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隨著曹操統一北方，南下荊州，「襟江帶湖，背倚廬山」的柴桑一度成為抗曹前線。東吳大都督周瑜親赴柴桑屯兵，借鄱陽湖之壯闊訓練水軍。

大軍壓境之際，東吳人心惶惶，不少元臣宿將皆言投降，唯周郎支持孫權矢志一戰。

值此關鍵時刻，劉備軍師諸葛亮駕一葉扁舟往返孫、劉之間，憑著三寸不爛之舌，順利促成孫、劉同盟，共抗曹操。

在孫權、諸葛亮、周瑜等人運籌帷幄下，孫、劉聯軍從柴桑出發，將號稱80萬的曹操水師，一把火燒潰於長江之上，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

柴桑，古稱潯陽，又稱尋陽、江州，即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其因赤壁一戰成名，成為歷史上著名的軍事重鎮之一。

在這裡，滾滾江水匯聚一處，奔騰東流，開啟了遼闊無垠的長江下游。

01.潯陽江頭

長江下游，泛指從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縣開始，一直到長江口的河段，幹流長度約930千米。

滔滔長江水在九江接納鄱陽湖水系後，隨著地勢的平緩下降，流經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上海等四省一市，並在上海與最後一條支流黃浦江相遇，最終匯入東海。

與上游、中游類似，長江下游也被分作好幾段，且各有各的名字。

長江下游的第一段，號稱「三百里潯陽江」。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杯欲飲無管弦。」

這首中學生必背的《琵琶行》，正是中唐詩人白居易被貶任九江郡司馬所作。

那時，白居易因越職言事被貶，心情十分苦悶。

在一個深秋的夜晚，送客離去的白居易，在潯陽江上偶遇一位擅彈琵琶的歌女。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白居易「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豈料，京城來的琵琶女，身世遭遇竟比老白還慘。在琵琶女「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演奏下，詩人竟不自覺地淚濕青衫，又無可奈何。

對比白居易的慘境，《水滸傳》故事中的宋江則要灑脫許多。

在潯陽江邊的潯陽樓上，宋江題了一首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由此拉開了梁山起義的序幕。

江州也好，潯陽也罷。常年受潯陽江哺育的九江城，從古至今，從來不缺他鄉過客。

依靠天下第一淡水湖鄱陽湖的助力，長江的中游與下游在此形成了一個「Y」字形的中心點。同時，東依武夷、西接羅霄、南踞南嶺的三面環山之勢，又為九江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至遲從晉朝開始，九江便成為江西地區重要的貨物集散和人員匯聚之所。

在這裡，中國山水詩鼻祖謝靈運從南京乘船溯流而上，在鄱陽湖口留下了千古名篇《入彭蠡湖口》。「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徒作千里曲，弦絕念彌敦」，他的放浪形骸常為世人津津樂道。

唐朝時，一代田園詩人孟浩然也經由長江航道，到達這裡。欣賞著鄱陽湖的月色，靜待旭日從廬山之頂升起。

作為史上最著名的食客文人，充滿獵奇之心的蘇軾也曾到此地。在潯陽江上，蘇軾不走尋常路，除逛了聞名遐邇的廬山外，還去了一座似山非山、能發出異響的石鐘山。

據北朝地理學家酈道元所述，兩座小島相連形成的石鐘山，之所以能發出聲響，全因水底藏著兩口大鐘。

蘇軾不信邪，跑到這裡一看，發現在島嶼之下，還暗含著一個巨大的溶洞。當長江水與鄱陽湖水灌注溶洞內，風興浪作，水波連續猛烈地衝擊洞頂與四壁，砰訇之聲迴環四起，餘韻綿綿，尤以物擊鐘，聲布四方。

在以水路作為發展通途的古代，潯陽江滿足著文人墨客的遊山玩水之心。不僅如此，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潯陽江還迎來了一個更大的發展機遇。

那時，來自景德鎮的瓷器需通過水路運往各地。作為長江黃金水道的十大港口之一，九江水系發達，正是這些瓷器走向天下、通往世界的首選。

因此，九江在眾多長江港口中脫穎而出，坐擁全國三大漕倉中的豫章倉、釣磯倉，一舉成為長江漕運貨物儲備的重要中轉站。

大量資源的集中，為潯陽江帶來了經濟騰飛。九江藉助南來北往的商貿運輸，很快發展出了當地的茶文化和米文化。

至遲到宋代，在九江文士「話茶吟詩，敘事談經」的風氣中，茶市、米市初現雛形。

隨著西方茶文化的興起，到了明末清初，九江的茶市更是成為了中國三大茶市之一，聞名海外。而當米、茶貿易興盛時，潯陽江的財富也吸引了歷史上各路梟雄的駐足。

在人生最後時刻，已取得長江以南霸主地位的元末豪傑陳友諒，將其政權的國都設於此，以便藉助長江天險對抗朱元璋。

哪料，雙方在鄱陽湖一戰，陳友諒樹倒猢猻散，成就了朱元璋的大明風華。而朱元璋的老家，在長江下游的另一個省份——安徽。

02.江南古國

滾滾長江流過江西以後，便進入了安徽省。

江水繼續朝著大海的方向奔流而去，其名字也由此發生了變化。在不同地區，長江下游還被稱作皖江、揚子江等。

皖江，顧名思義就是在安徽境內的長江。這一段長江流域囊括了秋浦河、裕溪河、青弋江、皖河等支流，以及錯落在南北岸間的安慶、池州、銅陵、蕪湖、馬鞍山等城市，號稱「八百里皖江」。

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揚子江，在古籍中指今天江蘇南京六合區夾江到揚州港的一段，其得名來自於古代長江的重要渡口揚子津。後來，人們也將南京以下的長江稱為揚子江。

長江下遊河段以南京為節點，一面背靠大陸，一面朝向大海，海洋與內陸的文化精神在此激盪潮湧。

八百里皖江以下，見證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人口遷移與南方經濟發展。

從先秦時代開始，長江下游即形成了早期的商貿活動。

當時主導商品貿易的多為達官貴人，亦或是棄官從商的權勢人物，如助越王討滅吳國的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了歷史上早期的富商巨賈陶朱公。

商業發展，城市興起，一座座集聚著能工巧匠智慧的古典建築拔地而起。

據《越絕書》記載，最早出現在長江下游地區的古城，即今天位於常州市郊的淹城。相傳這裡原是奄君所建，因其國在周王室開疆拓土時被滅，僥倖逃脫的奄君遂率殘部渡黃河、奔赴長江下游，以圖東山再起。

但奄國實力弱小，他們遷居江南後，再也沒有機會興復故土、回師中原。周朝東征後，奄國的山東老家分別封給了周公之子姬伯禽和師尚父姜子牙。那片土地也被代以齊魯之名，與奄國再無干係。

到了江南的奄國，並沒有享受多少偏安一隅的日子。春秋後期，隨著吳國崛起，奄國首當其衝地受到打擊。

但在興建這座城池時，奄君也許已想到其身處的窘境。建成後的奄城四面環水，護城河既為城池提供了外圍的屏障，也給城中居住的人們帶來了水運的便利。

憑藉著這座獨一無二的城池，奄國長存江南數百年，成功抵禦了吳國的多次入侵。

吳國在長江下游日漸強盛。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派名將伍子胥依姑蘇山興建了闔閭城。從此，長江下游的經濟中心轉移到了這座被後人稱為「蘇州」的福地。

與吳國長期處於競爭關係的越國，也在自己的地盤上興建起了一座都城。這座國都，即後來的紹興古城。

吳越的地理環境，讓這兩座古都在江南一眾水城中熠熠生輝，也使吳越文化永續流傳。

儘管長江下游很早便形成了繁茂的商貿往來，但因其開發時間比北方晚，故經濟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無法與黃河流域相匹敵。

史載，秦漢之際，「楚之越民均貧而寡富」。西漢時，司馬遷到各地考察，發現江南地廣人稀，當地人還在使用較為原始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也就是用火燒草來處理耕地，等到稻苗長到一定程度，放水澆灌稻田，淹死雜草，而當時北方已經出現更加先進的鐵犁牛耕。

若沒有收成，江南地區的人就以漁獵謀生，摘野果、撈蛤蜊填飽肚子。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裡的人餓不死，但也難以致富。

03.衣冠南渡

直到三國之後，兩晉動盪，才使南北方的經濟差異發生改變。

西晉永嘉年間（307-311年），由於北方戰事頻發，龐大的北方人口第一次像潮水般湧向長江沿岸，渡江南下。

當時，南下移民的遷徙路線，主要分成東、中、西三路。而東路溝通江淮，連接著北方的經濟政治中心以及長江下游皖南、贛北以及蘇北、長三角等地。

無數避難的北方貴族自此南下，既帶來了大量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工具技術，也將他們引領的中原文化引入江南，成就了長江下游地區的長足發展。

經過六朝的長期經營，到了隋唐時期，長江下游地區的經濟迎來了一次質的飛躍。

生產技術的進步，令耕地面積持續擴大。加上氣候適宜，一年兩至三熟的糧食生產量充分滿足了流域內百姓的生活所需。

與此同時，大運河的開鑿使長江與黃河的聯繫愈發密切。人口的流動與財富的聚集，讓長江下游地區擔負起了供養天下的責任。

另一方面，隨著江南百姓的溫飽得到解決，長江下游地區的新興文化娛樂業和制瓷手工業等均得以發展。

依靠雄厚的農業及手工業基礎，今天的江蘇紹興率先成為唐朝南方最重要的制瓷中心。其出產的越窯瓷器，在中國古代名窯中獨樹一幟，直至今日，仍被世人評為「越窯如冰」。

長江下游的繁盛，還得益於唐朝的數次大開放。

無數外國商人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踏上大唐的土地，不遠萬里，跨國貿易。在佛法的感召下，唐代高僧鑒真也多次出海東渡日本，弘揚大道，進一步傳播東方先進的文化。

在日後的安史之亂、黃巢起義中，大唐王朝走向沒落，但相較於北方從關中平原到膠東大地的「魚爛鳥散，人煙斷絕」，長江下游依靠農業和文化發展，仍舊是北方人士首選的避難所。

因此，伴隨著唐朝皇帝數次西逃南下，第二次的北方人口南遷拉開大幕。

唐代的移民潮再一次帶來巨大的財富和人力資源。南下移民隔著長江天險安家落戶，也奠定了此後千年長江下游的經濟繁榮。

由於江南戰爭偏少，五代十國時期，割據於此的吳、南唐、吳越等政權致力於經濟，富國強兵。

長江下游一帶自此「土盡曠辟，桑拓滿野，國以富強」。即便是遠居北方的遼人，在瞧見南方的富庶祥和後，也不遠千里，跨山越海，「持羊三萬口，馬兩萬匹來鬻」，與占據長江下游的南唐政權展開商貿合作。

公元960年，趙匡胤取代後周，此後，宋朝結束五代十國的紛爭亂世。

這時，長江下游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經濟實力已與北方持平。因此，在坐穩天下後，北宋王朝便確立了「國家根本，仰給東南」的經濟政策。長江下游也藉助著這波經濟紅利，再攀高峰。

在北宋名臣范仲淹、蘇軾等人的相繼治理下，長江下游水利工程得到進一步發展。為了灌溉農田，他們在沿海的耕地附近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堰塘，既可作為防洪、海水倒灌等緩衝帶，亦可為持續擴大的耕地面積提供充足的農業蓄水。

然而，長足發展的下游經濟並不平衡。

黃河的數次奪淮入海，導致原先較早開發的皖江流域頻繁出現旱澇災害。隨著時間推移，長江下游的經濟總量逐漸由江南地區引領。

故而，在北宋王朝遭遇兵燹後，宋高宗的首選便是前往江南，興復帝業。

偏安江南之時，南宋王朝延續祖宗的政策，發展江南。

眾所周知，農業乃歷代王朝的立國之本。

宋室南渡後，在蘇公堤、范公堤的基礎上，官方又疏浚加蓋了多項水利工程。直至宋光宗年間（1189-1194），新的水利灌溉措施已可服務江南地區近十萬頃的農田。

「蘇湖熟，天下足」的盛世景象，由此展開。

糧食的激增，也讓江南地區的人口迅速繁衍。據記載，到了宋末元初，江南西道一帶的人口數已達天下之最。人口的暴漲，為土地所承載的供養能力增加了負擔。

另一方面，在長江中游，隨著洞庭湖水域面積的縮小，位列湖廣行省的湖南、湖北，正遭遇著史上最嚴重的生存危機。

據記載，到了明初，官方統計，長江中游的湖廣行省歷經社會動盪、生靈塗炭後，總戶數僅為27萬餘戶，大約僅相當於宋末時代的14.7%。

因此，明朝統一天下後，一場名為「江西填湖廣」的人口大遷移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帷幕。

在之後的200多年時間裡，明、清兩代分批次從江西強制遷出了數以十萬計的百姓，將其分布於整個湖廣地區。為了鼓勵他們離開家園，明朝還給遷入湖廣地區的百姓提供賦稅便利，促進他們在新家園安居樂業。

明末，張獻忠作亂四川，長江上游的四川地區也被人為地打造出了「地廣人稀」的景象。緊接著，那些在湖廣安定的江西人，再度踏上征程。在清政府的指導下，湖廣「填」了四川。

在長江流域大量人口遷移的同時，下游地區保持著生機勃勃的經濟活力。由「蘇湖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的轉變，表明了長江下游由糧食產區，變成糧食進口省份，以及當地工商業的富裕。有學者以為，影響後世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即源於此。

明清時，官方主張海禁，內河貿易收益迅速成了封建政權財稅的主要來源。藉助江河之便，長江下游地區經濟進入古代的鼎盛時期。

在一次次南北互通的貿易往來間，長江下游地區的經濟、文化、市井生活等，也發生著豐富多彩的變化。商貿活動的互通有無，也令人們在科舉仕業之外，愛上了這片似錦繁華的江南。

可惜好景不長，到了近代，在洋人的堅船利炮下，浸潤於煙雨之中的下游地區被迫夢醒。

隨著殖民侵略的深入，長江下游的一些城市終究逃不過資本抽離、人口遷移的命運。

按照以前的說法，是「江南一切以蘇城為依歸」，到19世紀末，卻變成了「蘇州商市行情悉依上海為準」，位於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全面超越蘇州。

世事變遷，禍福難料，但生活在長江下游的人們卻從未輕言放棄。

1861年，在曾國藩倡議下，安慶軍民不顧戰火侵襲，合力辦起了近代軍事工業企業——安慶內軍械所，拉開了洋務運動的序幕。

之後，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南通、寧波、南京、杭州等地紛紛出現了一批近代化企業，改變了封建時代中國落後的刻板印象。

時至今日，長江下游及其三角洲的人口、經濟依舊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

其中，江蘇憑藉轄下全境百強市，傲視一眾省份，是名副其實的「蘇大強」。

而坐落在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則憑經濟持續高效增長，躋身全球十大發達城市。

安徽雖不如前兩者，但憑藉內擁長江河道，外承沿海地區經濟輻射的優勢，2021年GDP總值也突破4萬億，發展前景一片向好。

04.長江風流

經歷多次人口遷移後，長江下游地區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底蘊。

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移民的本身並非人口的位移，而是另一次文化的解構與融合。

在這種隨著人口流動的文化變遷中，長江下游逐漸形成了兩大文化模塊。即以江西九江、安徽桐城為中心的贛皖文化，以太湖流域為核心的吳越文化。

早在三代時，吳越文化便已形成雛形。那時的吳越居民，更喜歡「斷髮文身，錯臂左衽」，爭強好勝之風也與儒雅尊禮的中原文化格格不入。

隨著歷史上幾次北人南下，吳越之地得到了中原的先進文化與鑄造技術。

藉助先進技術，吳越人開始「以船為車，以楫為馬」，打造出強大的水師，出兵參與中原爭霸。

二者激烈碰撞之下，「剪髮文身」的習俗也在吳越故地消失。受中原漢語的強烈衝擊，吳越地區的人們漸次發展出了地方特色的方言——吳語。

魏晉時期，天下紛亂，戰爭頻發，且清談之風盛行。

避居吳越者，多是當時的社會精英。這極大推動了吳越地區的文化發展。此後，古吳越曾經尚武逞強的戾氣，也為文人的精緻優雅所取代。

在他們談玄說妙之際，中國的儒釋道文化進入了合流階段。在戰爭的持續侵擾下，人們普遍相信神佛。如此，「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便成了這一階段吳越文化的主流。

歷經隋唐時期的發展，到了兩宋，教育之風大興之際，吳越地區書院林立，學術盛極一時。

在大儒呂祖謙的帶領下，吳越地區的學派開始與程朱理學相融合，於思想碰撞之中，以書院為載體，引領一時文風。

之後，江南書院興盛，儒學沉澱，與書院相關的刻書、藏書業務也成了吳越文化興盛下的一個縮影。

書學的興盛，也催生了豐富多彩的市民文藝。其中最重要的標誌便是通俗小說的誕生。從明朝的《水滸傳》到清朝的《紅樓夢》，無一不與吳越地區息息相關。

相較於吳越文化而言，興起於安徽、江西的贛皖文化則稍顯純粹。

自魏晉時代開始，北人大規模南渡，便奠定了贛地人士並好經學的文化底蘊。當時，廬山地區作為天下的文化中心，還曾與「六朝古都」南京齊名，為天下士子所敬仰。

入宋以後，贛北州縣文風亦大盛，書院林立，才子云集。據統計，在宋、元、明三代，江西科舉取士人均位列全國前五。

明代中葉，心學領袖王守仁在就任江西廬陵知縣時，又將他剛剛悟出的心學理論，貫徹落實到日常行政實踐上。從此，陽明心學名揚天下，江右王門人才鼎盛，將贛文化推向頂峰。

贛文化的熱潮，延及東方的皖江流域。在一片向學之風的引導下，皖地也在明清時代成為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那時，皖江流域上的安慶、桐城，有由方苞、姚鼐等人開創的桐城學派。他們致力古文振興，主張作文章要遵循「義法」，具有一定理論深度。

在他們的影響下，清代張英、張廷玉父子以及後世的曾國藩，均在義理間打磨文字，上至廟堂，下至江湖，由「經世」走向「濟時」，開創了近代中國的文化自省先河。

對比北岸的桐城，世代居於南岸的徽州人，在創造了「無徽不成鎮」的商業神話後，也開始走起「學而優則仕」的光宗耀祖通途。

通過科舉，無數經商發家的徽州人步入朝堂，影響著中華數百年政局的大變動。這其中「兄弟九進士」「父子四尚書」等宗族教育成功案例比比皆是，也帶動了徽州世家大族的興盛。

從此，徽州人不再是世人面前末流的土商人，優雅高尚的文化氣息開始浸潤徽州的每一個角落。

徽州世家大族倚仗萬貫家財，紛紛大興宗祠。在官派文化的影響下，徽州人的飲食也漸趨細化，在火候、刀工和操作技術上獨步天下。憑藉「酥嫩鮮醇」四大特色，折服天下人心，傳遍世界。

近代以來，伴隨著長江邊上的戰火，西學逐步東漸。當感受到異鄉文化與本土文明的差距時，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開始了對文化融合、升華的進一步思考。

於是，一種活躍於近代通商口岸的「海派文化」應運而生。在中國眾多的通商口岸中，海派文化氣息最濃厚的當屬上海。

上海開埠後，大量的外國傳教士湧入，隨即而來的也是西方文化東漸所帶來的巨大文化衝擊。

之後，帶著這股摩登氣息，上海十里洋場高樓林立，車水馬龍，華燈乍現。近代中國電影、飲食、科技等多元領域皆在上海有了突破性發展。

蘇南浙北的溫柔典雅與敢闖敢拼的上海浪子碰撞、融合，正如當時的上海名人曹聚仁點評：「京派若如大家閨秀，海派則是摩登女郎」。

或許，正因長江的終點是大海，海派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才始終根植中華傳統文化，海納百川，熔鑄中西，為我所用。

回首長江下游，桐城文風依舊，吳越江南詩意與繁榮並行，唯曾經的徽州一分為三。

即便如此，由一代文豪湯顯祖帶起的痴絕尋夢，仍能引起今天許多心懷夢想的人共鳴。

「如金歲月人奔競，似玉行藏我卷舒。極目冥鴻揮綠綺，忘情魚鳥盡江湖。」

正如長江之水奔流到海不復回，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也將盡興吟詠，繼往開來，方不負此間的山河湖海。

... 完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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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馬志亮、丁援：《長江文明》，中信出版集團，2021

葉文憲：《再論吳越地區的漢文化》，《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