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體觀念而言，崔述的思路很正確，但他把一些事情作了絕對化，他認定後人不能超過古人，因為越往後能夠得到的歷史資料會越少，但他並沒有考慮到後世也有可能發現新的史料，比如河南安陽陰墟所發現的甲骨，這些甲骨文上所載的歷史史實更改了不少前人之誤。從這個角度而言，後世有可能比前人得到的原始資料更多，而其結論也會超過古人。
崔述產生這種局限性的另一個原因則緣於他身處北方見聞不廣，關於他的出生地，吳量愷在《崔述評傳》中有如下簡述：「崔述字武承，號東壁，生於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死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享年七十六歲。大名府魏縣（今河北魏縣)人。由於魏縣城多次遭水淹，乃撤縣，併入大名縣，故亦稱大名人。」
新建的小廟
由此可知，崔述身處北方，而那個時代的重要學者大多身處南方，所以乾嘉時期的重要學者相互間都有著密切的學術交流，而崔述與他們沒有任何的交往，他本身也得不到更多的歷史典籍，崔述的弟弟崔邁在《尚友堂文集》中稱：「北方藏書家至少；藏書者多不樂借人；而魏之遺書故籍則大半沒於漳水。北人不好名，詩文多不存稿；存稿者又未必發刻；子孫不能世其業，則用以飽蠹蟲，糊窗裹物，無所不至。大都存者少，不存者多。」
相對而言，南方的藏書更盛，而崔述身處北方，他能借到的書很少，再加上他的家鄉魏縣又遭受水災，使他有限的藏書也損失掉了。崔述考證歷史典籍當然需要大量的參考書，然他身處的環境又不能使其如願，這一切都局限了崔述的眼界。
鑼鼓喧天
崔述去世後的百年，幾乎少有人知道有這樣一位特立獨行的學者，其原因也同樣是因為他跟學術界少有交往，而他的弟子又沒有太大的名氣，崔述已知的弟子主要是陳履和，然此人也未能使其師的學問發揚光大。但陳履和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儘自己能力把崔述的著作收集在一起保存好，而後將手稿刊刻出來。他在《自雲南寄彰德書略》中稱：「履和二十年來，……於吾師之學絲毫不能盡心；計惟收藏諸書，傳之其人，或可稍盡弟子之職。」而對於刻書之事，陳履和又有著這樣的決心：「刻先生之書，此志畢生以之！」
然而陳履和與人交往有限，故為崔述所刻之書流傳不廣，崔述的著作偶被人得到後也因其觀念非漢非宋，很少能得到他人的首肯。陳履和在《行略》中稱：「老未登第，官又不達，且其持論實不利於場屋科舉，以故人鮮信之。甚有摘其考證最確，辨論最明之事，而反用為詆諆者。」
賈建鋼遇到了學生
崔述是舉人出身，未能考中進士，故陳履和說其師的觀念不利於科考，所以很少人信服崔述的所言。還有此學問家得到崔述的著作後，大多持貶斥之語，比如唐鑒在《清學案小識》中稱：「先生學主見聞，勇於自信；雖有考證，而從橫軒輊任意而為者，亦復不少，況其間得者，又強半為昔賢所已言乎！」但也有人留意到崔述著作的價值，比如張維屏在《松心日錄》中稱：「二百年來，考據之學盛矣，然大都就制度名物辨論之，未有合唐、虞、三代聖君賢臣之事跡而考究之者。東壁先生積三十年之心力，成《考信錄》諸書。每事必究其原；每書必核其實。歷代史傳無不覽，而義必以經為宗；諸家論說靡不觀，而理必以聖為準。」
院中情形
然而誇讚者畢竟是少數，正是以上的這些原因，崔述身後百年幾乎少有人提及，然而到了近代，崔述的觀念引起了學界的重視，然這種重視卻始自日本，趙文紅、王清泉在其文中寫道：
但是有點讓人難以接受，崔述的學術是首先在日本獲得地位的。二十世紀初，日本教育界和學術界巨子那珂通世博士，得讀《崔東壁遺書》，「深悅著者議論之高明精確，更求此書之完備，遂熟讀而校訂之。」他指出，「東壁之學涉經史，識通古今，考據辨析高出漢、宋諸儒之上。」「若就古書古傳更加以研究，於明瞭吾西鄰古代文化之真相，必勞少而功多;故此書為我國史學家不可闕之良書也」。並深幸的感嘆「陳履和之所謂『必有真知』者雖難望於國人，若行之於吾國，又何待乎『百年之久』哉。」同時加緊校訂《崔東壁遺書)。1903年，他校訂的《崔東壁遺書》收人《史學會叢書》出版。不出那珂通世所料，崔述在日本迅速得到了承認。
居住兼辦公室
日本的三宅米吉博士在《那珂通世校訂<東壁遺書>》中稱：「其議論精確，超絕支那古今之儒家者流。」同時他也指出：「其議論精確，超絕支那古今之孺家者流。」同時毫不客氣地指出：「當時不廣傳於學者間，僅得少數人之景仰，以之比較日本國學之隆興，可知清代學界之頹弊已久矣！」
崔述在中國學界受到重視則是始自顧頡剛，1920年12月15日，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清代人辨證古史真偽的，我如道有二大種而都沒有看過：一是崔述的《東壁遺書》，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叢書》。」三天之後，胡適回信說他的藏書中沒有《崔東壁遺書》，但他知道日本人那珂通世出過新式標點本。於是胡適寫信給日本友人青木正兒，托其代購日本史學會版的《崔東壁遺書》。而此時胡適又找到了《畿輔叢書》本的《崔東壁遺書》，他在1月24日給顧頡剛的信中寫道：「近日得崔述的《東壁遺書》（還不是全書，乃是《畿輔叢書》本，只有十四種，但《考信錄》已全），覺得他的《考信錄》有全部翻刻的價值，故我決計將此書單行，作為《國故叢書》的一種。」
民國年間修的崔氏家譜
經過顧頡剛的認真研究，他發現崔述的《考信錄》是極其有價值的一部書：「崔述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運用司馬遷『考信睛六藝』的方法，以經書里的記載來駁斥諸子百家裡的神話和傳說，做成了這部不朽的巨著——《考信錄》。他以為後世所傳的古史，大半是戰國諸子所假造的，主張信史起自唐、虞，唐、虞以上便不甚可稽考了。我們今日講疑古辨偽，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進他的研究。」（顧頡剛《崔東壁遺書序》）
胡適和顧頡剛對於崔述的辨偽觀念進行了仔細的探討與研究，而當時在北大任教的錢玄同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錢玄同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你說崔東壁是二千年來的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這樣的意思。」因為錢玄同十分佩服崔述的疑古思想，他特意改名為「疑古玄同」。故錢穆在《崔東壁遺書序》中稱：「東壁以百年前一老儒，聲名闇淡，乃留遺此數十種書，得身後百年如（胡適、顧頓剛、錢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顯於天下。」
譜系
經過這三位大家的提倡，使得學界形成了疑古風氣，雖然有人反對這樣的觀念，但經過顧頡剛等人出版的《古史辨》 的大力提倡，由此而形成了古史辨派。而劉師培還寫出了《崔述傳》，該傳中誇讚崔述稱：
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凌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於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為符驗，於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偽而存誠。則述書之功在於範圍謹嚴，而不在於逞奇炫博。雖有通蔽，然較之馬氏《繹史》固有殊矣。近人於考證之學多斥為煩蕪，若人人著書若崔述，彼繁蕪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崔氏墓地排列圖
2018年11月17日，蒙邯鄲學院賈建鋼先生之邀，我前往該院做了一場講座，在講座之作，賈先生帶我分別探訪了兩處遺蹟。第一天我們先去尋找了脫脫墓，在路上他告訴我，他已聯繫到崔述的第九代後人崔憲德先生。能找到後人，則能瞭然到更多的細節。1931年4月，顧頡剛跟洪業等人就從北京出發前往大名縣探訪崔述遺蹟，他們在此考察了四天，找到了崔氏家族後人，同時還看到了家譜以及崔述未刊著作稿，他們還參謁了崔述之墓。我不知道此後是否還有人尋找過崔述遺蹟，如今通過賈兄的聯絡，我再次前來探訪，心中頗感高興。
在車上賈兄撥通了崔憲德先生的電話，崔先生告訴我，他原本要在魏縣迎接我們的到來，然而正巧有公務在身，他在外地趕上了大霧無法返回魏縣，但他已經安排弟弟在家鄉等候我們的到來。同時他讓我們先到魏縣縣城，去找魏縣文化館老館長王鳳銀先生，請王先生帶我們去探看崔述故里。
圍觀
今日恰好是周六，賈建鋼的夫人李紅霞教授休息，故她與我二人一同前往魏縣。因為此前李紅霞與我見過面，故而一路上在聊著相關的話題。由賈兄開車從邯鄲前往魏縣，不到一個小時就來到了縣城。在縣城入口的位置看到了「梨鄉水城」的大牌匾，賈兄介紹說以前天津鴨梨是重要的出口品，其實此梨產自魏縣，因為出口口岸在天津，所以才被人稱為天津鴨梨。看來魏縣鴨梨的遭遇與崔述頗為相像，雖然那麼有特色，但卻少有人識其真面目。
讓我用村委會稿紙
也許是周六的原因，魏縣老城區內人多車多，而我無意中注意到有個路牌上寫著「東壁西路」，東壁乃崔述之號，見此路名讓我為之眼亮，於是立即請賈兄停車，而後拍下了此路牌周圍的情形。僅憑此牌，就可說明當地人未曾忘記這位先賢。賈兄打電話給王鳳銀，我們一路開到王先生家附近。在等候的過程中，路邊有個攤位一直在用喇叭吆喝著「五元一件、二十元兩件」。順眼望過去，原來地上堆放著成堆的衣物，有不少婦女在那裡挑挑撿撿，但其報價的邏輯我卻不明白，而李紅霞告訴我這可能是不同材質也就有了不同價格。但即使如此，其衣物價格之便宜還是令人吃驚，我覺得這個價格不要說成本，哪怕連運費都不夠。
重修的家譜
幾分鐘後我們見到了王鳳銀老先生，寒喧過後請其上車，老先生遞給我一個文件袋，他說裡面都是與崔述有關的資料。能夠得到這樣的資料，讓我大感高興，於是我連聲說著謝意。在王鳳銀的指揮下，我們向崔述故里駛去。在路上了解到，王鳳銀今年已86歲，但對當地的文保還十分上心，他一直感嘆很多歷史遺蹟都在消失之中，而崔述的墓也被破壞掉了，如今被埋在了一條道路之下。聞其所言，令我大感遺憾，於是向王鳳銀提出可否帶我前去看墓址。他說墓在魏縣縣城內，等返回時帶我去看。
崔述墓碑照片
王鳳銀說他從1961年就開始研究崔述，為了保護這些遺蹟他從八十年代開始多次上北京反映此事，他想以崔述墓為中心建造東壁公園，可惜他的呼籲沒有得到重視。近些年他在做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他把四股弦、落子、皮影等當地的特色報了上去，但他的老伴在2008年病倒了，這使他的精力差了很多，更為重要的是，他這些年為了申報項目及崔述的事情跑了很多地方，到現在這些費用還沒有給報銷。
聞其所言，真的令人感慨，同時他看著窗外的景色說，建設太快很多地方都不認識了。我問他有多久沒有去過崔述故里了，他說已有二十多年。聞其所言，我真擔心他不認路，好在賈建鋼用上了導航，所以我們很順利地來到了雙井鎮雙北村。
崔家墓地碑
在雙北村的十字路口上看到了崔東壁故里碑，於是我請王鳳銀站在此碑前給他拍了一張照片。而此碑旁還有另外幾塊古刻石，可惜上面的字跡難以辨識，在拍照期間，我聽到了鑼鼓的喧鬧聲，於是沿路過去細看，在一個廣場上看到了新建的天齊廟，而廣場中有些婦女在那裡跳著當地的舞蹈，想來今天是什麼特殊的好日子。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是歡迎我的到來，因為我站在廣場拍照時，沒有人會多看我一眼。
處在田地之中
我聽到了賈兄的招呼聲，於是立即返回，我們來到了一處大門前，門楣上寫著「邯鄲市盛弘科技有限公司」。賈兄在這裡巧遇邯鄲學院的學生，一番交談後，我們走入公司院內，得以見到了崔憲德先生的弟弟崔憲民。賈兄介紹說，賈憲民現任本村的支書。寒喧過後走入院中，看到這裡像是個加工廠，崔憲民介紹這裡亦廠亦家，同時也是他支書的辦公處。
崔憲民介紹說，他原本是軍人，後來在外面做生意，再後來返回本村任支書，所以對崔述的了解不如哥哥多，但他已經幫我找到了一些資料。而後他拿出了一些舊鈔本，我在拍照的過程中又來了幾位老人，其中之一是崔憲民的父親，他介紹說父親後腦出血，故說話有些不利落。而後又找來了本村的老會計，他們年紀跟王鳳銀相仿佛，三位老人在那裡用當地話熱烈的交談著，而我則忙著拍照所看到的資料。王鳳銀告訴我，縣文化館內還有三冊手抄本的崔東壁手稿，雖然不是崔述本人所寫，但也很珍貴。
細看字跡
經過聊天得知，崔述原本生活在魏縣縣城，並不在我所來到的雙北村，對於這個問題，幾個老人紛紛告訴我說，這是因為光緒二十六年漳河泛濫淹了魏縣縣城，當時城裡人流傳「有命難逃」一句話，但崔家人明白這個「難」字當作「南」講，於是他們逃到了此處，而此處原本就是崔述的故鄉。
我向崔憲民請教本村是否還有崔家的遺蹟，他說家族墓就在附近，而後我們一行人走出院落，前行不到二十米，就是一片田地，而路邊立著一塊文保牌樣的石碑，上面刻著「崔家墓碑」。展眼望去，田地里果真豎著幾塊碑，我們踏著青苗走到近前，崔憲民向我一一介紹著這些墓里分別埋的是何人。他同時告訴我，最前面的那一塊叫影壁碑，這樣的名稱我還是第一次聽過。走過去探看，上面刻著「崔氏祖塋神道」，看來當地稱神道碑為影壁碑。
神道碑
拍照完崔氏墓地，我等跟崔憲民告辭，他堅決不干，說已經定好了飯館，並且那家飯館特意進了一些海鮮，我鄭重地感謝崔先生的美意，告訴他說我們還要返回魏縣縣城，去探看崔述墓址。於是向崔憲民道謝後上車，向縣城駛去。
崔東壁墓原處在此門前馬路的下方
到達縣城附近時，賈建鋼問王鳳銀走哪條路，老先生果真忘記了路，我們只好邊走邊讓他辨認，但越是如此老先生越心急，他說眼前所見全都不熟悉。賈兄只好把車停到路邊，老先生想了一會兒還是說不認識，於是我出了個主意：將老先生送到他家，只要到他熟悉的地方，就能辨認方向。然而車開到王鳳銀上車之處時，他還是說不認識，這種情況令賈兄不知如何。我說既然如此，那就不再探看墓址，請老先生回家即可。然王鳳銀堅決要帶我們前去探看，他一臉的著急，於是我提出找個飯館請他吃飯，老先生說因為修路的原因，附近的飯館都關門了，而我看到十字路口上有一個拉麵攤，問其吃這個是否能行，他說當然。
描繪當年情形
李紅霞買了四碗拉麵，我看到這裡的炸糖餅頗為正宗，勾起了我幾十年前的味道，我們點上一盤，當我吃第一口時就感受到了廣告語中的那句「就是這個味」，於是吃完又點一盤。
原本應該叫東壁公園
這頓館吃得比較開心，雖然在寒風中，但食客眾多，而攤主與王鳳銀相熟，他特意給我們騰出一張小桌子，我邊吃邊念叨著今日的大快朵頤之感，而王鳳銀也說這個攤位的食品是何等之好，他猛然說了一句：「我想起來東壁墓在哪裡了！」聞言大喜，於是立即上車，老先生果真左轉右轉指路十分嫻熟。很快又開到了我們來時看到的東壁西路，沿此路轉向東壁東路，行駛出三百米，老先生突然喊：「停！」而後他徑直下車，指著馬路中間說：「崔東壁墓就在這裡。」展眼望去，這條路的北側是一個公園，而右側的大門門楣上刻著「魏縣經濟環境稽查辦公室」的字樣。
王鳳銀給我看的材料
拍照完這條路，而後走入旁邊的公園，一塊隨形石上刻著「文侯廣場」字樣。王鳳銀介紹說，原來這裡規劃的就是東壁公園，但後來改成了魏文侯，因為那些人覺得後者更有名吧。拍照完畢後，我們送老先生回家，他在路上突然提到：「我給你的那份資料有用的留下，沒用的你還還給我吧。」這讓我感覺很不好意思，因為我把他的檔案袋作為記事本在上面寫得亂七八糟，因為我覺得這份資料是他送給我的，既然老先生還有用，我只好抽出資料遞給王鳳銀，但他卻堅持讓我拿兩份有用的，於是我挑選出了崔東壁公園的規劃圖，而後向老先生道別，與李紅霞、賈建鋼驅車返回了邯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