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竺晶瑩
題圖 | CFP
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於上個月去世，他在2007年出版的最後一本書《前朝夢憶》，訴說了中國晚明時期的文人——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張岱，恰恰是中國文人的一個縮影。他知情識趣，卻遭遇山河破碎，身為前朝遺老，為了修史而苟活於世，也在追憶中回望成空的繁華，其中可見中國文人的風雅與氣節。
難得的是，四百年後的西方學者史景遷能夠感懷於張岱的心思，向全球讀者介紹這樣一位中國文人。我想，西方讀者大約能懂得張岱對前朝往事的追憶，因為這在西方語境中並不罕見。但關於中國文人的氣節和那份對修史的執念，即使史景遷極力呈現，這恐怕也不易理解。
人們總在辯駁史景遷的通俗是否有益，當我看完《前朝夢憶》之後，相信史景遷已然理解了中國文人的那份沉痛，也深信他在通俗之餘從未捨棄事實。
中國文人之樂：知情識趣
在張岱所著的《陶庵夢憶》裡，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一名古中國的有閒階級成員，江南子弟張岱總以最高的審美標準吃喝玩樂，曉得欣賞天地間至美的瞬間，這是中國文人知情識趣的一面。
他自嘲「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
然而偏偏有錢有閒，便也願為自己的癖好一擲千金。張岱一旦著迷，就入迷極深，但他也知道自己沒長性：「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
張岱，象徵著好品味，當今中國最趨之若鶩卻也最缺乏的那種好品味。
他鑽研茶道，定要取斑竹庵的禊泉水，來搭配日鑄的茶葉，這樣最能釋放香氣，再雜入少許茉莉，沸水注之，青茶在細白瓷杯里舒展，「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也，」於是張岱戲稱其為「蘭雪」。此後，他自創的蘭雪茶走紅，價格遭市場哄抬，時價更高的松蘿茶竟屈尊來假冒蘭雪茶，世事荒誕如此，令張岱稱奇。
吃過見過，什麼都短暫地愛過，然後抽身而出尋找下一份喜愛，大約是典型的江南子弟，人生周旋在讀書與享樂之間。張岱是這樣，江寧織造府的曹雪芹也是這樣，在少年時期盡享秦淮河畔的繁華。木心恐怕也是類似的調子，他繼承了古中國的餘韻。
因為這一份相像，所以在張岱和曹雪芹的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到那種不厭其煩地描摹著感官體驗的風格。張岱在十月組織「蟹會」，每人六隻蟹，不加鹽醋，只嘗其原味。為了防止冷腥傷其風味，要一隻只蒸煮，這時的河蟹真正是「紫螯巨如拳，小腳肉出，油油如螾蜒。掀其殼，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紅樓夢》裡也有出名的螃蟹宴，大觀園上下齊聚在藕香榭，賞桂剝蟹，配以黃酒，結社作詩。
這就是張岱和曹雪芹的風雅，吃穿用度，皆可以上升到審美的高度，而他們恰恰也是張愛玲筆下的「中國有閒階級」。
在《更衣記》中，張愛玲細數中國歷代時裝設計，她驚訝於古中國衣衫上的繁複點綴，連鞋底上都滿布著繁縟的圖案，鞋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臉的機會，更別說鞋底了。張愛玲言明：「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有閒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上最清閒的國家裡最閒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
今日中國國民，恐怕已經離這種審美意趣十分遙遠。一來現代人永遠被新鮮事物分心，難得有耐心和閒心做些鑽研，於是便也失去了欣賞的能力。二來世人多半功利，現下很少有人能為無用的東西花那麼多心思，越來越少人擁有這種矜貴。
其實，懂得欣賞，就不怕耽於逸樂。不過，在我看來，如若只曉得欣賞風物之美，也算不上高明。張岱最難得的是，他能於天地間感受那種至美的時刻。興之所至，便活在了另一方時空之中。
崇禎二年（1629），張岱坐船行經金山寺，懷古之情油然而生，他唱起韓世忠擊退金人的戲來，是謂「金山夜戲」。一時之間鑼鼓喧天，一寺人皆起看。等戲唱完，已是曙光初露，張岱命人收拾道具、燈籠，行船離開。而僧人全到江邊，久久目送著遠去的小舟，納悶「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張岱總是大為得意這樣的時刻。而史景遷也十分懂得張岱的人生觀，他寫道：「在精神的世界一如舞台生活，神明的無情操弄和人的螳臂當車之間並無明顯區別。我們所稱的真實世界，只不過是人神各顯本事，各盡本分的交匯之處而已，張岱一生都在探尋這種片刻。」
中國文人之殤：山河破碎
「審美」固然是張岱散文的一大特質，但《陶庵夢憶》的主旨仍在於「追憶」。倘若明朝沒有亡，張岱筆下的繁盛也不過是饒有雅趣的小品文，獨抒性靈。但是明朝滅亡了，他記憶中的故國與故人越風華，就襯得如今的張岱越殘舊。
追憶是一種普世的人人皆能理解的情感，尤其多見於文學之中，它在東方顯現，也於西方存在。中國擁有曹雪芹的《紅樓夢》，法國自有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英國則有伊夫林·沃的《故園風雨後》。
他們有一個共同點——用很長的時光盡興，然後繼續活在那場盛大的回憶里。
如果明朝沒有亡，張岱散文中所洋溢的快樂就是淺薄的快樂，縱然文辭華美，至真至純，也不過是本人間極樂指南——追求極致的感官享樂，勾勒晚明時期的風物與人情。但是正因為明朝滅亡了，歷經家國變故，張岱的追憶文才更具今昔對比的反差感，也更有了不同生命體驗的層次感，因此足以傳世。
很遺憾，文學有時就是需要變故來成全。
當張岱從有閒階級的位置上狠狠墜落下來之時，倉皇逃難，萬貫家財和萬卷藏書被留在了紹興家中，悉數由官兵占領。張岱到底是個中國讀書人，與所有不事二主的中國讀書人一樣，他披髮入林，過了幾年隱居的日子。
在一個夜氣方回的凌晨，他感慨：「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所有的繁盛都像是上輩子的事了。身為前朝遺老，他開始追憶往事。我們仿佛看到，那個俊逸的張岱已不復年少時的風姿，他布衣襤褸，伏案在一張與山河同樣破碎的書桌前，眼裡一幕幕划過多年前自己身為主角的交遊與逸樂。
同樣地，在李煜、曹雪芹身上，命運的起落也成全了他們作品中悲劇性的美感。
早年李後主還沉湎於閨房之樂，寫寫「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趙匡胤打進來以後，江南陷落，身為南唐後主，李煜寫出了泣血泣淚的亡國之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而當他被軟禁之際，沉痛與遺憾將他的詞作推向了最高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而曹雪芹亦然，只有家道中落以後倍感世態炎涼，才會寫出《好了歌》的真諦，生發「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的唏噓。
史景遷也著迷於曹雪芹和張岱的身世，理解他們的追憶。史景遷的第一部作品是《曹寅與康熙》，以曹雪芹祖父入手，寫了康熙皇帝的治術。而他的最後一部著作就是《前朝夢憶》，記錄了張岱的沉浮。
《前朝夢憶》的英文書名是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o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一位晚明人士的追憶，而「重回龍山」指的是張岱出生於龍山，又歸隱於龍山。史景遷以「追憶」入手，向西方讀者介紹這樣一位中國先人，也恰恰因為「追憶」在西方敘事中並不少見。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代表作《故園風雨後》講的也是一段追憶。史景遷在採訪中說過，自己年輕時閱讀過伊夫林.沃的作品，那麼不出意外，他想必讀過這本小說，或許史景遷常被讚嘆的妙筆生花也被這位作家影響過。小說帶著深沉的懷舊意味，主人公重回白莊，這裡承載著他和昔日同窗好友的青春歲月，然而如今物是人非，在二戰前夕，所謂英國貴族階層的榮光已然消退與幻滅。這也是一場盛大的回憶，在時代轉換之際。
因此，史景遷以追憶著筆寫張岱，這是東西方讀者都能意會的情感。曾經的綺夢，如今的殘夢，誰讀來不唏噓呢？
中國文人之志：修史傳世
不過，西方讀者不容易懂的是，中國文人的氣節，以及他們對於修史的那份執念。難得的是，史景遷懂了。
史景遷的作品，有人褒有人貶。由於他兼顧學術研究與通俗閱讀，所以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盛讚史景遷「把學術提升到美的範疇」。但也正因這種風格，很多史學家又詬病史景遷只是個「說故事」的史學家，質疑他筆下人物的內心戲和想像力過於豐富，而且他視野太廣，未專注成為特定歷史題材的權威專家。
單就《前朝夢憶》來說，我至少從史景遷處得知——張岱一生中最看重的是《石匱書》。對於現代作家而言，很多事物止於文學的意義已經足夠，但是對於中國傳統文人來說，他們追求歷史的意義。不管史景遷如何通俗，至少他確證了張岱的意志，而我也藉此看到了這份志氣。
中國古代文人，正途無非科考做官，張岱族人經歷宦海沉浮，他儘管沒有放棄考取功名的想法，但也早已看清，榮華富貴下總有暗流涌動，隱藏著墜落的禍端。而當他中年以後，明朝更是風雨飄搖，張岱愈加堅定了修史的志願。
這種志願或許是很好理解的。經史子集，排在首位的是十三經，儒家治國安邦之道，科舉必考內容；第二位就是正史，中國人向來注重修史；再來是諸子百家之學說；文學被視為末流，詩詞歌賦，陶冶性情而已，那是文人雅趣，不上廟堂之高的。
因此，連張岱自己都說，《陶庵夢憶》是他「偶拈一則，如游舊徑，如見故人」。但《石匱書》卻投注了他最多的心力，張岱自陳，他身為亡國之民，本該自盡，卻為了完成《石匱書》而苟活於世上。
這一層中國文人的氣節，又是西方語境很難理解的。中國文人受到的規訓是，一個朝代結束了，他作為這個朝代的子民就該守節而去。比如明朝滅亡，張岱的好友祁彪佳面對清朝招安，選擇投湖自盡，以保前朝漢人志士的氣節。但對照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對於佛羅倫斯易主，被冷落的他只會選擇進貢《君主論》，以求重新得到啟用。
對比可見，中國文人始終是沉重的。而史景遷在通俗之餘，並未把這份沉痛抹去，他恰恰用自己的方式向西方讀者訴說了一個真實的古中國。
那麼史景遷為何會如此有感於張岱的修史志願？一方面自然因為史景遷是專業學者，瀏覽了大量史料，十分了解中國。但另一方面，是因為史景遷和張岱都渴望用自己的筆，「把已淪喪的世界一點一滴從滅絕中搶救回來」。
史景遷和張岱都敬仰司馬遷。史景遷這個中文名字，寓意明顯，學歷史就要景仰司馬遷，這是Jonathan Spence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給他取的。
張岱將自己所著的明史取名為《石匱書》，意在表達對司馬遷的推崇。因為石匱是司馬遷保全史料之處，司馬遷在漢朝藉此成就了其曠世巨著《史記》，得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當然，張岱也是以司馬遷的遭遇來激勵自己，不管遇何變故，都不該在《石匱書》完成之前了卻殘生。
據史景遷所述，在康熙三年（1664），張岱終於完成了《石匱書》，全書凡兩百五十萬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啟崩殂（1360年代至1627），內容遍及朝廷治理的各個面向，上自天文曆法，下至經世濟民，《石匱書後集》最終完稿時仍約有五十萬字，張岱整部明史共計三百萬字。
《前朝夢憶》的結尾，想像了張岱在完成這部巨著時的情景，史景遷是這麼寫的：「我們亦可想像，跟許多張家人的坐姿如出一轍，他彎坐於書幾，凝視著最後搜集到的史料圖像：有個老人突然發覺自己如鬼使神差般手舞足蹈起來。」
史景遷與張岱、司馬遷之間，大約永遠都會迴響著那一份真正的共鳴：「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
張岱、曹雪芹這樣的中國文人，即使失意於科舉之路，斷了追逐功名之心，縱情於紅塵之間。他們仍然不是碌碌無為的江南子弟，因為他們各自找到了自我救贖的途徑，張岱選擇修史，曹雪芹寫了小說，皆傳於後世。這就是記錄的全部意義，也是中國文人的終極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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