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歷史說TALK
編輯｜歷史說TALK
前言：
林語堂一生多次往來中西方，為促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溝通與理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他的作品受到廣泛的歡迎，其文章中也不乏哲學思索，但關於他的生活哲學的論述則相對較少。
林語堂的文學創作，既有從不同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出發，又有「文化剖析」和「文明交流」的理論，揭露和肯定了他在「文化」批評上的功績。
從林語堂中德法美的人生經歷，以及對法中西文化的博採和對西方文化的欣賞，以及對西方文化的評價，可以說他是一位「東方哲人」，或者說一位溫文爾雅的君子。
在前者看來，林語堂是有意識地吸取中國文化精華，用一種能為西方人所了解的、能發出中國聲音的人，博得了許多英語讀者的喜愛。
一、情隨意的生活觀念
林語堂的人生哲理，最突出地表現為「意」、「情」的人生觀念。
首先，他將「情」視作超越自身的「他者」和超越人的意識的「自然」。
20世紀初期，他站在上海這座遠東大都市，目睹中國人對現代性的追尋所表現出的無限膨脹和對停滯的厭惡，同時也注意到了個人的社會關係和精神層面上的不安。
林語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及時地展開並尋求一種普世的價值觀，從而在海北天南的讀者中，獲得他們在生理認知、社會體驗、自然體驗三個層次上的情感認同。
林語堂作為留英美的知識分子精英，在《中國評論周刊》上第一次呼籲，他提出了兩個問題：既要關注當下的現實生活，又要關注當代的現實生活，他要以「生存」的名義，把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語言、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統合在一起，以「生存」的名義，儘可能地減少華人與外國人之間的語言與心理上的隔閡。
人在與自己的族裔身份、歷史經驗、文化心理、語言工具等方面，都可以並且應該對他者表現出認同、欣賞、妥協和包容。
他說，受過社會訓練和受過學校訓練的人，都是要設法從這些初看來是不合理的東西中，找到正確的東西。
這種態度在人類歷史上是一種先進的發展方式，沒有天然的本能來維持，只有在正確的教育下，擁有一顆強烈的寬容之心，並在精神上進行努力。才可以讓東西兩個方面都有意願進行交流，並進行合作。
如果我們不是以武力征服其他種族，或者把他們當成野蠻人，那麼，東方和西方的交流就是一場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的。
不僅是林語堂，胡適，吳宓，邵洵美，潘光旦，這些在國外留學的學者，也都曾親身經歷過歐亞兩個大陸的巨大差別。
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尋找平衡，成為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
林語堂的跨文化創作，在他的作品中，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恕道」與「兼愛」的哲理。他的跨語言交際為實現共同價值觀的和諧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林語堂在「天人合一」這一哲理問題上。林語堂認為，個體和這個世界之間的聯繫，並不是單純的「占有」、「支配」和「控制」。
如果一個人任由自己的欲望肆意地浪費，或者對大自然不屑一顧，那麼，他將很難在長期內有效地實現現代化，也很難在物質上得到發展。
所以，他說，人類應該有「合適的尺度」，「用詩歌幫助我們欣賞自然」。
用「坐忘」（忘掉自然，忘掉自己）和「流浪精神」來遊歷世界，這是一種「回歸自然，把自然帶到人的生活中去」的方法。
這樣漫無目的地流浪，與平庸的生活相去甚遠，但卻是一個人抵禦誘惑，保持好奇心，淨化心靈的過程。
林語堂在回答「看見事物的能力的哲學問題」的時候，也順著《冥寥子游》中的詩句，為自己的人生尋找理由：
「一個人，作為一個懂得人生的藝術家，他可以把自然的美與他的靈魂結合在一起。這一點，中國所有的詩人和文學家都是如此。」
他在大學學習時，不僅得到了較好的英語培訓，而且還在文學和英文編輯方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他親自體驗了上海的繁榮，在那裡，他遵循了一套與福建農村完全不同的經濟法則和社會法則。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高樓般的都市風景也上升到了文學的形象，並成了以「欲」代替「義」的逐利觀念的搖籃。
林語堂赴北京講學後，除了苦讀中國傳統文化外，還與東方朔一起，深入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並試圖以東方的智慧，為治療現代人的疾病提供一劑良藥。
恣性順「意」的人生姿態，不僅是作者對自己的一種規訓，同時也是作者為自己建構的一種審美空間。
由於文學作品需要作者去「充當生活的解說員」，所以作者要儘量保持一種對生活和人性的整體和客觀的觀察。
林語堂以其「後殖民主義」的「獨立自主」批評家的身份，在風雨飄搖的時代，勇於揭露官吏「劣跡」和「鬼影」，並以「中國文壇革命派」的身份，主張必須將「邏輯之美」、「想像之美」、「文化之美」結合起來，並以「文壇革命」的身份，向世人展示。
尤其在1930年代早期，林語堂因為對當時政府嚴厲的新聞檢查制度和對普羅主義文學思想的不滿意而選擇了一種「孤獨的旅行」。
他不但能以文采飛揚，能巧妙地調停人生中不相容的矛盾，而且還能以克羅齊的「表現主義」、弘揚「詼諧」的言說方式等方式，使自己在審美上得以升華。
他認為，文學應該始終與「個性」相契合，並強調人的心性和「意」的統一。就算要一個人在「荒野」上行走，也要真誠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他願意成為「孤零零的懸崖上的一朵花」。
他在當代中國文學中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言說系統，那就是以一種悠閒、自然的生活境界和一種凝重、細膩、細膩的精神對峙。
他認為，中國的許多道德和法律，都是要用科學和理智的力量去摒棄的。同時，由於西方宗教信仰中脫離實際的因素，也急需從東方文化中汲取營養。至於什麼「全盤西化」、「廢滅漢字」、「人頭畜鳴」、「消滅西方」之類的言語，更是與他所想的大相逕庭。
因此，林語堂對於中國文化「某種程度上的熱愛與讚賞」，在新知識階層中是「反常」的，這是可以解釋的。
林語堂在「三袁」的「獨抒性靈」與克羅齊的「表現美學」的雙重作用下，在「集體」的壓制與「自我」的自我意識兩個極端之下，走向了「中間」，從而形成了一條「培育文化個性，塑造哲學人格，堅持文學風格」的詩學道路。
在1935年，他曾經寫過一封《我的人生哲學》，並寫信給華爾希：
我相信，在所有的問題上，我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從生活的方式和藝術，到兒童的教育，再到作家的秘訣，從藝術革新的秘訣，從握手，從看電影，從哭泣，到社交禮儀，再到花朵和鳥兒的重要。
自然，藝術，不朽，社交，婚姻，快樂，悲傷，死亡，所有的一切，都能用一種尖銳而溫柔，一種深刻而天真，一種快樂而莊嚴的方式來敘述。
林語堂從個體的角度，對人與神、人生與人生的思考，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哲學始於個體，也終於個體。他自己就是目標。
「最終，他的哲學洞察力在於解釋和幫助一個特定的人。」
個體生活是所有文化的終極目的，而且，由於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國際關係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個體的行為和性情上的。
一個民族的政治，一個民族在每個時代的演變中，都有一個民族的性格，這是一個民族的性格所起的作用。」維根斯坦說，「一個民族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寫作，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踩著高蹺，也不是踩著梯子，只是光著兩隻腳。
林語堂是這樣寫的，他在自己的家中，或者在自己的領地，向他的摯友說話。
他明白，單純的「打中國牌」、「抽西洋菸」，是無法消除都市的嘈雜、人的疲勞的，還不如「說三道四」。
為了讓讀者與作家之間的關係變得「親密無間」，他假設讀者是他的好朋友，他會給他們一些簡單的筆記、坦誠的告白、以及一些娛樂方面的建議。
「人生之藝術」的哲學，就是「透過研究、批判與闡釋哲理，以建立個人之性格」。
生活藝術的哲學家們以澄清一種生活模式為核心：他們正是通過對構造哲學生活的問題的反思，來構造他們的作品所構造的生活之路」。
特別是林語堂那種「漫不經心」隨「意」與友人交談的文風，和魯迅那種「毫無顧忌」、直面弊端、期望讀者成為「卓特之士」的文風是完全不同的。
二者各有其獨到之處，但所面對的讀者卻不盡相同，這也充分反映了他們在思想與性格上的差異。
以個性作為「試金石」，未免有失公允，然而，林語堂卻以自由、獨立的風格，呈現出一種真誠、率直的人生哲理。
結語
林語堂是一個跨文化的作家，他的創作具有獨到的見解和獨到的洞察力。西文雜誌的編輯，抗戰小說的疾寫，人物傳記的翻譯，教育活動的開展，都是他對世界各地的人生經歷以及中國人民的人生意義的檢視。
作為一位溫文爾雅的中國思想家，在創作中，他對「歷史」的兩難處境和「現實」的機會進行了反思，顯示了一條將「人生」哲學引入中國文化的「現代」內涵的「詩」之路。
他以生命哲學為起點，以「我之所是」為切入點，以「重自然」、「尚自由」、「求自我」為言說導向，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建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批判話語與哲學範式。
林語堂的「跨文化創作」和「跨語言」的實踐，不但有助於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和相互促進，而且可以為「人文主義」的研究提供一個有力的參照系和觀察鏡子。
[參考文獻]
[1]吳宓：《吳宓日記(第二冊)》
[2]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3]維根斯坦：《文化和價值》
[4]周質平：《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
[5]肖百容：《林語堂小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