之後，他卻提出了一連串設問：如果現代自然科學的發現導致了方向性的歷史，那麼自然就會有這樣的問題：可以不去發明它嗎？可以不讓科學方法在支配我們的生活嗎？工業化的社會有可能返回到前現代的、前科學的社會嗎？總之，歷史的方向性是可逆轉的嗎？
福山努力證明拋棄科學技術是錯誤的，為此，他還引用了喬治·米勒導演的電影《衝鋒飛車隊》來告訴人們一旦回到前科學時代是多麼可怕。他還把19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1960年代嬉皮士運動、霍梅尼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極端環保主義者都歸為反技術主義同類，他們的共性是對技術和合理化社會的有意排斥。
在讓—雅克·盧梭那裡，福山找到了現代極端環境主義的理論源頭。福山認為，盧梭是第一個質疑歷史「進步」之善的現代哲學家。盧梭堅持歷史的變化只會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人要有可能得到幸福，就必須從現代技術的單調工作及其創造的需要的無限循環中擺脫出來，恢復自然人的某種完整性。
對此，福山最初一直試圖證明盧梭對科學的排斥是錯誤的，他旨在證明，如果進步的現代自然科學的支配是不可逆轉的，那麼一種方向性的歷史，以及所有其他隨之而來的多種多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後果，從根本上來說也是不可逆轉的。顯然，在福山那裡，現代科學技術是具有引導性的，是助推「歷史終結」的主要工具。
福山還是「福山主義者」嗎？
2000年左右，弗朗西斯·福山寫《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一書時承認，在後來思考1989年為《國家利益》雜誌撰寫那篇《歷史的終結》所遭受的批評時，「只有一個論點讓我無從反駁：除非科學終結，否則歷史不會終結。」
當時的全球科技的大背景，是2000年6月26日，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的6國科學家共同宣布，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繪製工作已經完成。福山注意到了這一巨大的科技進步，並認為這「將延伸出更多深刻的變革」。而在21世紀初，福山也注意到，赫胥黎當年所預想的許多技術，如試管授精、代孕母親、精神藥物等，基本已經成為現實。
一系列曾經只存在於科幻作品中的猜想一旦變成現實，對人的衝擊力無疑是巨大和難以想像的，顯然福山也受到了巨大衝擊，他宣稱，「目前我們已經接近科技的終結點，似乎我們正處於生命科學進步的里程碑時期。」
這再一次讓他想到了《美麗新世界》，並對自己曾經滿懷熱情而推崇的科技進步變得憂心忡忡。他說，《美麗新世界》中的人也許健康富足，但他們已經不是人類。他們已不再需要奮鬥，不敢去夢想，不再擁有愛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艱難的道德選擇，不再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傳統上與人相關的事。他們身上再也沒有了賦予我們人類尊嚴的特徵。
弗朗西斯·福山還引用生物倫理學家利昂·卡斯（LeonKass）的話說：「與忍受疾病或奴役之苦的人類不同，按照《美麗新世界》中的方式所喪失人性的人們並不痛苦，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泯滅人性，更糟糕的是，即使知道也並不以為然，他們實際上已成為擁有奴隸幸福的幸福奴隸。」
新技術的發展對他的「歷史終結論」造成了巨大的挑戰，所以，他寧願冒著巨大的風險要跨領域寫作這本《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對此，他說：「當前生物技術帶來的最顯著的威脅在於，它有可能改變人性並因此將我們帶進歷史的』後人類』階段。」
福山的「後人類」時代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同樣令人不安：人類基因與其他物種相結合，人性消失，人類的概念模糊不清，等級更為森嚴，競爭更為叢林化。
14年後，尤瓦爾·赫拉利（以下簡稱赫拉利）注意到了技術革命的加速，尤其是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更多的結合。他認為二者的雙重革命，讓人類這個物種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並擔憂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會大大擾亂人類心智系統，甚至造成崩潰。
赫拉利雖然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不以為然，但在科技進步與人類關係的問題上，顯得更為消極和悲觀，他甚至擔心，現代科技的發展——無論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還是無機生命工程——都為少數人提供這種優越性意識創造了技術上的可能性。
人類技術是否能最終導致一個理想中的「終結點」，以及是否能服務於多數人的平等目標，福山此時已經不再像寫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時那樣對技術抱有堅定的樂觀態度。他覺得國家權力應該去監管生物技術，而且，新的監管制度應當強而有力。
有人注意到了他的微妙改變。2014年10月，英國《衛報》曾在網上邀請讀者向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譕i觩ek）發起過一次提問。齊澤克在回答問題時稱：「十分有趣的是，甚至福山他自己也不再是個福山主義者，他承認《歷史的終結》過時了。」
齊澤克列舉了當下人類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他稱之為「一系列潛在的災難性問題和對抗」，比如生態危機、財政危機、智慧財產權危機，他還重點提到了一個人類難題：誰將控制生物遺傳技術？
齊澤克認為，搞不好，未來的人類世界就像美國電影《極樂世界》裡的情景。《極樂世界》講述的是2159年的世界。當時，世界已經截然割裂為兩個空間，富人生活在無污染的人造空間站Elysium（極樂世界），而窮人則在廢料成堆、人口過剩的地球上苟延殘喘。兩個空間之間存在溝通的渠道。但是，朱迪·福斯特飾演的「極樂世界」統治者羅茲嚴格禁止窮人向Elysium移民。
福山改變了他對信息技術革命的寬容態度
福山的「藥方」
與赫拉利一樣，福山轉而對現代科技充滿警惕的出發點更多是基於維護他構建的「歷史終結論」，即使在2014年，弗朗西斯·福山為他的那本引起廣泛爭議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做新版序的時承認自己當年尚在霧裡看花，但他還是強調說：「我認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基本正確。」
但很多觀察者認為，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發表15年之後，恰恰是資本主義自身發生了嚴重危機。如果單就技術進步帶來的衝擊來看，福山後來也承認，信息技術的革新雖然分散了權力，但是，它們也損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對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存在造成了威脅。
進一步具體到生物技術，他說：「未來生物技術將巨大的潛在利益與有形且顯明、無形且微妙的威脅混合在一起。」面對威脅，福山認為答案是明確的，即應當使用國家權力去監管它。而如果事實證明它超出了一國權力的管轄，那麼就需要在國際基礎上監管它。
在他看來，這是一條中間道路，因為在使技術仍舊為人類服務而不是成為人類的主人的過程中，既不可能允許一切，也不可能禁止有前景的研究。
為此，他甚至批評過去三十年全球範圍內掀起的那股解除經濟領域國家管制的風潮，這種風潮從航空業蔓延到通訊業，乃至進一步縮小政府的規模與管轄的範圍。他認為，「這種對管制的條件反射式的厭惡，是將人類生物技術置於政治管轄之下的主要障礙之一。」在這一點上，這位自由民主制度的捍衛者也或多或少表現出了矛盾性。
但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一書中，他對信息技術是網開一面的，當時他認為，信息技術帶來許多社會進步，而相關的危害卻是微量的。
但到2021年年初的時候，福山改變了他對信息技術革命的寬容態度。在年初的《外交事務》上，他撰文呼籲，要從科技中拯救民主，終結大型網際網路公司的信息壟斷 。
此時，全球還被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籠罩，美國更是深陷疫情肆虐之中。福山注意到，美國經濟正在發生眾多改變，其中最為顯著的莫過於大型網際網路平台的增長。「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隨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多轉移到線上，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臉書（Face－book）、谷歌（Google）和推特（Twitter）這些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就已經很強大的網際網路平台變得更加強大了。」
網際網路技術為人們帶來了便利，但福山提醒說，這類帶有主導性的企業的出現也為人類敲響了警鐘，其巨大的經濟實力和對政治溝通的強大控制力值得警惕。
在剛剛過去的幾年裡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包括數位化壟斷、大數據濫用，尤其是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在社交網絡上以信息戰的方式全方位展開時，都令福山對大型網際網路公司對市場競爭的破壞以及傳統權力運行的威脅充滿擔憂。他注意到，與傳統公司不同，大型網際網路公司不爭奪市場份額，它們爭奪的是市場本身，他們能輕易破壞競爭扭曲市場。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比經濟危害更加嚴重。」福山說：「這些平台積聚了如此多的權力，以至於它們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左右選舉。」赫拉利也對大數據算法可能導致數字獨裁而憂慮，他認為當所有權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時，大多數人不只是被剝削，還會如草芥般無足輕重。
過去幾年中，各國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信息技術領域的管控，比如，歐盟試圖對這些大型網際網路平台實施反壟斷法，美國也逐漸改變溫和的態度，從2019年開始，美國開啟了對谷歌、蘋果、亞馬遜以及Facebook四大科技網際網路巨頭的反壟斷調查，並對四大公司提起了反壟斷訴訟。
在福山看來，制約大型網際網路平台權力最顯著的方法仍是加大市場競爭和政府監管。但在加大市場競爭上，他卻悲觀地看到，美國和歐盟都不太可能像拆分標準石油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那樣拆分Facebook或谷歌。
而在加強政府監管層面，他面臨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他悲觀地稱：在美國這樣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監管卻不太可能奏效。他以廣播電視的鼎盛時期舉例說，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通過了公平原則，要求網絡在政治問題上保持「平衡」報導。共和黨人卻聲稱這些網絡並不公平，它們對保守派有偏見，在他們無情的攻擊下，聯邦通信委員會於1987年廢除了這一公平原則。
經過川普時代，美國社會已經變得更為分裂和兩極化，而圍繞信息技術、大數據和社交媒體形成的混亂與壟斷加速了美國進一步的兩極化。因此，福山無奈地說：「今天，對類似是否屏蔽總統的某條推文的情況，無論監管機構作何決定，都會引起很大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