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原載台灣《藝術家》1986年2月號
英德先生：
你的來函及大作《試評董希文油畫》影印文本均收到。謝謝你。
我一直在注視著你的美術評論。你關於大陸美術運動的文章涉及面是如此之廣，資料也十分詳盡，令我驚奇。
袁運生本信手稿局部
克平從巴黎來，告訴你正著手寫一篇關於董希文先生的評論文章，我作為他的學生，自然感到關注，能夠把我知道關於董先生的一些情況告訴你，當能有助於你增添一些感性資料，我是高興的。孰知你的大作已經寫成，並將原文影印一份寄我，徵求進一步的意見，並且幾天之後便在紐約讀到它，你辦事的迅捷、嚴謹，真感動我了。
我生平有幸結識的老師之中，董希文先生是在我的學生時代影響最深，也相知最深的一位。由於我們各自的處境，有時他不得不顧及環境而寧肯疏遠一點，有時他又會忘記，因而吃了虧。即使後來我們絕少見面的機會，他一直惦記著我，我是知道的。
他，自律極強，是一位使命感很強的人。就像中國歷史上那些典型的知識分子，各種矛盾都淤集在胸間，也不叫一聲苦。堅信藝術的理想比這一切都更重要，一生堅持油畫民族化這一目標，並告誡他的學生，「一筆負千年重任。」他用所有的精力，抓住每一個有限的機會，努力實踐，耗盡心智。如果命運環境對他不是如此嚴酷，以他的才情、勤奮，該做出多少有更大意義的事啊！
他說過，1939年去越南，本來是要轉道前往法國的，可惜因為太平洋戰爭沒能夠成行，許多事只是因為一種偶然乃改變了一生的經歷。他有一個很大的不幸是一直被隔絕在封閉式的社會裡（只是在1957年去過蘇聯一趟，為時也短。）使他沒有機會就世界現代藝術的背景去探討中國現代油畫的問題，而不能把握當今世界文化的潮流，很難確定一個油畫民族化的方向。因為隔絕是人為的，而且從個性、內心的願望講，董先生是非常希望更多地接觸和了解現代藝術的一切方面，是不得不在阻隔之中求生存和發展，這實在是當代中國藝術家極大的悲劇。
身在大陸的現代中國藝術家常常熱衷於油畫民族化或裝飾性藝術，其中的一個原因便是企圖找到一個現代藝術的藏身之所。60年代以後許多人去研究中國古代藝術和民間藝術，發現和希望那裡有一座橋樑，可以名正言順地通向現代藝術之路，而不用在理論上遭莫名之災。即使如此，敦煌藝術也大多數在口頭為人們所稱道，像董希文先生以實踐去追索這條崎嶇而又充滿吸引力道路的人並不多，人們多數習慣性地害怕思考或承擔什麼隱憂。
《開國大典》是受到表揚的一個例子，《紅軍過草地》是他在1956年完成的另一幅巨作，卻被打進冷宮，直到1977年他的遺作展，還有人力阻這張畫與觀眾重新見面。這張畫已嚴重受損，只是因為一位他的學生的發現，較早地給予了保護，才僥倖地被人們遺忘。在《紅軍過草地》之中，作者以四十年代初曾經嘗試過的國畫寫意人物的筆法，做了一番大塊文章，這種大筆觸後來被運用在六十年代初的西藏第二次寫生作品裡。此畫的另一個突破，是色彩的抽象化傾向已十分明顯，全畫以普蘭和橙黃為基調間以土黃和黑色為主，色彩表情極為嚴峻，被批評者認為是充滿了對於革命的悲觀主義情緒。事實上這幅畫是頗富於人情味的，篝火、笛聲、重雲，深沉的思緒，的確是有一種悲壯的情調。作為歷史畫，能夠做到這一步可以說已經是極其難能可貴。這幅作品是董先生在油畫民族化方面更重要的一次努力，由於在政治方面他受到黨內嚴重處分—留黨察看兩年，更失去了在大作品上放手發揮的可能。1962年初他從西藏回來，本來是另一個機會，他曾經以極大的熱情，準備他在人民大會堂西藏廳的兩幅大壁畫計劃，他打算大顯身手，可惜不久便開始的更為嚴峻的政治形勢，完全打亂了原來的計劃。
董希文 《紅軍過草地》 布面油畫 260×400cm 1956年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
寫到這裡，不禁憶起許多往事。往事如煙！
1962年的春天，這是大陸「三年困難時期」最悽苦的日子快要走到盡頭的那個春天，人心也漸漸地復甦，我們那個右派集中勞改的小農場，在幾個月中也紛紛作鳥獸散，右派帽子大都摘掉了。我和其他幾位年紀最小的又回到美術學院繼續最後一年的學業，我又回到「董希文工作室」。這裡的氣氛比我離開的時候大為不同，我是在經過一次全系大會批判抗拒改造後，加重處分去受勞教的，很少能從同學的眼睛裡見到溫暖的一窺。這時又活躍起來了，我常常成為被請教的對象，學生紛紛提出如何擺脫苦惱，這是這個工作室自1958年成立後最興旺的日子。我畫了一張名為《水鄉的記憶》的大幅油畫畢業創作，成為系裡爭論的焦點，不久又在社會上成為論戰的焦點。最初是在展覽會的留言簿上論戰，隨後便被抬到報刊上批判，這實際上便象徵了1962年開始的短暫的美好日子的結束。這是1963年中的事，已是後話。
1962年卻不是如此。夏天董先生在系裡極力推薦要給這幅作品評以最高分，另一派則認為只能給不及格。我的作品一反所謂教學正規化以來一切靠模特兒辦法創作形象，完全是記憶中的誇張，變形的形象，也沒有一點點「新氣象」。董先生敢為這樣一張畫與當時系內留蘇派統治集團抗爭，實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袁運生《水鄉的記憶》（2020年修復後）
布面油彩 243×245cm 1962年
2021年藝術家捐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袁運生《水鄉的記憶》手稿
編者註：
在4月23日於中央美術學院開幕的【一段記憶的修復——袁運生《水鄉的記憶》作品史研究】開幕現場，董希文先生的女兒董一沙將最近剛發現的一份不知名的文革期間中央美院的揭發材料，當做「禮物「」送給了袁運生先生，這份特殊的文獻清楚的記錄了當年董先生為《水鄉的記憶》這幅畫從判分、被改分、到爭分幾經周折的過程，近60年後以特殊的方式印證了這段美術史的發生。
揭發材料原文：
董希文不僅是《水鄉回憶》大毒草的創作指導者，而且也是大毒草的辯護士，在油畫系畢業班創作評分會上，董希文就極力為它爭分，董希文在會上說：「袁運生這張畫吸取了不少敦煌壁畫傳統，體現了第三畫室的特點，如果再好一些我還要給他打5+。」當討論後給這張毒草打了4+，他大為不滿，事後背著其他教員，擺出他那資產階級的「專家」派頭，仗著「大教授」教研組長的職權，強迫教務處同志把袁運生的大毒草《水鄉回憶》由4+改為5-。請看董希文竟目無組織，為大毒草……
不禁令我想到1958年上寫生課上的一幕：當時董先生正在給我看畫，我以點彩的辦法去畫一盆花，他建議我去看看修拉和西涅克的作品，正說得高興，我看到一雙虎視眈眈的眼睛—以為自己為必須教訓所有人的農民出身的黨員學生，氣沖沖地走到董先生面前，「董先生，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講！」董先生被叫到教室門口，「董先生，你這是怎麼回事？！袁運生至今拒不改造，你還指點他去看那種形式主義的東西！」那氣氛好像在教訓一位不可言喻的慣犯。董先生只是一言不發，後來他解釋這種哲學說：不說話，不寫大字報，不做一切反應可能是最相宜的，一發則不可收拾。我想在這種最沒有尊嚴的環境裡，唯一保留自尊的辦法，也許只有沉默。1962年，說話簡直不必防範，上過附中的同學在會上指著團支部書記的鼻子，責問1957年當時你為什麼要布置我們寫那些反擊右派的大字報，並非我們自己想寫的。
這時我們工作室的五名畢業生常聚會在董先生家裡，談藝術，系統欣賞董先生幾十年來的所有作品。每當這些日子便是我們的節日。每次到先生家中都會有兩個食盒已經放在桌上，一隻裝著糖果，另一隻是餅乾或茶食。董先生總是先出來見個面而隨後藉故走出去半小時左右，好讓我們放肆動手，回來後再談藝術。那時節，學生們胃裡太空，和老師一邊談話，吃糖的樣子一定不雅。
這是董先生剛帶回大批的西藏第二次寫生回來不久，這是一批非常吸引人的精彩作品，可談的正多著呢，那最美好的日子屬於政治家還在懺悔於過去的錯誤，尚沒有時間反擊，藝術家雖有前車之鑑，卻還沒有領略過文化革命這種大世面，大有早春氣息。真是野草吹又生。希望在夾縫之中禁不住又悄悄地萌發出來。「你喜歡塞尚嗎？」有一天董先生突然問我，聽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亮亮地注視著我，感慨地說：「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和他有一個距離，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說，可能是性情的關係，但沒有接下這個話茬。回想我曾聽到吳冠中先生講，在杭州藝專時期，董先生曾經為色彩方面受到林風眠先生的指評，獨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當時我不接話茬可能是對的，先生嚴於責己的精神實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還對於美術教育中所謂基本功的概念發揮了一通議論，我表示反對強使大家接受統一的，認為是唯一正確的基本功概念。我說，所謂基本功是為了給學生以後的創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選擇的機會，應當儘可能地擴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內容，現代的藝術教育應當提供從古典主義直到畢卡索之間的所有選擇。這種論調在當時顯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我的意料，董先生顯得特別嚴肅地一板一眼地說：「我同意袁運生的這個意見。」從這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們之間好久以來的親近感覺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只是他從來沒有這般地無顧忌而已。
另一個難以忘懷的時刻，是有一天我們一同欣賞他多年來的作品時發生的。差不多所有的畫都看過了，過去和現在，變化真大啊，大家都深深地沉思了。董先生指著自己1942年的一幅《苗女趕場》油畫說：「本來，我自己心中所最屬意的是這一條路子。」正如他常說的，那是筆筆負責、恣意而自由的繪畫。我的內心不禁為之一震！我回味他這條肯定自我迂迴的曲線，暗自下定決心：寸步不讓，我將寸步不讓地走自己的路。
董希文 《苗女趕場》布面油畫 72x100cm 1942年
董先生的心思全用在繪畫裡了，全副精神，全副精力，你看他作畫的表情便是那樣。他的眼神，拿著筆的手的揮動都是刻骨銘心的，這是一種心性的表現，無論是藏族喇嘛的早年白描寫生，還是《紅軍過草地》中大筆衣著的描寫，或者再次西藏寫生的那些豪放的飽滿的筆觸，他都是率性而作，這裡面留定他的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還手把鋼刀，直戳印章，毫無猶疑（他只有這麼大的力氣了）堅持他作畫的主張，要一筆筆劃下去！一筆負千年重任，不遺餘力。不在修改之中求生存，要直對畫面，要盡情，尊崇畫面如面對歷史。他的骨灰盒上用了最後一塊自己刻的名章，是這段日子鑽研漢印，熟讀碑銘最後的心得。堅實、肯定、一去不復的刀痕，有情有致的筆劃，這堅忍的情愫，活生生骨出了自己的性情。他是以悲壯的情懷與藝術告別，與自己的生命告別的！
董希文 《大渡河瀘定鐵索橋》 木板油畫 40x53cm 1955年
董希文 《旺藏寺前的白龍江》 紙本水粉 31.5×44cm 1955年
董希文 《毛兒蓋盛會》 紙本水粉 29x37cm 1955年
董希文 《村姑》 木板油畫 53x40cm 1961年
董希文 《喜馬拉雅山第二高峰下》 木板油畫 40x53cm 1961年
董希文先生懷抱大志，奮鬥一生。坎坷的生命之路無處不留有他壯懷的悲歌。他愛作大畫，用濃烈的純色，大筆揮灑。他深黑的眼神頗有光采，時時以敏銳地一窺透露他常常是深藏的激情。沉思時將煙夾得很深，吸得很重，好像吸得愈猛才思考更深。他成熟時期的作品有大家氣，熱情持重，令人感動。我有這樣的經驗，當我看到他最精彩的那幾張小品時，很想叫喊一下，以便和畫面呼應，並持平我激盪的心胸。
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藝術家！
祝好！
袁運生
十一月於紐約
（原載台灣《藝術家》1986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