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文明古國，是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雕版印刷源於唐，興於宋元，盛於明清。明清兩代是我國雕版印書的黃金時代，其刻書盛況，遠超宋元，更為唐代所不及。研究刻本流傳，有史可考，有評有釋，撮其要義，鉤稽史實，學點古籍知識，大有裨益。
眾所周知，印刷術是我國古代的偉大發明，被稱為我國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之一。中國的印刷術是人類文明的先導，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自印刷術發明後，書籍出版大為改觀，為知識傳播與交流創造了非常有利條件，對推進世界文明產生重大影響的中國印刷術，已被列入聯合國文化遺產名錄（據2010年11月16日環球網記者李宗澤報導），舉世矚目，國人振奮。我國雕版印刷源於唐、五代，興於宋、元，盛於明、清。而明清兩代是我國雕版印書的黃金時代，其刻書盛況，遠超宋元，更為唐代所不及。中華歷史悠久，代有典籍文獻，浩如煙海，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學術之精奧，刻本之多樣，流傳之長遠，可謂在世界上無與倫比。
一、印刷術的發明
印刷術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話題，斑斑史跡，可圈可點。所謂印刷術就是將文字製成印版，在版上塗上墨，印到紙上所成為印刷品的工藝。它基本上有兩種：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雕版印刷術又叫整版印刷術，是將文字反刻在一塊整體的本版上，然後在版上加墨印刷的方法。活字印刷術是先刻成一個個反刻單字，依照著作物，將每個單字檢拼湊成一塊整版，再在版上加墨後印刷而成的方法。我國雕版印書起源於唐代初期，唐代後期逐漸流行，五代時大量應用。
且看有史考據，令人可信。唐代長慶四年(824)，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中說：「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中「模勒」二字用現代詞義的解釋為雕刻的意思。既然說到雕刻，當然就必有雕版，有了雕版，才能印刷賣品。道出了當時刻印詩文出賣的事實。
據《舊唐書》文宗本紀中記載：太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版「。其意即太和九年十二月初六下令禁止民間私印日曆。又據《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馮宿在奏文說「劍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從這些也可見當時雕版印刷術已經在民間廣泛流行。
柳砒在其《家訓》序里說「中和三年癸卯夏(883)，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官、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九世紀後期在四川成都等地已有印刷的字書及陰陽占卜的書籍印刷品。
宋代朱翌《猗覺寮雜記》中說：「雕版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鏤版為正」。又王應麟在其《困學紀聞·經說篇》引《國史藝文志》中說「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術數書、小學」。可見宋代人都認為雕版印刷是唐代所發明。
且看實物為證，令人信服。唐代刻本在今天能見到的雖然極少，但畢竟有之。如在甘肅敦煌發現的實物，最著名的是咸通九年(868)雕印《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這部佛經卷末明明白白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字跡。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有日期的印刷品。在佛經卷首印有圖畫一幅，畫的是釋迦牟尼《祗樹給孤獨園》的圖，這幅畫線條挺勁，刀法圓熟，經文字體渾樸，黑色鮮明，充分反映出這部書的印刷技術，已經達到純熟的境界。這充分說明中國印刷術的發明，當遠在公元868年以前，是無可置疑的。
還有唐《乾符四年(877)曆書》、《中和二年(882)具注歷》兩種唐代曆書，以及1966年在韓國發現的唐代武后時代所刻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等都是有力的證明。
到五代時，刻書範圍進一步擴大，無論在刻書區域、刻書人、刻書內容與品種等方面都有較大的發展，如刻書地區就有蜀、江寧、浙江、瓜洲、沙州、青州、福建等地。五代的國子監刻印經典也很有名，從後唐長興三年(932)開始校刻《九經》，後來又擴大到刻印《論語》、《孝經》、《爾雅》、《經典釋文》、《五經文字》等。經過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歷時二十二年，直到後周廣順三年(953)才全部刻印完成。五代監本，宋人稱為「舊監本」，或稱監本書之始。不過五代所刻的書現存甚少。
二、宋刻本
宋代是我國刻書事業的興隆時代，雕版印書盛行。宋代刻書地域幾乎遍布全國，主要以汴梁（開封）、四川眉山、杭州、福建建陽為中心。並形成了官刻、家刻和坊刻並舉的三大系統。
官刻本是指官方政府各機關所刻的書。以中央國子監為最著名。此外還有地方政府、司（官署名稱）、書院等。宋初皇室非常重視對書籍的收集典藏、整理與利用。宋代大規模刻經之舉有五次：第一次於北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宋太祖命張從信前往益州（成都）監雕大藏佛經，歷時十二年，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刻成。版片運至都城汴梁（今開封）太平興國寺印經院，印成四百八十函，五千零四十八卷，稱《開寶藏》，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的佛教大典。第二次刻於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由僧人沖真、普明發起，始刻於福州東禪寺院，歷時三十二年，至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刻成，計五百八十函，六千四百餘卷，稱《萬壽大藏》。第三次刻於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由蔡俟臣、陳靖以及僧人本明、宗鑒發起，始刻於福州開元寺，歷時六十年，至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刻成，計五百六十七函，六千一百一十七卷，稱《毗盧大藏》。第四次刻於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由湖州（今浙江吳興）王永從捐資開刻，竣日不詳。計五百四十八函，五千四百八十卷，稱《思溪藏》。第五次刻於南宋理宗紹定四年( 1231)．由法中禪師發起，始刻於平江府（蘇州）磧砂延聖院，歷時九十一年，到元代至治二年(1322)才大功告成，計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稱《磧砂藏》。
宋太宗至真宗年間，朝廷聚集南北文士，編纂前代文史典籍，主要有四部書，稱之為宋代「四大書」，即《太平御覽》一千卷（類書）、《太平廣記》五百卷（分類纂輯筆記小說、野史故事等）、《文苑英華》一千卷（文集）、《冊府元龜》一千卷（類書）。這四部書篇幅巨大，卷帙浩繁，影響之大，為世人所贊。
家刻本指的是私人出資所刻的書。在他們所刻的書上，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齋、某宅、某府為標記。由於家刻書一般都以廣采善本，校勘精細，刻印皆佳，雖印數不多，但質量較好，為歷代藏書家所珍視。宋代家刻本所涉地區主要在四川、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江蘇等地。家刻書遍及經、史、子、集各類，但以集部、雜著為多。如岳珂相台塾刻《九經三傳》，陸子通刻《渭南文集》，廖瑩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黃善夫刻《史記》，費氏進修堂刻《資治通鑑》，余仲舉刻《新刊五百家注者辨昌黎先生文集》等都是著名的家刻本。
坊刻本指的是民間書商所刻的書。宋代坊所刻的書大都以書商字號署名，稱某某書堂、書鋪、書肆、籍鋪、經鋪等。如榮六郎刻書鋪就是在北宋京城汴梁（開封）刻書售書，後隨王朝南遷臨安（杭州）仍繼續刻書售書。臨安書肆林立，陳宅（陳道人）書籍鋪，尹氏書籍鋪等，都是浙江有名的書鋪。宋代坊刻書很多，主要地區有浙江、福建、江西、四川、山西等。以福建最多，福建又以建陽為多，建陽又以麻沙鎮、崇化鎮兩坊最有名，號稱圖書之府。特別以余仲仁的萬卷堂、余志安的勤有堂刻書為最有聲譽。但也有的書坊從盈利出發，急於求成，疏於校勘，質量不高。
宋代刻本特點據明代葉盛《水東日記》中說：「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折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則刻工私記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以及字總數。余所見當時印本書如此」。一般來說宋刻本的書口以白口居多，到南宋才出現黑口。宋前期的裝幀是當時流行的蝴蝶裝。書葉不用摺疊，版心向內，所以不需鐫刻黑線。到了南宋後期時，出現了包背裝或線裝形式，版心向外，了為摺疊方便，即在版心上下往往鐫刻一條黑線以作摺疊標準，於是版心便有了書口之稱，也有白口黑口之別。宋刻本在字體方面，大多仿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字體，大致浙江刻本以歐體居多，四川刻本以顏體居多，福建以顏體、柳體居多。每行字數不一，北宋刻本多以字大、行寬；南宋刻本則以字細、行密。其刻本風格，北宋質樸，南宋挺秀。
宋版書是世人所公認的珍本，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究其原因是：第一宋版書接近於原本，刻書精審，在學術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第二宋版書刊刻藝術為後世的楷模，對書籍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第三宋版書刻印工整，墨色顏潤，用紙考究等許多特點；加之宋刻本傳世稀少，故一直被世人所珍視。
三、元刻本
元代繼承宋代之後，刻書沿著宋代風格進一步發展。元代刻書業控制較嚴，先後設立經籍所、秘書監、興文署、藝文監、藝林庫等機構負責管理刻書。元代官刻本主要由興文署掌管，以興文署刻本為最著名。元代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9)，曾派人取杭州等地官刻書版回京師。二十七年(1291)興文署召集刻工刻印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如刻《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等。元代地方官刻以各路儒學、郡學、府學為多，以書院刻本為最好、最有影響力。因為元代有豐富的學田制收入，刻書資金有保障；而且主持書院山長（即院長）都是有學問的文人，他們都有很好的校勘能力，為其刻書具備良好條件，所以書院刻書多而精。如西湖書院刻《文獻通考》、廣信書院刻《稼軒長短句》、園沙書院刻《大廣益會玉篇》、宗文書院刻《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桂山書院刻《孔叢子》、梅隱書院刻《書集傳》、建安書院刻《蜀漢本末》等，為元代刻本中的代表。
元代的坊刻本比官刻、家刻本為多。當時福建的建寧府是書坊聚集的地方，刻書最多，又以建陽、建安兩縣尤為有名。元代刻書地區除福建外、盧陵（江西）、婺州（浙江）、平水、平陽（山西）等地也是元代刻書的重要地區。
元刻本有許多刻、印俱佳的刻本，校勘認真，選擇良工，紙墨上等，質量相當高，印數也較多，流傳較廣，形成了元代刻本的特點與風格。元刻本在字體上，多用當時流行的趙孟頫字體，在版式上，元初接近宋版，行字疏明，中期以後，行格漸密，由左右雙欄漸趨四周雙欄，目錄和文內篇名刻有魚尾，版心多作黑口、雙魚尾，而魚尾又多花魚尾。
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上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世界上第一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是我國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的畢升，他所用的是膠泥活字。進入元代，皇慶年間(1312-1313)王禎創造木活字印書成功，把活字印刷術向前推進一大步。他在研究和改進畢升泥活字的基礎上創造了一整套木活字的製作方法和使用方法，科學地總結出聲韻刻字法、鎪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輪法、取字法等。王禎在皖旌德縣做縣官時，就用木活字試印了《旌德縣誌》，全書共六萬多字，不到一個月便印成一百部，大大地加速出書時間。王禎在活字印刷術作出了偉大貢獻，他的《造活字印書法》一文（見其著作《農書》附錄），是我國印刷史上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
四、明刻本
明代刻書業，由於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採取系列政策，整頓和維護社會穩定，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同時儒學選仕，重視教育，又促進了刻書業的提升，不僅刻書繁盛，抄書也盛行。明代官刻本，以南北二京國子監的刻本為著名。明太祖朱元璋取天下版片集中南京，於是南京便成了當時國家的出版中心。由南京刻工修補翻印的，稱為南監本。到了明成祖朱棣即位遷都北京，於是北京也就成了印書的一個中心。北京國子監根據南監本重刻了不少書籍，稱為北監本。
明代內府刻書是由司禮監理其事，司禮監是明初設置十二監中地位最高的一署。下設三經廠，一是漢經廠負責刻四部書籍；二是藩經廠負責刻佛經；三是道經廠負責刻道藏。後人稱這種刻本為經廠本，其校勘不夠精審，質量不高。明代官刻本值得注意的是藩府刻書較多，因為明代採取分封制度，把王室子孫封到各地為王。藩刻本所據底本多為皇帝賞賜的宋、元善本書，可進行翻刻，所以質量都較高。如永樂年間周藩刻《普濟方》、成化二十三年唐藩刻《文選》、嘉靖十三年秦藩刻《史記》、嘉靖二十年蜀藩刻《欒城集》、萬曆元年益藩刻《玉篇》等，刻印都較精良，版本價值也較高。
明代官修書中，有一部大型寫本書（又稱抄本），不能不提的是鼎鼎大名的《永樂大典》（原名《文獻大成》），是我國最大的一部類書，珍貴文獻，聲名遠播，也是被世界公認最早的一部百科全書。它是從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1403)到永樂六年(1408)編成。收錄了從有文字記載幾千年來的七八千種著作。全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外加凡例目錄六十卷，共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三億七千萬字。由於該書卷帙太大，當時只抄了一部，後來又抄了一部副本，沒有刻印。
明代王朝不僅重視官刻，而且也重視私刻，並實行特殊政策，「洪武元年八月詔除書籍稅」，為私人刻書減輕了稅收負擔，鼓勵民間刻書。因此明代家刻本、坊刻本都很盛行。且家刻優於坊刻。明萬曆年間，學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四》說「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又一學者謝肇涮《五雜俎》卷十三也說：「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吳興、新安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閩建有書坊，出書最多。」胡、謝兩學者皆為明代人，耳聞目睹，所論有據。他倆是評價明代私人刻書質量，但也道出了明代刻書的主要地點。當今學者也多同意此論，如今人毛春翔在《古書版本常談》一書中說：「明版本，若就地方而言，則蘇、杭、皖、閩為刊刻中心地。」據記載明代書坊刻書有一百四十五家之多。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常熟的毛晉，他所刻的書籍校勘精確，技術優良，版心下方都刻有「汲古閣」的標記。
說到毛晉的「汲古閣」，「藏書震海內，雕槧布環宇，經史百家，秘籍琳琅，有功藝林，誠非淺鮮。」（顧廷龍等《明代版刻圖錄初編》卷七）。「汲古閣」創始人毛晉，字子九，是明末常熟著名的學者藏書家。他一生性無他嗜，惟書是癖，尤善本秘籍，搜集不遺餘力，家有藏書84000多冊。這就為其刻書和抄書提供了質量可靠的底本。「汲古閣」刻書有名，抄書也有名。毛氏父子（其子毛扇，字斧季，是明末清初著名目錄學家）刻書40多年，達600多種，積書板十一萬片之多，為明代私人刻書最多者。所刻的品種多為叢書，內容十分廣泛，有唐宋別集、百家九流、道經經典等等。如《十三經註疏》、《十七史》、《津逮秘書》、《宋六十名家詞》、《元曲選》、《說文解字》等最為著名。為保證印刷質量，毛氏父子對印工和材料都進行精心挑選，用好手、佳紙、優墨細印，確保印刷質量，享有極高盛譽。
筆者還想藉助一角談一談徽州刻書情況，因為明代皖徽州地區也是全國重要的刻書中心之一。明代徽州刻書者很多，書坊鱗次櫛比，聚於徽州府治歙縣。據嘉靖《徽州府志》記載，明代徽州「刻鋪比比皆是，時人有刻，必求歙工。」鄭振鐸《西諦書話》也說：「徽郡出版事業之盛，自汪士賢與吳勉學『師古齋』、吳琯『西爽堂』、吳養春『泊如齋』以來，已凌駕兩京、建安矣。而版畫之工，尤絕倫無比。」明代徽州比較著名的書坊和刻家主要有黃氏、吳氏、程氏、汪氏、仇氏等門，當時這裡有刻工數百名，以黃姓為最多，也最有名。黃姓有影響的刻家是黃正位、黃正達、黃裔我、黃德時、黃汝清、黃晟、黃邦彥等一大批人。當時徽州地區私人刻書種次數以千計，其質量優於同時代其他地區刻本，有不少是屬明刻之上乘，徽刻之佳槧。
另外，在徽刻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雕鐫插圖版畫。當時徽派版畫中外馳名，而徽州又是徽派版畫的發源地。在明代，這裡既是江南重要版畫中心，也是全國的版畫中心。這裡版畫作品繁多，且雕鐫極為精麗。版畫名工輩出，尤以黃氏為最。據鄭振鐸《中國版畫史·序》說：「我國版畫之興起，遠在世界諸國之先……迄萬曆、崇禎之際而光芒萬丈。歙人黃、劉諸氏所刊，流利工整，極見意匠。」所以有人說明代「世界版畫中國之最，中國版畫徽派之最，徽派版畫黃刻之最」。此說雖似有些誇張，但實為不過分。在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裡選錄徽刻精圖360件，大多出自黃氏刀下作品。所以對徽派版畫值得一說。
明代初期刻本猶沿元代風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以後盛行白口，字體失去了以前刻本所具有的書法意味，漸變為橫細直粗、形態板滯的方塊字，即所謂「仿宋體」。明刻本和宋、元刻本不同的地方，特別明顯是版心中書名的位置。據況卜娛《織余瑣述》中說：「宋元版書，書名在魚尾下，明刻本在魚尾上。反是者，殆不經見」。
五、清刻本
清代刻書業比之明代又有了新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大批文人、學者涉足於上此，呈現出繁榮的黃金時代，刻書抄書皆超過明代。清代刻書改變明時由司禮經管的制度，在武英殿設置刻書處，專事修書、刻書。並把清代初期政府刻書的「內府本」改稱「武英殿本」。清官刻的武英殿本、坊刻本以及私家刻本，校審之精、刻印之工、紙墨之佳、裝潢之美，都是空前的，今天我們見到的大多數刻本都是清刻本，特別是乾隆、嘉慶以後，考據之風大盛，精校精印的書更多，成為一個亮點。
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影響最大的官刻本，對清代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其刻本甚多，約有三百多種，內容廣泛，其中卷幀最多，流傳最廣的有《十三經註疏》、《二十四史》、《九通》等。
清代編修叢書很盛行。據《中國叢書綜錄》、《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等有關資料統計，清代所編叢書有2700多種。官修叢書主要有《四庫全書》、《律歷淵源》、《御纂七經》等，以及翻刻大量宋、元、明叢書。其中《四庫全書》最負盛名，它是繼明代《永樂大典》之後，我國又一部巨大的綜合性叢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編成，卷帙浩瀚，蔚為大觀。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四大部分。經部五千四百八十二冊；史部九千四百七十六冊；子部九千零五十五冊；集部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二冊。共收錄著作三千五百零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分裝三萬六千零七十八冊，約九億九千七百萬字，相當於《永樂大典》的三倍半，至今世界上尚無一部書規模可與之相比。這部全書僅抄七部，沒有刻印。清代皇帝「欽定」的書也很多，如康熙欽定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全唐詩》、《歷代詩餘》等都很有名。
清代坊刻的書，經營歷史悠久，刻書數量多，如刻印經、史、子、集，筆記小說、通俗本各類數百種。與此同時，清代私家刻書蔚然成風，特別乾隆、嘉慶之後，掀起的翻刻宋、仿宋潮流，對刻印書業產生了巨大影響。刻書地點清代初期以南京、蘇州、杭州為最多最好。隨之四川、福建、安徽、廣東、江西等地也興盛。到清後期刻書地點遍及全國，書肆林立，刻印事業非常發達。
綜觀清代私家刻書，鮑廷博是清代私家刻書的佼佼者，其所刻《知不足齋叢書》更是為人稱道，「蜚聲海內外，有功士林夥矣」。集收藏、鑑賞、校勘、刻書於一身。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飮，室名知不足齋。其刻《知不足齋叢書》，共30集，781卷，錄書207種，從乾隆三十四年開始刻印，至嘉慶十九年刻成27集。是年鮑廷博去世，餘下後三集由其子士恭於道光年間刻畢。這部巨製成功，歷經兩代人，50餘年，可見梓人之艱辛。此書以精善而出名，在清刻叢書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被譽為中國古籍之翹首，深受學者的好評。
清代道光年間皖南涇縣翟金生在繼承和發展宋代畢升的泥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又作出貢獻。他經過三十年之努力，動員親友三十六人參與研製泥活字十萬多個，於道光二十四(1844)試印他自己的詩詞集《泥版試印初編》。道光二十七年(1847)又排印黃爵滋著《仙屏書屋初集》。咸豐七年(1857)，翟金生又叫其孫子翟家祥排印了明代老家譜《水東翟氏家譜》等書。
此前，早於翟金生泥活字印本十二年，道光十二年(1832)吳郡（今蘇州）李瑤在杭州用泥活字排印的《校補金石例》四種：即《濟南潘氏蒼崖金石例》十卷、《長洲王氏止仲墓銘舉例》四卷、《姚江黃氏黎洲金石例》一卷、《吳江弭氏祥伯金石例補》二卷。
李氏、翟氏兩家都按畢升活字法成功印書，雄辯地說明了畢升印書法之可靠，證實了宋代畢升是世界上第一個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的論點是不容質疑的，要比德國人谷騰堡活字印刷早400多年，捍衛了中國四大發明之一——活字印刷術的崇高地位。
此外，清代還有金屬作活字，採用澆鑄，不用雕刻，如錫活字、銅活字、鉛活字等等印刷書籍。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據統計：清代刊刻及其他出版新老圖書十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部，約占歷代出書總數六成多，是歷代出書最多的朝代，可見清代出書的盛況，獨占鰲頭。
綜上所述，我國是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雕版印刷遠源流長，源於唐五代，興於宋元，盛於明清。在各代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刻書數量龐大，品種多樣，風格各異，閃耀著祖國的燦爛文化，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豐富的學術寶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版本價值。保存文獻，傳播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責無旁貸，讓我們繼往開來，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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