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撰寫此書的觀念，金履祥在《通鑑前編序》中稱：「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滕》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金履祥引用朱子的觀點，認為《尚書》和《春秋》雖是經，但同時也是史，而金履祥以此觀點來區分了《春秋》和《尚書》在撰寫體例上的不同。然而對於上古時的記載，各種史書有很多不正確之處，所以金履祥在序中又稱：「《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跡，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記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頓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
金履祥對上古時的記載作了一番梳理，而後說明他撰寫《通鑑前編》的重要性：「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系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紀》而不敢盡仿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鑑前紀》亦區區之所望也。」
看來金履祥所撰上古史就是要將《資治通鑑》之前的一段歷史說清楚，就觀念而言，他與劉恕所想相同，只是他覺得劉恕所引之文不本於經典，而金履祥要用經典來記載和解釋歷史。柳貫所作《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亦載有此事：「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孫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雜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魯，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妃，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篇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
金履祥寫完此書後將其傳授給弟子許謙，並且他對該書有如下闡述：「既成，以授門人許鐮，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圓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厥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興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典知之。」（柳貫《行狀》）
對於金履祥的這部《通鑑前編》，張煦侯所著《通鑑學》將其列在了第六章「通鑑之枝屬與後繼」，而《通鑑前編》屬於後繼，張煦侯在本書中引用了《元史·本傳》中的那段話後，寫出了如下按語：
仁山陋道原之好奇而采事多濫，奮起改纂，誠屬有為而作，而觀所系年代，乃用邵氏術數家推定之歷，大非史家矜慎求真之意。以視道原於共和以前因眾說不同，不敢穿鑿，統稱《疑年》，孰為得失，殆夫人而可決矣。且以聖人筆削者為真，則置重筆削，務存褒貶，不免援經入史。史尚客觀，豈其然乎？仁山既本《春秋》筆削之意以修史，其弟子金華許謙，遂著《治忽幾微》一書，起太皡氏，而絕筆於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之一語。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故附於續經書孔子卒之義。其規仿經傳而迂謬可笑如是，仁山之教也。故踵纂《通鑑》而大失溫公之意者，自金履祥始。
張煦侯首先分析了金履祥的撰寫方式，其詬病於金履祥不敢疑經，這種援經入史的撰寫方式顯然難使該書客觀。他的弟子許謙也曾仿照《通鑑前編》體例寫過一部《治忽幾微》，此書的毛病亦如其師的作品。所以張煦侯感嘆說，在金履祥之後有多人撰寫續《資治通鑑》的相關著述，但既然是續作就應當本著司馬光的撰寫觀念，然續書與本書觀念不同，這不符合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的本意。張煦侯在文中又批評道：「即以史料言之，劉恕誠好奇矣，而金氏此書，於周昭王二十二年書釋氏生，好奇亦不減於恕。《四庫提要》揭舉此條，真可謂以矛刺盾，仁山其何辭乎？其《舉要》三卷，後序謂『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故有此作。」
張煦侯認為劉恕所撰《通鑑外紀》確實有金履祥所說的毛病，那就是過多的引用野史的資料，然而金履祥在指責劉恕此毛病的同時，他的《通鑑前編》也有著同樣的毛病在。
張煦侯的觀點應是本自四庫館臣，《四庫提要》中稱：「27蓋履祥撰述之意，在於引經據典，以矯劉恕《外紀》之好奇。惟履祥師事王柏，柏勇於改經，履祥亦好持新說。如釋『桑土既蠶』，引後所謂桑間為證；釋『封十有二山浚川』，謂營州當雲其山碣石，其川遼水；以《篤公劉》《七月》二篇為豳公當時之詩，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為豳詩，《篤公劉》即為豳雅；皆不免於臆斷。以《春秋》書尹氏卒為即與隱公同歸於魯之鄭大夫尹氏，尤為附會。至於引《周書》記異，於周昭王二十二年書釋氏生。則其徵引群籍，去取失當，亦未必遽在恕書上也．」
雖然有這樣的批評，然四庫館臣也同時肯定了《通鑑前編》一書的價值；「然援據頗博，其審定群說，亦多與經訓相發明。在講學諸家中，猶可謂究心史籍，不為游讀者矣。」而後四庫館臣又談到了該書的《舉要》三卷，以及後來此書被人改名的問題：「履祥自撰《後序》，謂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故別為《舉要》三卷。凡所引經傳子史之文，皆作大書。惟《訓釋》及《案語》同以小字夾注，附綴於後。」蓋避朱子《綱目》之體，而稍變《通鑑》之式。後來浙江重刻之本，列《舉要》為綱，以經傳子史之文為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已非其舊。又《通鑑綱目》刊本，或以此書為冠，題曰《通鑑綱目前編》，亦後來所改名。今仍從原本，與《綱目》別著於錄，以存其真焉。」
對於這一點，張煦侯在文中引用了《續文獻通考》對《通鑑前編》的評語：「原本凡所引經傳子史之文，皆作大書，惟訓釋及案語，則以小字夾注附綴於後。其後浙江重刻之本，列《舉要》為綱，以經傳子史之文為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又或以此書冠於《通鑑綱目》之首，題曰《通鑑綱目前編乃後來所改名，並非其舊。」
這段話說的是後世在刊刻《通鑑前編》時將其改名為《通鑑綱目前編》，而張煦侯對此寫下如下按語：「今之匯刻《通鑑綱目》者，皆以金氏之書，冠於紫陽正編之前，而以《綱目前編》為題矣。其事起於明季之陳仁錫，其條例亦稍變更，與綱目合。康熙中官刻全書，更以御批加其首焉。明渭南南軒亦曾就是書加以改纂，為《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四庫》存目有之，稱其雜采類書，冗瑣糅雜，蓋又在金書之下矣。」
對於改名之事，葉德輝也認為這種改法不對，他的《郋園讀書志》中收錄有其所藏元天曆元年門人許謙所刻《通鑑前編》一書，葉在該書的跋語中首先引用了金履祥在後序中的所言：「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故別為《舉要》三卷。凡所引經、傳、子、史之文，皆作大書，惟訓釋及案語，則以小字夾注，附綴於後。」而後葉德輝說：「後來浙江重刻本，列《舉要》為綱，以經、傳、子、史之文為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已非原書體例。又，俗本或題《通鑑綱目前編》，殊不知全書並非專仿《綱目》，安得以《綱目》之名加之？」
金履祥撰寫此書的目的乃是延伸《資治通鑑》之前的歷史，如果將其改名為《通鑑綱目前編》，則有悖金履祥撰寫此書的本意。對於金履祥所撰此書的優點和缺點，葉德輝在跋語中有如下表述：
履祥在宋末諸儒中，不為語錄空談之學，所著書，皆根柢經史諸子，亦非專尚義理者務為揣測之詞。惟其學出於王魯齋之門，此書所采《書經》，其訓釋往往求異先儒，好為高論。案之履祥所撰《尚書表注》，大抵互相發明。或謂其作《表注》時與作此書，悉本胡宏《皇王大紀》。參考著書歲月，其說似非無根。《四庫全書提要》譏其「勇於改經，不免臆斷」，洵定論也。
正如葉德輝所言，金履祥在撰寫史書時喜歡表達自己的觀念，比如他在《通鑑前編》卷一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大，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共消長，遂以為古今有定形爾。山與主石且有消長，，而況水乎？普沈存中奉使河北，過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之殼及石子，橫豆石壁如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背之河濱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虛石壁之間，即河日邊，山日長，石日凝，蓋可知也。
金履祥在各地遊覽時，他發現太行山上有些懸崖上有海底的貝殼，由此而讓他悟出了滄海桑田的變化。同時這段話也可旁證於他給朝廷所上平戎策為什麼有很多準確的記載，因為他在出遊時善於觀察。同時也可看出金履祥在撰寫史書時喜歡發大段的議論。
對於金履祥的學術特點，樓惠敏、沈剛健在《理學大師金履祥對蘭溪古村落的影響》一文中總結道：「金履祥在理學方面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疑經精神和經史兼通。疑經精神：受其師王柏影響，金履祥有著濃厚的疑經精神。他對傳統的四書五經乃至朱熹的註解提出了不少疑難，如《論孟集注考證》等書，便是懷疑朱子《四書集注》而撰，又懷疑孔安國之《尚書序》為東漢人之偽作。經史兼通：首先他融會四書，為朱熹《四書集注》著作註疏。自漢唐以降，為四書註疏的經學家不計其數。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在金履祥之前少有人以傳統的註疏方式為之疏義。」
關於金履祥的遺蹟，樓惠敏、沈剛健所撰之文中寫道：「金履祥一族原祖居浙江三衢桐山峽口，後金氏一支由金展率領徙家遷到蘭溪的桐山。南宋理宗紹定五年（1232），金履祥生於故里蘭溪縣純孝鄉循義里桐山（今蘭谿市黃店鎮桐山後金村）。」而我在網上查得後金村仍然有金履祥曾經講學之處仁山書院，於是我將這裡列為了尋訪目標。
後金村中的老房子
2018年9月4日，《北京青年報》青睞讀書會組織了一場浙江尋訪之旅，在該報副刊主編陳國華和王勉老師的安排下，該讀書會的20名成員與我共同到浙江多地尋訪。這一天我們乘大巴車來到了後金村，在本村內我們找到了仁山書院，參觀完畢後，隊員們又走入後金村去拍照。因為本村處在一片坡地上，這些老房子高低錯落有致，看上去很有畫面感。
金遇良先生
然而，村內有幾處高大建築卻上著鎖，於是有的隊員在路邊打聽誰能開門，而旁邊過來了一位中年男士，他走上前掏出鑰匙默默地打開了一處院門，而後示意大家進入。在這裡他向大家簡約地講解著此房的用途以及相應的歷史。之後他又帶眾人參觀了本村的老戲台，而他每到一處都能開門，這令眾隊員們驚奇不已，於是好奇地圍著這位先生刨根問底。此人稱他叫金遇良，已經年逾七旬。眾隊員們紛紛感嘆，他看上去也就五十多歲。金遇良說他年輕時在本村做會計，一做就是三十多年，故村中有些公產都是他拿著鑰匙。金先生極有耐心地向大家講解著村中的往事，雖然他的方言讓大家只能聽懂一部分，然眾隊員紛紛感慨，今日運氣好，正如這位老先生的名字：我們遇到了善良之人。
老戲台
敞闊
然而我卻突然想到金履祥也姓金，那金遇良會不會是金履祥的後人呢？於是上前問之，果真得到了確切的答案。此前我在網上查得金履祥墓仍然存在，但所有的資料中都未說明金履祥墓的具體方位。我馬上向金遇良請教，他立即告訴了我墓在哪裡，但他同時說前往金履祥墓的道路沒有名稱。陳國華聞言立即向金遇良提出可否請他帶路，我們一同去祭拜金履祥。
走入小徑
金遇良答應下來，而後他帶著眾人在村中穿行，來到了大巴車旁，之後乘車向村外駛去。約駛出村兩公里左右，金遇良讓司機轉向一條小窄路，方師傅看了一眼說，這麼大的車根本開不進去。我們只好在此下車，步行跟金遇良走入一條小路。
水泥路的盡頭
這是一條水泥路，雖然不寬但還算平坦。金遇良告訴大家，這一處山地早已分給了村民，而他的地不在這一帶。這條水泥路長約五百米是一條斷頭路，在路的盡頭長滿了荒草，金遇良帶路踏荒草而入，原來腳下的小路被草遮擋了。前行二十米看到了用石塊鋪就的小徑，而小徑的盡頭就是金履祥墓所在。
文保牌
乾隆年間所刻之碑
另一塊古碑
眼前所見有一塊一百平方米大小的平地，平地的側旁有文保牌，此地的右側就是金履祥墓，此墓與山體融為一體。能夠看出有整修後的痕跡，金遇良在這裡簡要地介紹著金履祥的生平，而他同時糾正我在講述金履祥師承上的差異。我們走到墓前給金履祥鞠了一躬，金遇良的臉上顯現欣慰之色。
墓前的平地
金履祥墓
拍照完畢後，原路返回車前。為了描述這一帶的狀況，我向金遇良請教這一帶山的名稱，他很認真地要給我畫示意圖。借紙小姐立即掏出一個筆記本遞給他，老先生在上面畫出草圖，一一地標明每座山的名稱，其認真的態度讓眾人大為感慨。標註完畢後，眾人請金遇良上車要把他送回車內，然他卻堅持不肯，他說我們前往蘭溪之路一直往前走即可，送他回村的話會耽誤時間，他堅持要自己走回去。
眾隊員
金遇良畫示意圖
金遇良的堅持只能讓大家與之道別，而我們的車啟動時，他依然站在路邊揮手而後注視著我們的車離去。眾隊員們在車上紛紛感慨當地民風之純樸，看來金履祥的理學觀念依然在當地不絕如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