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年，《明史》完成後，張廷玉在《進呈明史表》中稱：「仰惟聖祖仁皇帝，搜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創事編摩，寬其歲月。我世宗憲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載詳討論之功。臣等於時奉敕充總裁官，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緝。聚官私之記載，校新舊之見聞。籤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闈，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在昔《漢書》取材於馬遷，《唐書》起本於劉煦。苟是非之不謬，詎因襲之為嫌。爰即成編，用為初稿。」
張廷玉在此明確地稱，《明史》一書的完成主要參考了王鴻緒的《明史稿》。以此可見，王鴻緒對《明史》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卻因此事被後人詬病為抄襲。有多人指責王鴻緒將萬斯同所撰《明史》改為為自己之名，而隻字不提萬斯同。梁啓超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一代名著，而該書中有很長一個段落指斥王鴻緒為偷書賊：
蓋明史館總裁，自徐元文後，繼任者為張玉書，為陳廷敬，為王鴻緒，都敬禮季野。季野費十幾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季野卒於京師，旁無親屬，所藏書籍數十萬卷，都被錢名世其人者全數乾沒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鴻緒手。鴻緒本屬僉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構煽奪嫡，卒坐放廢。這類人有什麼學問、什麼人格呢？他得著這部書，便攘為己有，叫人謄抄一份，每卷都題「王鴻緒著」，而且板心都印有「橫雲山人集」字樣，拿去進呈，自此萬稿便變成王稿了。這還不要緊，因為這位「白晝行劫的偷書賊」，贓證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跡，並無損於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書，卻把他改頭換面，顛倒是非，叫我們摸不清楚那部分是真的，那部分是假的。……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書賊賣掉，真冤透了。
在路邊找到了球場
其實這樣的指責早在梁啓超之前就有之，黃愛平在《王鴻緒與<明史>纂修——王鴻緒「竄改」、「攘竊」說質疑》中列舉出了前人所說的竄改和攘竊，其中前一點列舉四人，一是楊椿在《再上綱目館總裁書》中的所言：「始萬君在時，於徐公傳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錢君俱詳註其故於目下。王公歸，重加編次，其分合有無，視萬、錢稿頗異。」「最可議者，王公重編時，館客某刻薄無知，於有明黨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終，不問其事之真偽，深文巧詆，羅織為工，而名臣事跡，則妄加刪抹，往往有並其姓名不著，蓋是非毀譽，尚不足憑，不特紀、志、表、傳等自為異同也。」
二為昭槤在《嘯亭雜錄·續錄》中的所言：「（《明史稿》）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刪削，不及史臣留程齊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濞、劉安輩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榷、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鸞梟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為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齷齪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為改正。」
三為陶澍的所言：「王鴻緒《史稿》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為平反。」（見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書明史稿二》所引）而對於魏源的指責，黃愛平在文中列舉出四點。
看上去像是物業公司
對於以上的四個說法，黃愛平在文中一一予以了反駁，其首先稱：「關於傳目的分合，楊椿對王鴻緒編定的列傳之目頗有微詞，昭褳則具體指出某些不當之處。後人即據此指責王鴻緒竄亂萬斯同原稿義例，且以為愈改愈下。誠然，王鴻緒所定傳目，並非無可指責之處，如昭褳所說周延儒、溫體仁不入《奸臣傳》等等。但總的看來，並非愈改愈下，而是愈改愈好，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而後，她談到了《明史稿》中的具體優點：「我們對照原稿與王鴻緒的修改稿，可以看出，凡原稿傳目編排得當之處，王鴻緒都儘量予以採納。如《英宗本紀》，英宗於土木之變被也先執，明廷立代宗（景泰）為帝，1452年英宗歸明，1457年復立為帝。原稿分英宗為前後二紀，而列《景帝本紀》於中，錢大昕稱此法『斟酌最為盡善』。」
黃愛平又在文中舉出了其他的具體例子，比如姚廣孝、張玉、朱能等人都參與了明初靖難之役，然而原稿中將他們分卷立傳：姚廣孝等人為一卷，張玉、朱能等人為另一卷。而王鴻緒認為這都是同一類人，於是將兩卷合為一卷。另外，張圃、柳升、黃福、陳洽等人都從征安南，原稿也都將他們分別列傳，而王鴻緒將此幾人合為一卷。黃愛平認為：「這種編排方法將主要事跡相同的人歸於一卷，脈絡清晰，主次分明，是比較合理的。」而後，文中又引用了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對王鴻緒這種合併方式的褒獎之語：「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為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所以黃愛平的結論是：「今通行本《明史》傳目的分合，很多地方都承襲其法。可見，王鴻緒並沒有竄亂萬斯同的義例，相反，正是在萬斯同編次基礎上，使傳目的分合更為完善合理了。」
原來是老年活動室
陶澍指責王鴻緒的《明史稿》在撰寫列傳時有偏袒吳人之嫌，而尤其對家鄉人特有褒獎之語。其言外之意，王鴻緒撰寫《明史列傳》時不具有公正之心。但這件事事出有因，因為萬斯同在撰寫《明史稿》時就已經點出了這個問題：「吳會之人，尚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志家傳，自開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重人多為之言。他省遠方，百不一二致，唯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誌皆略舉大凡，首尾不具，無知其名，其行誼事跡，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無可附則唯據實錄所載，散見於諸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方苞《望溪文集》卷十八《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萬斯同稱江南地區文風很盛，凡是有一定功名者都會有佳傳傳世，但其他省份卻很少有佳傳，所以對北方人的資料記載僅能憑《明實錄》，然而《明實錄》上所載十分簡略，只是大概地記載幾句話，故很難寫成一篇充實的《列傳》。而李塨在《書明劉戶郎墓誌表後》也說到了這個問題：「萬季野修《明史》，邀予閱，明南北混一，乃史載北人亦少，季野頗嘆息焉。」
北方人不喜歡寫傳記，致使編纂《明史》時很少有參考資料，這令萬斯同也很嘆息。這件事可由康熙十八年擔任纂修的「五十鴻博」的祖籍即可說明：「江南二十六人，浙江十三人，順天直隸六人，江西二人，山東、河南、陝西各一人。」
上面沒有提到王鴻緒
因此說，陶澍指責王鴻緒偏袒江南人顯然是不顧實況，萬斯同纂修時是這種狀況，而到了王鴻緒補撰時他也無法改變這種局面。對於陶澍指責王鴻緒沒有公正地誇讚張居正的歷史功績一事，黃愛平認為：「再如對張居正其人其事，歷來褒貶不同。萬斯同即多貶斥，在他所著《群書疑辨》一書中，指斥張居正有二十四大罪狀，王鴻緒也只是沿襲其說，在這些問題上並無自己的獨特創造。凡此都指為王鴻緒一人之過，實有欠公允。」
關於指責王鴻緒攘竊的問題，黃愛平在文中總結出如下四點：「『攘竊』對於文人說來，是最嚴重的指責，也是後人提到王鴻緒便不屑一顧的最主要原因。究其實，論者在這方面的指責，大多根據：一、王鴻緒兩次進呈史稿，都只以自己的名義上疏，而未提及萬斯同；二、乾隆四年張廷玉所上《進明史表》有『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一語，其中『名人』乃指萬斯同；三、王鴻緒在進呈奏疏中，只強調本人的努力，而抹煞集體修書的成績；四、王氏敬慎堂以『橫雲山人』名義刊刻史稿。」而後黃愛平在文中一一予以了回應，其總結稱：「王鴻緒身為朝廷大臣，又任《明史》總裁，其以『原任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和『省方盛典總裁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的名義上疏皇帝，以『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敕編撰』的名義進呈史稿，也不過是循例之舉。何況王鴻緒修改史稿出力遠比熊賜履為多，且進呈史稿時其他總裁官皆已亡故，他以上述名義上疏進稿，原是無可非議的。再者，萬斯同以布衣身份參與史事，始終未食清廷俸祿，未受清廷官職，王鴻緒在上疏中自然不能提他名字。此中曲折，清代已有不少人知悉。」
雨中的球場
還有一種說法，則是本自張廷玉《進呈明史表》中的一句話：「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關於名人是誰，後世大多將其解讀為暗指萬斯同，而黃愛平也在文中舉出了很多的實例，以此說明「名人」二字是古人常用之詞，而具體到張廷玉所說的名人，黃愛平認為：「可見，『名人』實泛指當時參加《明史》纂修的諸學者，而並非指萬斯同一人。況且，張廷玉說『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而萬斯同從康熙十九年（1680）入館，至四十一年（1702）去世，前後共二十四年，與張廷玉所說時間亦不盡相符。因此說，把張廷玉《進明史表》中的『名人』看成僅指萬斯同，進而據此指責王鴻緒攘竊，也是不能成立的。」
對於王鴻緒抄襲萬斯同草稿的問題，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中稱：「王鴻緒任列傳，至康熙五十三年傳稿成，表上之，雍正元年又表上本紀、志、表稿，時萬氏雖前卒（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而世人咸謂王氏稿，泰半出萬氏手，後乃彙刊為《明史稿》五百卷。」
金毓黻的詞語應當是本自錢大昕，而金毓也同樣認為「名人指的就是萬斯同」：「是則廷玉等進呈之《明史》，多本於鴻緒之史稿，而鴻緒之史稿，又多出自斯同之手筆，所謂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非謂鴻緒，實暗指斯同，」而李晉華在《<明史>纂修考》中也是認定王鴻緒抄襲了萬斯同手稿：「《明史稿》之成，乃康熙十八年以來，諸纂修官之慘澹經營，乃萬季野辛勤考覈，總成之結晶品，前已述之詳矣。第各纂修官學力有短長，任職有久暫，故分撰之稿亦不無優劣之分。現欲估定其價值，則其優劣自應還其本身，斷不能歸於王鴻緒；蓋王氏為竊人稿者，於原稿之撰述非其分內事也。明乎此，然後加以評論，斯有平允之論。」黃雲眉在《明史編纂考略》更為直接地指斥：「王鴻緒目睹同館凋謝，史事闌珊，遂生攘竊他人成稿之奸心。」
球場的正式名稱
王鴻緒為編纂《明史》付出了大半生的辛勞，他為什麼會受到這麼多的斥責呢？鄧之誠的《清詩紀事初編》中道出了緣由：「鴻緒於徐乾學為門生，於高士奇為姻戚，三人奉密諭以逐余國柱、明珠，復自立黨相角，遂至俱敗，後俱再起。徐已先沒，高亦不壽，唯鴻緒兄弟保持富貴。終康熙之世，世或以其專任史局著《明史稿》之故，而不知實充耳目偵伺之役，今故宮尚存所繕密奏，故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錄》以奸猾鑽刺目之，真小人之尤也。鴻緒與揆敘比而奉戴胤禩。幸雍正元年郎卒。否則誅矣。光地論詩。謂立齋、儼齋足比新城澤州。徐元文不必論。鴻緒安能比王、陳。光地此書。正以輕王、陳耳。」
鄧之誠也說王鴻緒在朝中拉邦結派，後又被啟用之事，鄧認為王鴻緒並沒有把全部心思用在修纂《明史稿》上，其實他是皇帝的探子，因為故宮存有他的密折。而李光地指責王鴻緒是奸猾小人，鄧又提到當年王鴻緒和揆敘等人擁戴胤禩，幸虧他去世的早，否則為此事有可能就會被砍頭。
鄧之誠所言的密折確有其事，金性堯著《爐邊話清史》中專有一節是「王鴻緒的密折」，該文中寫道：「舊藏中適有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文獻叢編》第二第三兩輯，內有王鴻緒『密繕小折』一輯。據說明，小折有三十封，密諭三封，共儲一小匣，匣有七小屜，舊藏故宮懋勤殿，年份由康熙四十四年至六十年五月。」
燈光球場名稱的來由
而後，此文引用了王在第一折中的所言：
臣一介豎儒，歷蒙聖思簡擢，毫無尺寸報效，愧悚無地。茲於十三日卯刻入直內廷，恭接御批並封內密諭，其時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開默誦，不勝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數，乃仰荷逃鄺，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盡犬馬，力矢忠誠，以仰報聖恩於萬一。至蒙恩諭諄誨，慮臣稍露風聲，關係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刻凜遵，三緘其口，雖親如父子兄弟，亦決不相告，自當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後京中可聞之事，臣隨時於恭請聖安帖內繕寫小折，密達御覽。緣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復。謹奉。
看來王鴻緒確實給皇帝多次上密折，但從引用的密折內容來看，他並未向皇帝申報哪些重要事件，比如他談到了滿州侍衛官員私挖人參等等，這件事可以作兩種解讀，一是王鴻緒確實沒有了解到多少重要之事，二者也許他知道一些事情，故意避重就輕，並未向皇帝報告。更何況，當年給皇帝奏密折者並不是他一個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做這樣的事，可見這種做法乃是皇帝了解實情的手段之一。但後人卻並不考慮當時的情形，以此來認定王鴻緒人品有問題，而那時萬斯同不接受朝廷的俸祿，以布衣身份編纂《明史》，其人品之高潔使得後人更加認為王鴻緒定然會做這種偷竊之事。
旁邊的健身器材
從實況來看，王鴻緒對《明史》所作出的貢獻不容抹殺。民國二十七年，侯仁之寫了篇名為《王鴻緒<明史列傳>列稿——明史刊成二百年紀念》的長文，該文中談及：「後之論者，或責鴻緒不應獨擅其成，然自康熙十八年以來，五十年間，歷任監修與總裁者，除王鴻緒一人外，其餘十人，皆已謝世，即五十餘纂修官中，亦僅存毛奇齡一人，且年已九十餘矣。鴻緒以退休之臣，獨任艱巨，史事賴以不墜，其功實偉。惟據史館舊稿，泐為私編，是不無可議者耳。」
侯仁之在文中提到：「王鴻緒之《明史稿》，刻於《橫雲山人集》中，而史稿單行，故或簡稱曰《橫雲山人史稿》。又別有《橫雲山人集》者，則鴻緒之詩稿也。《橫雲山人史稿》實有兩次刻本，其一刻於康熙，僅有列傳，故又稱《明史列傳稿》；又一刻於雍正，則紀、志、表、傳，俱備，是為全稿。降及今日，雍正本流傳多而易得，康熙本流傳少而難遘，故人多知有雍正本，而不知有康熙本。」而此文中又舉出了魏源在《書明史稿二》中的所言：「鴻緒身後，其子孫鏤版進呈，以版心雕《橫雲山人（集）史稿》，遂礙頒發。」而後，侯仁之反駁說：「不知鴻緒卒於雍正元年八月，其《橫雲山人史稿》之初刻，乃在康熙時，不得謂為『身後』，是魏氏之未見康熙本可知。且史稿進呈，原系寫本，而非刻本，後乃自行鏤版於敬慎堂，以廣其流傳也。」
地面鋪裝很用心
其實王鴻緒在進呈《明史列傳》和《明臣全稿》的奏疏中都談到「謹繕寫列傳全稿」「繕寫多人」，可見無論《明史列傳》還是《明史稿》都是寫本而非刻本，而梁啓超指斥王鴻緒所上《明史稿》版心印有「橫雲山人集」字樣，顯然只是一種猜測，因為侯仁之見到的王鴻緒《明史列傳》殘稿中並沒有在版心刻著堂號。所以黃愛平稱：「後世之人，只見萬氏之功，而不見萬氏之稿，相反，不見王氏之功，卻見王氏之稿，於是就懷疑以至指責王鴻緒攘竊萬斯同之稿了。」
其實王鴻緒撰寫此稿也並不是完全的唯唯諾諾，比如他在《列傳》中增加了《宦官傳》，並且他在文中指斥這些人：「此輩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為患益大。正統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劉瑾，天啟之魏忠賢，小者毒痛縉紳，大者傾危宗社。」而對於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之事，他也敢於秉筆直書：「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協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落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慄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並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
側邊的長廊
清人打不過袁崇煥，於是用離間計將袁崇煥除掉，這種寫法顯示出清太宗皇太極做事的不光明。王鴻緒能如此直截了當地寫出，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有如下誇讚：
於是《崇煥傳》內有所據依，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冤始白。使修史時不加詳考，則賣國之說久已並為一談，誰復能辨其誣者。於此可見《明史》立傳之詳慎。是非功罪，銖黍不淆，真可傳信千古也。
侯仁之發現了王鴻緒的明史殘稿，王鴻緒對本書所作出的貢獻得以彰顯，故黃彰分赴害《明外史考》中評價說：「修史，自不容易。尤其草創，較繼述更難。萬氏草創之功，固不可沒。但由《明史列傳殘稿》看來，其遺留下的，卻是那樣繁冗待刪，而且有些記載還需查其出處與考訂其真偽，王氏之能編或一書，其功績不在萬氏之下。侯氏之替王氏洗刷，是不錯的。」
到前方打問
2018年11月3日，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陳詩悅先生和劉晶晶老師帶我在上海地區尋訪，關於王鴻緒的遺蹟，我在網上看到「梁老師的博客」中有《王鴻緒和賜金園》一文，此文刊發於2009年4月12日。該文中稱：「後來王鴻緒又陸續上疏駐防和有關官吏考試量才使用等策，均能合康熙心意而採納。康熙賜王鴻緒巨額金銀，讓其回家建住宅庭院。王鴻緒在家鄉張堰建了賜金園，其規模是張堰當時最大最豪華。今天的張堰燈光球場周圍方圓數百米均是其院落，至今燈光球場一帶人們仍稱之為柴倉角。」
秋景
看來，王鴻緒的故居已經沒有了遺蹟，但我還是想到這個遺址上看一看近況，於是我們開車來到了金山區張堰鎮，一路打聽燈光球場。而後在金張公路的一個交叉口上找到了燈光球場。球場的側旁有一座兩層樓的新建築，走到門口看到門楣上寫著「富民老年活動室」，然大門卻上著鎖。故只能在附近探看，而這座樓的側旁確實有一個面積不小的廣場。
公廁也有門牌號
都關了門
今天一直下著雨，故路上等人極少，於是圍著球場的周圍四處探看，希望能發現相應的說明牌。可惜兜了一大圈，始終未找到與王鴻緒有關的字樣。走到旁邊的社區中，在那一帶遇到了兩位老人，陳詩悅用當地話與他們交談，對方還是說沒有聽說過王鴻緒這個人。轉到街區的另一側，在路角的公共廁所上看到了門牌號「東賢路1081號」。廁所有門牌號十分罕見，但從名稱上聽來，倒是頗具文氣。繼續向前走，這一帶都是一些門面房，每一家都關著門，看來生意不好做。於此遇到兩位年輕人，問他們王鴻緒之事，二人則笑稱，這樣的老事要去問老人。
就這塊牌匾跟文化沾邊
只有回望一眼
一路探訪下來，始終未曾遇到聽說過王鴻緒之人，看來今日運氣不佳，但當年的金山王氏乃是當地望族，到如今不但找不到任何遺蹟，甚至當地人少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這令我徒喚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