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箱本是指中國古時刻印的版框開本極小、可以裝在巾箱裡的書本。其外型小巧細緻，便於攜帶，深受一般士子民眾的喜愛與收藏。然若追溯最早出現的巾箱本，據現今可證史料，應系自《南史‧齊衡陽王鈞傳》始。
史載南齊王蕭鈞（473-494）曾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又因廣獲流傳，諸王乃爭相仿效，「巾箱五經」自此而始。此類小尺寸的書籍袖珍精巧，被文人置於專門收納頭巾的箱篋之中，不僅方便隨身攜帶，且易於收藏閱讀，遂被稱為巾箱本。蕭鈞或非創製巾箱本的第一人，然「巾箱五經」為眾所學習取法，一時蔚為風潮，故可被視為開風氣之先。其後，南朝梁元帝蕭繹（508-555）起而效尤，所作在範圍及數量上皆超越蕭鈞，顯示當時流行的巾箱本已不再局限於文人伏案研讀的儒家經典，而及於史部、子部及集部類圖書，呈現多元化的發展。
「巾箱」之名自南齊沿用至南宋，明清之際始漸為「袖珍」一詞取代。時至今日，袖珍小本形制的發展趨勢，亦已從注重易攜便取的實用性逐漸轉向強調精巧趣味的裝飾性。「巾箱本」一名雖不再廣為人知，袖珍本仍是大眾喜愛的隨身讀物形式。
- 巾箱本五經
五經流傳至唐初，學官將《春秋》分成《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又將《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傳、三禮及原有的《詩》、《書》、《易》，合稱「九經」。唐文宗開成年間，官方加入《論語》、《孝經》及《爾雅》，與「九經」合稱「十二經」。到了南宋，宋儒再將《孟子》納入，而形成儒家典籍中的「十三經」。隨著經典的定製與確立，古代文人巾箱中亦出現「九經」與「十三經」，並得獲保存至今。
- 巾箱本的蓬勃發展
南齊王蕭鈞「巾箱五經」之後，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的南朝梁孝元帝蕭繹即曾仿其作法，抄寫袖珍小本。蕭繹撰《金樓子‧聚書篇》提到：「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此項記載顯示，蕭繹所集卷帙浩繁，俱以細書手抄，且範圍及數量皆已超越蕭鈞所作，自文人伏案研讀的儒家經典擴增至各種類型的書籍。
北宋、南宋之際，巾箱本開始蓬勃發展。時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應用，已使書籍的出版流通愈益快速。另一方面，民間書坊商家為迎合市場需求及追求商業利益，更不斷出版經、史、子類文人仕進用書，以及科舉考題大全、時文、字書、韻書、文人詩文集等。書坊刊刻名為「小本」、「小冊」或「小書板」的巾箱本，雖無固定尺寸，然明顯較一般開本更為袖珍。此類小本以其方便攜帶，便於流通及成本低廉等特性，在出版市場上廣受歡迎，也影響了元、明、清三代木刻本的刷印。清末，石版及鉛版印刷術傳入，書肆曾出現大量石印或鉛印小冊，成為文人選購書籍的另一種選擇。
- 皇家藏袖珍
以抄寫或刷印形式保存迄今的巾箱小冊，因外觀簡樸而被認為多流傳於民間坊肆，或供士子便取展讀，或供藏家翫索鑑賞，難入皇室典藏或皇家出版大雅之堂。事實上，本院所藏皇室善本圖書並不乏自宋而清的各類巾箱本，內容多為佛典經籍、皇子臣工精鈔本、宮廷印本之屬。
清初康、雍、干三朝的皇家出版事業，除武英殿修書處以固定形式刷印的殿本圖書外，亦可見皇帝親自下旨製作或臣工進呈的袖珍本。此類迎合君王旨意而經客制化設計的小本小冊，或著眼開本尺寸的形制規律，或注重裝幀用料的富麗清雅，呈現出不同於民間巾箱本的風格樣貌，也具體揭示了帝王個人品味與製作喜好。
- 大書配小書
開本尺寸或裝幀形式，往往是書籍視覺美感的決定因素，也可能是讀者購藏與否的考慮重點。古代官方刻書機構或民間書坊雕鏤鐫印的開版，通常是一種維護傳統形制與因應時代潮流的抉擇過程，是以最後刷印完成的書籍便會出現開本大小不一的情形，可被視為前人出版文化多元發展的另一面向。
- 懷挾本
科舉是古代一種考試掄才選官制度，考生嘗刻意將科考用書製成「懷挾本」或「夾袋（夾帶）冊」，並攜入考場，作為舞弊工具。懷挾本或錄於巾上，或抄入衣袋夾縫，或藏至筆管，或見於硯底、鞋襪，雖已非書籍開本形式，功能與夾小板異曲同工。自宋迄清，此種因巾箱本出現而產生的小抄書，在國家考選體系中形成了一種另類試場夾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