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權力的擴張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獲得了美聯儲控制權之外，美國政府對經濟金融與工業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權也逐漸擴大。
「一戰」後期的1916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法》授予總統「直接採購包括任何供應來源的戰爭物資」和在必要時徵用工廠的權力，並授權總統任命一個工業動員委員會。同年8月，國會通過的《軍事撥款法》授權成立由陸軍、海軍、內政、農業、商務和勞工部長組成的國防委員會負責協調工業和資源，並成立一個國防委員會的顧問委員會，其全部7名成員由總統根據國防委員會的推薦直接任命。被總統任命為顧問委員會成員中有很多人是金融與工商業巨頭：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總經理丹尼爾·威拉德、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哈德遜汽車公司副總霍華德·科芬、西爾斯百貨公司總裁朱利葉斯·羅森沃德、費城德萊克塞爾研究所所長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勞聯主席塞繆爾·岡珀斯、芝加哥美國軍醫學院秘書長富蘭克林·馬丁博士。戰後的1918年3月，威爾遜總統改組戰時工業委員會，任命伯納德·巴魯克為該委員會主席，並賦予該委員會直接聽命於總統的權力。戰時工業委員會管轄工業原料的調配、生產，工業品和軍需品的採購等。
1917年5月，戰時工業委員會要求汽車大亨削減生產以降低民用汽車對鋼鐵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戰爭需要而犧牲了汽車業，並將責任全部推到戰時工業委員會身上。但在政府的強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內的所有汽車企業只能服從政府，不僅削減汽車產量，還將一半的生產能力轉產大炮、卡車、坦克、航空發動機和飛機等，為政府提供軍需品。
財大氣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過一刀。1917年年底，陸軍部與杜邦公司簽訂了一份讓該公司承建納什維爾無煙火藥工廠的合同。無煙火藥在當時屬尖端技術產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夠生產。儘管這兩家公司大規模地增加了生產能力，但仍遠遠不能滿足美國政府和盟國對無煙火藥的需求。政府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和西維吉尼亞州查爾斯頓市附近的尼特羅鎮開始興建兩個無煙火藥工廠。當陸軍部與杜邦公司之間關於承建納什維爾工廠的合同簽訂後，戰時工業委員會要求必須取消這份合同，絕不能讓政府出錢而杜邦公司卻白白賺取6000萬～7000萬美元的利潤。戰時工業委員會威脅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廠提供技術援助，那麼政府將在民間專家的協助下獨立建設這座工廠。結果，陸軍部取消了與杜邦公司的合同。與此同時，巴魯克委託美國著名礦業工程師丹尼爾·傑克林全權負責尼特羅工廠的建設和運營。傑克林在9個月的時間內便將尼特羅火藥工廠建成，並於1918年9月生產出了該廠第一批無煙火藥。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於無奈只能與傑克林簽訂了提供技術援助的合同，僅得到200萬美元的技術援助補償。戰時工業委員會完全將火藥生產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為火藥原料的硫黃在當時的市價是每噸35美元，而政府採購價格卻只要每噸22美元。
美聯儲：全世界的中央銀行
「一戰」還讓美國政府對海外資本輸出占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在「一戰」之前，像英法這樣的國家都是以私人資本在國外的投資為先導，直接軍事占領自然資源豐富的落後國家與地區或與之簽訂不平等協議保證私人資本的投資利益。即便在發達國家，國債也是以鐵路、礦藏、銀行和工商業的資產為擔保被外國私人投資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國際金融控制權主要掌握在如羅斯柴爾德、巴林和摩根這樣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戰」卻改變了這種情況。
「一戰」讓歐洲參戰國的直接損失達到了2090億美元。戰爭的全部費用消耗了英國32％的國民財富，法國為30％，義大利為26％，美國僅為9％。如果不是美國的貸款，包括英國在內的協約國所有國家都無法承擔這種不創造財富的戰爭損耗。在美國參戰前，協約國向美國私人金融家借債35億美元來購買美國軍火武器。與此同時，歐洲國家徵用或轉賣本國公民擁有的美國資產來購買美國生產的軍需品，向美國人出售了價值近40億美元的鐵路債券、普通股和其他證券來換取美國軍火，結果有75億美元的淨資產轉移到美國人的手中。
「一戰」結束後，美國卻並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樣無須歐洲國家還款或少還款，而是要求歐洲國家的欠債連本帶利一個子兒都不能少地統統歸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無恥地解釋說，美國不是歐洲國家的盟友，而是一個合作者。因此，美國提供的不是財政援助，而是貸款。於是，美國與歐洲盟國之間的名義貸款轉化為政府之間的債權關係。
不僅是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存在債務債權關係，「一戰」還使一個國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個國家的政府巨額的債務，比如歐洲大陸的國家都欠英國政府的錢。協約國之間的戰爭債務在1923年時高達280億美元。1921～1925年，美國國債占到總額達45.9億美元的債券市場的78.9％。英國發行的債券中的60.5％是政府債券，其中在紐約發行的有36億美元，在倫敦的有近20億美元。以1英鎊兌5美元的匯率計算，在倫敦發行的外國政府債券僅占協約國之間戰爭債務的7％，儘管不到盟國之間的全部戰爭債務加上德國的賠款義務的2％，但卻遠遠超過了1921～1925年間在倫敦的11億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發行的債券。這些數據表明，「一戰」後，政府已經從私人金融家手中接過了國際債務的控制權。
當然，國際債權主要集中於美國政府手中。美國與英法這樣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海外擴張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國以軍事占領或脅迫落後國家與地區作為基礎，為私人資本爭奪海外利益與國際金融主導權。而美國的對外貸款，主要通過戰爭債務方式以政府借貸為主要工具，流向歐洲那些工業化水平與科技水平比自己更發達的國家。
美國國際金融資本從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轉移到政府手中。國際金融資產集中於美國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於不同的私人資本集團手中。政府不僅要考慮金融利益，還要把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綜合在一起，從戰略高度來控制與調整金融體系。換而言之，政府要考慮所有金融與工業寡頭整體的長遠利益，而不是為某一個金融集團謀取短期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務於美國政府所認為的合適目標。這樣的政府不僅將積聚超大規模的國際金融資源，而且將通過外國政府向它們的公民，包括它們的統治階層借款和徵收債權稅。換而言之，美國政府正逐漸變成世界警察，而美聯儲也逐漸變成全世界的中央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