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關於他的定位，駱兆平在《黃宗羲和續鈔堂藏書》一文中稱：「黃宗羲是明末清初時期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傑出的史學家，文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也是著名的藏書家。黃宗羲的續鈔堂藏書對他完成五十餘種學術撰著，和一千多卷宋、元、明文史資料的選編，曾經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對於駱兆平的評語，蔡克驕、夏詩荷所著的《浙東史學研究》一書中給黃宗羲的頭銜則更多：「黃宗羲（1610-1695），我國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文字學家、教育家、地理學家、歷學家、算學家、藏書家、科學家、史學家，清代浙東史學的開山祖。」
可見黃宗羲在史學史上極其重要，關於黃宗羲在史學史上的地位，倉修良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評介》一書中有倉先生本人所撰《明儒學案》一篇，該篇的小引可謂倉先生對黃宗羲在史學史上地位的全面評價：「《明儒學案》為我國封建社會晚期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和史學家黃宗羲所著，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早、最完備的一部學案體學術思想史著作，在中國史學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雖然倉先生的這段話評價的是黃宗羲幾十種著作中的一部，但倉先生認為：「《明儒學案》是黃宗羲歷史著作的代表作。」
黃宗羲編撰《行朝錄》六卷 清木活字本
黃宗羲能在史學方面有如此高的成就，這跟他的大量藏書有著直接的關係，黃宗羲為了豐富自己的藏書，可謂費了很多心思，他在其撰寫的《天一閣藏書記》中講到了自己藏書的主要來源：「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詢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為售主。時馮鄴仙官南納言，余以為書歸鄴仙猶歸我也，鄴仙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翻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為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浯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浯溪三年，閱之殆遍。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吊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浯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
這樣一大段話，講述了他從明崇禎三年到康熙三年之間的艱苦得書經歷。接下來，他又講到了自己與呂留良合夥購買澹生堂藏書而交惡的故事：「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
黃宗羲撰《海外慟哭記》一卷 舊抄本
這件故事本末頗為複雜，究竟呂留良是否暗命書賈偷書之事，相關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而黃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中的敘述也算克制，他並未點出呂留良之名，但也足可說明，他對此事的憤恨始終難以揮去。然從一個側面可以說明，他的藏書中也有一部分得自澹生堂。而在本記中，康熙十五年後，黃宗羲仍然在到處訪書：
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余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峰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為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
黃宗羲在給天一閣寫的藏書記中講到了一大堆他個人訪書之事，他的這種寫法當然不是為了炫耀，因為他只想說明：「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災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由此記載可知，當年黃宗羲為了藏書下了很大的功夫。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稱：「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為常。」
黃宗羲為什麼要下這麼大功夫搜集典籍呢？他在《與徐乾學書》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宋元集略》尚未鈔完，然亦不過旬日，即當送上也。只是未曾檢出及留在京邸者，不知何時得以寓目？弟初意欲分敘紀各體，以類編纂，既而思之，以為不可。蓋集中文字，亦未必皆佳，只據一集存其大概，使其人不致湮沒。若類編之，則惡文盈目，反足為累。又未見之集極多，後來見之，又難於插上，不若一人自為一集，不論多少，隨見隨選，故名之曰《宋集略》《元集略》。先生以為然否？弟架上亦有百餘集，亦一概鈔出，以請正也。」
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清道光元年序會稽莫晉莫階刻本
可見黃宗羲努力藏書和抄書，其目的是為了作學術研究。然而他的藏書過程卻充滿著艱辛，黃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社會變動之期，黃宗羲參加了反清復明活動。駱兆平在其文中寫道：「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原明朝官員錢肅樂在寧波首先起兵抗清，浙東各地紛紛響應。黃宗羲便和弟弟宗炎率當地農民幾百人，加入抗清隊伍，人稱『世忠營』，結寨四明山，活動在浙東沿海一帶。他在南明魯王政權里擔任過兵部職方司主事、監察御史、左副都御史等官職。後來，清軍攻占舟山，魯王政府瓦解，黃宗羲只得回到家鄉隱蔽起來。」
正因為如此，自順治三年以來，他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緝，他在自傳《怪說》中稱：「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二三，絕氣沙墠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即使在這種困苦的情況下，黃宗羲依然努力買書與讀書。清順治十六年，黃宗羲已經50歲，他作了六首《山居雜詠》詩，此詩中依然寫到他在耕耘之餘仍然忙於著述：「數間茅屋僅從容，一半書齋一半農。左手犁鋤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牛官豕圈親僮僕，藥灶茶鐺坐老翁。十口蕭然皆自得，年來經濟不無功。」
經過一系列的反清復明的壯舉，到了順治十六年，也就是黃宗羲50歲時，他在《山居雜詠》中寫出了「留得殘年事耕耘」的詩句，以此表明他決定把自己的餘年用在撰寫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方面。康熙元年，也就是黃宗羲53歲時，他已經看清楚復國無望，但他始終有著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念，於是從那時起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撰寫文史著作方面。直到他86歲去世，在長達33年的時間內，黃宗羲除了撰述就是講學，為此創造出了一系列輝煌的成就。
關於黃宗羲以文從史概念的來由，這種觀念應當本自他的父親黃尊素，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稱：「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
黃宗羲撰《明夷待訪錄》一卷 清光緒五年晉華書局刊
黃尊素在被閹黨被捕之時，他對兒子黃宗羲的囑託乃是讓他在史學方面下功夫，可見黃宗羲努力撰寫史書的觀念乃是受他父親的囑託。其實，黃宗羲自小偏愛典籍，沒有父親的囑託他也同樣會研究歷史。黃百家在《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提到了黃宗羲年幼時的狀況：
府君垂髫讀書，即不瑣守章句，好窺群籍。年十四，隨王父京邸，王父自課以制義。府君完課之餘，潛購《三國衍義》《列國傳》、東漢殘唐諸小說，藏之帳底，夜則發而觀之。一日，王母以告王父，曰：「亦足開其智慧。」自後王父每私視府君書，觀所乙處，而府君轉不之知。年二十二，發憤讀《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鉛矻矻，不畢不寢。
可見，黃宗羲在幼年之時就喜歡翻覽各類書籍，而他尤其對史書感興趣，黃尊素對兒子的這種看閒書行為並不制止，他認為兒子多讀各方面的書籍能夠豐富知識和開發出想像力。而黃宗羲讀書也不僅僅是讀故事情節，他對部頭巨大的二十一部正史，竟然一天一本地將其看完了。正是這樣的努力，才使他打下了深厚的史學功底。
黃宗羲利用自己的藏書撰寫了大量的著作，這些著作中尤其以史學名著《明儒學案》最為著名。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首先舉出的就是這部名著：「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看來《明儒學案》可以被視之為明代學術史的正統，除此書外，黃宗羲還撰寫有大量的著作，而全祖望的《神道碑文》中羅列出如下書名以及簡短的評語：
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為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為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朴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為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為《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倖存錄》者也。歷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曆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西曆》《回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諸書，共若干卷。（《行略》尚有《元珠密語》，其實非公所作）。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為不傳之秘，而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後又分為《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為《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略。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嘆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溯山陽舊侶，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為《明文案》，其後，廣之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參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鄭嗣為《明詩案》，隱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鑒》《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志》，《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若干卷。
黃宗羲撰《南雷文定》清康熙刻本，書牌
憑一己之力撰寫如此巨大數量的著述，真令人嘆服黃宗羲旺盛的精力，以及他勤於著書的刻苦。他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當然跟他的藏書有著直接的關係。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中轉述了鄭南溪的一段話：「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精，言淹雅者詒譏雜丑，攻文詞者不諳古今。今先生合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質、文章而一之，使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於一貫。故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為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古人記藏書者，不過蓄書不讀為戒，而先生之語學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
鄭南溪在此明確地稱，黃宗羲藏書的目的不是為了讓別人誇耀自己的所藏是如何之豐富，更重要者，他是通過自己的藏書來撰寫一系列史學著作。可見，黃宗羲藏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撰寫相應著作。
黃宗羲為什麼要下這麼大氣力撰寫如此眾多的著述呢？倉修良認為：「明末以來的社會學術風氣，使黃宗羲深深感到史學的危機，這也可以說是促使他立志於史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對於這點，可由黃宗羲在《歷代史表序》中的所言為證：「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即《資治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今未嘗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日下也。」
黃宗羲撰《南雷文定》清康熙刻本，卷首
由此可見，黃宗羲對史學著作看得何等之重，同時他也感嘆真正致力於史學之人，在他那個年代已經寥寥無幾，而這正是他致力於史學的主要原因。在明末清初這個階段，為什麼史學如此衰落呢？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有如下闡述：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
明人讀書的風氣太過浮躁，致使很多重要的學術著作並無人進行深入地研究與探討，而黃宗羲認為經學和史學才是真正的讀書之本，否則的話就是俗學。而黃宗羲在《甬上證人書院記》中也闡述了這樣的觀念：
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為之一變。
為了改變社會的浮誇風氣，黃宗羲採取的辦法是進行講學，以此來擴大實學的觀念，全祖望在《續甬上耆舊詩》中談到了黃宗羲在寧波講學而產生的影響：「先生自言生平師友，皆在甬上。及風波稍息，重舉證人之席，雖嘗一集於會稽，再集於海昌，三集於石門，而總不甚當先生之意。嘗曰：『甬上多才，皆光明俊偉之士，足為吾薪火之寄。』而吾甬上，當是時，經史之學蔚起，雨聚笠，宵續燈，一振前輩之墜緒者，亦以先生左提右挈之功為大。」
經過黃宗羲的努力提倡，浙東一地出現了不少經史研究大家，《黃梨洲先生年譜》中舉出了一些因受黃宗羲的影響而成為著名學者的人物：「公講學遍於大江以南，而瓣香所注，莫如江東。門下士如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仇滄柱、陳介眉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鄭寒村之文章，其著焉者也。」
黃宗羲的著作有些部頭很大，比如他編寫的《明文海》就達482卷之多，對於如此大部頭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給出了這樣的評價：「明代文章自何、李盛竹，天下相率為沿襲剽竊之學，逮嘉隆以後，其弊益甚。宗羲之意，在於掃除模擬，空所依傍，以情至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雖遊戲小說家言，亦為兼收並采，不免失之泛濫。其搜羅極富，所閱明人文集幾至二千餘家……其他散失零落，賴此以傳者，尚復不少，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之著作，當必以是篇為極備矣」。」
可見，黃宗羲編寫《明文海》就是為了不讓一些不見經傳的名人著作就此而失傳。他的這種做法同樣也有著留史的概念。
黃宗羲撰《南雷文雋》四卷 民國十六年姚華抄本
相比較而言，《明儒學案》更是黃宗羲的學術著作的頂峰，黃宗羲曾稱：「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窮其委。」看來，搞清楚經和史才能明白學術史的原委。針對黃宗羲的這句話，徐定寶在《黃宗羲評傳》中指出：「『經史並重』是黃宗羲史識的重要體現。」全祖望在《甬上證人書院記》中也談到了黃宗羲經史並重的觀念：「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虛蹈，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為之一變。」而《明儒學案》則是他這方面的觀念的實踐方式之一，對於該書的情況，倉修良在其文中有如下簡述：
《明儒學案》記載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發展概況，為我國封建社會中最早、最完備的一部學術思想史著作。全書62卷，把明代214名學者按時代順序，分各個學派組織起來。採集有明一代學者文集、著作、語錄，分析宗派，成立學案19。其編次順序是，每一學案之前，附有一小序，簡述這個學派的源流和宗旨。接著是學者的小傳，對各人生平經歷、著作情況、學術思想以及學術傳授，均作扼要述評。這些小傳，一般都寫得樸實、動人，自然、逼真，不事雕琢、摹擬，重視內容事實，充分體現出優秀史學家所特有的風度，堅持史家筆法。
為什麼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後世會受到廣泛的看重呢？倉修良在其專文中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像《明儒學案》這樣全面而有組織特色的學術思想史專著，在中國封建社會自然屬於首創。」「黃宗羲編著《明儒學案》其貢獻不僅在於為我們留下了一部完善的學術思想史專著，而且還在於創立了一種新的史體——學案體。這是我國封建社會史學家所創立的最後一種史書體裁，也是史學發展的必然產物，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將《明儒學案》稱之為一種新的史體——學案體，乃是倉修良先生的一大發明。此後這個觀念很快得到了史學界的接受，倉先生能夠提綱挈領地點出《明儒學案》的獨創性，可見他對該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而他在文中把《明儒學案》的主要精神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充分體現每個學派、學者的學術宗旨。學者各家有各家的宗旨，而這些宗旨，正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們之入門處」。「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同樣，學者不能得其宗旨，即讀其書，亦不能得其要領。因此，規定是書的編纂一定要體現出各人的學術宗旨，做到「分別宗旨，如燈取影」。第二，所有原始材料，皆從每人的全集中纂要鉤玄，不襲前人之舊本，力求做到通過所輯之原始資料透露其人的一生精神和思想特色。第三，肯定獨立見解，兼取眾家之說。全書雖按學問的傳授系統分立不同學案，但對那些「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的，亦同樣為之各立學案，因為這些人在做學問上「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其糟粕」。第四，提倡自得，貴於創見，「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自然沒有價值，一概不取。以上四點，既是他編纂該書方法的說明，也是該書內容取捨的標準。
以上的總結乃是黃宗羲撰寫該書方式的分析，而關於黃宗羲為什麼用學案體來撰寫明代學術史，倉修良在文中總結出四大好處：
第一，由於同一個學派放在同一個學案之中，因而每個人的學術淵源、師承關係都可以得到充分反映。第二，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都得到反映，既得知師承關係，又了解發展變化。因為有的學派，往往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有的雖同出一源，可是發展到後來卻分道揚鑣。第三，由於每個人的主要著作要點均已摘錄，故對每個人的學術宗旨、思想特點，都基本上得以了解。第四，便於研究一個時代學術發展的大勢和學風的盛衰，全書學案的設立，基本上體現出一個時代學術思想的發展特點，自然也就便於了解一個時代學術發展的主流及主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