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按照慣例，我們會委託熟悉傑斐遜講座學者成就的人寫一篇新文章，即所謂「讚辭」。今年的講師史景遷建議我們轉載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已故的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史傑出教授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的這篇講話。這篇演講是在2004年發表的，當時史景遷成為美國歷史協會的主席。他於2008年從全職教學中退休。這個版本經過了簡單的編輯。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耶魯大學歷史學斯特林講席教授，1936年8月11日生於英國，是Dermot Spence和Muriel Crailsham Spence的兒子。他出身於書香門第。史景遷教授的外祖父在一戰期間曾在布里斯托的克利夫頓學院任教，他的母親在倫敦上過中學，對法國語言和文學充滿熱情。Dermot Spence在20世紀20年代末曾就讀於牛津和海德堡大學，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他還曾在一家出版社和藝術畫廊工作，並擔任Joseph Conrad的一部作品的編輯。史景遷的兩個哥哥，一個是古典學家，另一個是化學工程師。他的姐姐是電影製片人，也是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的專業翻譯。
十三歲時，史景遷教授進入溫徹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學習，這是英國最古老的公立學校之一，由擔任過溫徹斯特主教、英國大法官的William of Wykeham創建。史景遷曾向我指出，1382年，也就是溫徹斯特學院在漢普郡成立的那一年，在世界另一端的江南，明太祖洪武皇帝（1368-98年在位）正在鎮壓胡惟庸起義，並廢除了宰相職位。當我想到另一位全球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曾在溫徹斯特學院求學時，史景遷跨越世界的歷史意識似乎更容易理解了。
他在學院中"溫和的"英國國教氛圍中長大，每周參加八次強制性禮拜，他把法語和德語詩篇偷偷帶進禮拜堂，以讀詩來打發時間。暑假通常是在法國與一個交換家庭一起度過，住在鄉村城堡里，他在那裡度過漫長的下午，打網球，看蝙蝠在黃昏時分撲向昆蟲。
回到學校後，他滿懷激情地追求自己的學業。即使是現在，史景遷還記得溫徹斯特是一個知識的溫室，是一種「為牛津和劍橋做的高強度準備」。雖然他只是一個付費的「普通學生」，而他的父親和哥哥是獲得獎學金的「學者」（用學院自己的中世紀說法），但史景遷在溫徹斯特過得挺好，還贏得了歷史獎。他廣泛閱讀並創作詩歌，但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更好的文學評論家，而不是一個創作型的作家。1954年，當他從學院畢業，作為少尉駐紮在德國完成兩年的軍事任務時，他已經準備好去劍橋的克萊爾學院了。
克萊爾學院是「神奇的」。年輕的史景遷「興奮而魯莽」，很快就成為該大學智識階層最頂端的一員。他不僅是文學雜誌《Granta》的聯合編輯；在他大學第二年，還被任命為劍橋大學學生報紙《Varsity》的編輯。即將離任的編輯詼諧地寫道，「Jonathan Spence 身材苗條，臉色蒼白，說話含糊不清。」當時，他最想成為一名小說家。他後來謙虛地表示，他意識到自己「無話可說」，於是轉而寫戲仿文章，這是他在溫徹斯特掌握的一種寫作形式。他在1959年獲得文學士學位時，還不清楚自己未來要干哪一行。
史景遷利用梅隆獎學金來到耶魯大學，該獎學金支持耶魯大學和克萊爾學院之間的頂級學生交流。雖然主要從事歷史研究，但他仍然不確定自己的使命，直到他參加了芮瑪麗（Mary Wright）教授的課程。芮沃壽（Arthur Wright）和芮瑪麗不久前才離開史丹福大學來到耶魯大學，在那裡他們各自獲得了中國歷史的教授職位。費正清後來描述了當時正在形成的「學者王朝」。
當我1936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授中國歷史時，我的第一批學生竟然是我有史以來遇到的最聰明的學生——本科生Theodore White和博士生Mary Clabaugh。Mary Clabaugh是一位來自Tuscaloosa的Vassar畢業生，她是來學習國際歷史的，但當她聽說中國時就轉向了中國。她嫁給了另一位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專業的研究生Arthur Wright。20年後，當兩位芮教授從史丹福大學被邀請到耶魯大學擔任歷史教授時，芮瑪麗發現她最聰明的學生是Jonathan Spence，一個來自溫徹斯特學院和劍橋大學的年輕英國人，他剛剛來到耶魯。聽了芮瑪麗的講座，他選擇了中國研究。因為其才能卓絕，芮瑪麗教授安排他去清朝（滿族）人物傳記大師房兆楹那裡接受特別訓練。當時房兆楹在澳大利亞，Jonathan Spence被派去與他一起工作。
在房兆楹的指導下，史景遷成為西方第一個利用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朝密摺的學者。他的博士論文在1965年獲得了John Addison Porter獎，並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目是《曹寅與康熙皇帝：僕人和主人》（譯註：理想國版譯為《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我記得我的導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對史景遷這一早熟的傑作是多麼興奮。他告訴我，「清史研究」，「將永遠不一樣了」。
「此外」，他補充說，「這個人像個天使一樣寫作。」
史景遷於1966年加入耶魯大學，擔任歷史學助理教授。1968年，他升為副教授；1971年，在出版了第二本書《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1620-1960》後，他又升為教授。五年後，他被任命為George Burton Adams歷史學講席教授。
1974年和1978年，史景遷出版了兩本非凡的書，幾乎是一本接著一本。中國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能有一本書能專門描述一位偉大的清朝皇帝。康無為（Harold L. Kahn）教授曾寫過一本關於乾隆皇帝（1736-96年在位）的引人注目的研究，但它更多地是關於君主的人格而不是皇帝這個人本身。在《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Knopf, 1974，譯註：理想國版譯為《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中，史景遷用這位君主自己的話為我們講述了康熙。康熙直接與讀者對話——或者說看起來是這樣。這本書是有爭議的，因為皇帝的話是用不同背景下的無數資料中拼貼出來的。但康熙的聲音是生動的，令人信服的，這本書突破了傳統的中國專家的讀者圈，接觸到更多的公眾。1978年出版的《王氏之死》也是如此，該書很快被列入大多數大學的中國歷史閱讀書單。學生們不僅由此進入了一個比他們預期的更生動、更多彩的中國；他們還有幸從底層觀察清朝社會，因為史景遷讓那些沒有留下書面記錄的人發聲，他們的生活必須通過地方志、地方官手冊和說書人的故事來重建。
與許多將敘述性描述和批判性分析結合起來的優秀歷史學家一樣，史景遷對那些內涵豐富的細節有著特殊而獨到的眼光。他常常從一個喚起他想像力的意象開始。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走過康乃狄克州Middletown的衛斯理學院校園。當我問他此刻在做什麼時，史景遷的眼睛眯了起來，仿佛在看向遠方。「我發現了一份奇妙的資料」，他喃喃道，「關於一個王姓女人的謀殺案：一具蜷縮在雪地里的屍體……」 後來，當他在寫《胡若望的疑問》時，他的腦海中出現了的身影是一個來自佛山的不幸男人，像瘋子一樣被關在查寧頓的精神病院裡。史景遷只是看到了我們大多數人忽視的東西。在1996年出版的《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譯註：理想國版譯為《太平天國》）開篇的其中一章，他描述了廣州繁忙碼頭邊的外國商行。其中大部分內容我都很熟悉，因為我曾為自己的一部早期作品瀏覽過同樣的資料。但當我讀到史景遷的敘述時，我意識到我缺乏他對許多打動當時人的景象和聲音的敏感性，特別是看到一個被遺棄在行人腳下的籃子裡還有個嬰兒時的驚訝之情。
史景遷將他的批判性想像與對史料的一絲不苟結合起來。無論是他與衛思韓（John E. Wills）編輯的關於明清過渡時期的論文集，還是1981年出版的《天安門：中國人和他們的革命，1895-1980》，還是1984年出版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史景遷的作品都建立在紮實而謹慎的閱讀基礎上，尤其是對新發現的檔案材料的閱讀。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是他1996年對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基督教的研究《上帝的中國兒子》。正如他在序言中解釋的那樣，這本書的誕生是由於我們共同的同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王慶成此前不久在大英圖書館發現了以前未知的太平天國資料。1996年，在《上帝的中國兒子》出版的同一年，史景遷教授和他的妻子金安平（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中國古典哲學博士學位）也出版了《中國世紀：過去一百年的攝影史》。
在耶魯大學，史景遷因其為本科生講授的中國歷史課而聞名，該課程一直是學院中選課率最高的人文課程之一。儘管不可能以書的形式再現史景遷令人眼花繚亂的講課風格，但當他於1990年出版《尋找現代中國》時，更多聽眾得以了解該課程的內容，現在它也許是美國大學中最廣泛使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作為史景遷教授的熱情仰慕者，我忌妒他有身為作家的非凡自律，這有助於解釋他的多產。在他對《上帝的中國兒子》進行最後潤色的那天，我碰巧去他和金安平在West Haven的家中作客。為新書乾杯後，我閒聊時問喬納森，他接下來打算寫什麼。當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時，我很驚訝。他用他那獨特的思考方式，幾乎像夢囈一般說道：「我想寫關於寒冷。我看到一名滿州戰士在凍結的池塘上滑冰。還有一匹戰馬在華北冬季的乾冷中喘息的白氣。」這幅生動的畫面是如此觸手可及，以至於我幾乎要期待他把我留在餐桌旁不管，自己上樓去寫作，希望他甚至在最近完成的手稿送去出版社之前就拿起一張空白新紙來寫他的新長篇。自那以後，他又有其他書的寫作計劃，但我仍滿懷信心地等待著他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讓那道寒冷的風景起死回生。
史景遷靠自己的力量贏得了寫作時間。也就是說，他用他對耶魯大學的行政貢獻「買」到了大部分每隔三年的研究假期。從1973年到1975年，他是歷史學研究生課程的主任。1977年至1979年，他擔任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並在1980年至1982年擔任人文科學部主任。1983年至1986年，他擔任歷史系主任，在1988-89學年，他是惠特尼人文中心的代理主任。1993年，他被任命為斯特林歷史學講席教授，目前在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管理委員會任職。憑藉這樣卓絕的教授治校服務，史景遷能獲得相隔三年的假期；如果這些還不夠，他通常以提前休假或無薪休假的方式專心寫作。至少有二十年時間，他從未申請過研究項目經費。在休假的間隙，他通常為下一本書而讀書：1998年出版了《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1999年出版了《毛澤東》，2001年出版了《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全世界都承認史景遷教授的傑出成就。他已經從美國各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獲得八個榮譽學位。2003年，史景遷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他還被邀請成為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和南京大學的名譽教授。2001年，他在英國女王生日的榮譽名單上被授予C.M.G.（聖米迦勒和聖喬治勳章三等勳爵士）。
1978年，他獲得了Phi Beta Kappa耶魯大學分會的William C. DeVane獎章；1979年，古根海姆獎學金；1982年，洛杉磯時報歷史獎；1983年，美國藝術和文學學院的Vursel獎。1985年，史景遷入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88年被評為麥克阿瑟研究員，同年被任命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學者委員會成員。1993年，他被選為美國哲學學會成員，1997年被任命為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通訊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