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鄭剛 興都庫什筆記
按：1月24日，由東方銳眼主辦的「阿富汗考察見聞與人道主義倡議講座」在線上舉辦。東方銳眼風險管理顧問公司執行董事鄭剛先生做了主題發言，題為《阿人道主義活動倡議的起心動念與幾點考慮》，現根據錄音整理髮言稿如下，供未能參會的朋友參考。
我今天會從這樣幾個方面給大家做一個簡要分析，首先介紹一下我們東方銳眼。我們東方銳眼是中國一家新型的諮詢公司，主要致力於為企業客戶提供全球商業機遇的搜尋和保障服務。在風險管理領域我們給自己的定位既是風險的監測和緩解者，也包括通過各種手段去緩解各個方面的風險。我們主要為企業提供培訓、諮詢、調研和海外風險緩解的全流程服務，這一次赴阿富汗考察，是阿富汗政權更迭後的第一個中國到阿富汗智庫考察團。原來我主要做中巴走廊研究，現在汪博士替代我在巴常駐，在疫情背景下很不容易。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政治、商業、安全、投資環境進行跟蹤研究。
這一次考察我們與阿富汗各界人士進行了訪談與會談。調研地區如果把喀布爾也算上，包括阿巴邊境，伊朗和阿富汗邊境，整個考察總共去了五個省，我們一個整體的感覺就是阿富汗塔利班高層雖然仍有很強的宗教色彩，但他們也進入了所謂的「執政狀態」。也就是說他們在交流關注的更多是現實的政治、經濟、民生問題，有正常的「政治理性」，而不是完全難以溝通的極端宗教人士。
這張照片顯示的是我們與喀布爾大學的校長，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給他送了一個很獨特的一個禮物，中國第一本漢語和普什圖的字典。這本字典本身是有傳奇色彩的，如果大家有了解的就知道，這是車洪才老先生花了幾十年的這個心血。我們給那個坎大哈省長送的是我們深圳的飛亞達手錶，這個代表的是什麼呢？因為這是中國太空人專用表，我們在禮物挑選時就是希望既有歷史的傳承，也有展望未來的概念。我們跟阿富汗不同地區不同階層民族的人都有基礎接觸。
有一點是大家認為一致的——就是塔利班在接管政權以來，整個阿富汗的安全形勢或者說基本秩序的穩定性，比起美軍和前政府在的時候要好得多。持這種觀點的不單是一般的民眾，哪怕是對塔利班持反感和反對態度的人員也是這麼看。
這是在喀布爾很著名的一個市場河邊市場，大家可以看到，我跟汪博士當時去的時候還是不斷有爆炸，但是在當地人看來好像已經不算什麼，可能就是一般的這種爆炸對他們來說，至少從我們外來人看到的，給他們的安全感或者這種威脅是不一樣的，他們覺得這個生活和秩序基本上還是恢復了，而且這個圖是我專門拍的，我當時在這個地方大家可以注意到，這邊是喀布爾的一個銀行，ATM機在取款，因為他們現在這個取款有限制，我站在旁邊整整看了十分鐘，我就是看塔利班的士兵跟當地的民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在喀布爾市區民眾基本上不怕塔利班的士兵。
這個跟原來我們一般的認知是不一樣的，總體感覺就是說塔利班至少在我們看到的、我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很多阿富汗民眾接受了塔利班，當然有人也可以說阿富汗民眾他們沒有更多的選擇。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阿富汗塔利班目前確實在提供一個基本的安全和秩序，塔利班目前試圖作為一個政權組織在履行這樣一個責任。而且，第二個很重要的是塔利班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對主要國土和人口的一個有效控制。
大家可以看這幅圖，這個是在喀布爾大學圍牆上的前政府宣傳畫，塔利班也沒有去刪除，塔利班對這些根本不在乎，我感覺他們是在安全上和在政治上還是比較自信的。當然也可能是顧不過來，還有一種可能我剛才看到我們群裡面有朋友在說——其實塔利班很多不認字，這個因素可能也有，但是確實有可能塔利班他們真的是不在乎。
塔利班臨時政府或者他們的官員比較缺乏自信的主要是在經濟和財政問題上。不單單是各個階層老百姓這麼看，其實他們自己對這方面也是沒有自信的。我感覺他們現在來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還是比較像我們八九十年代想著招商引資的這種思路和套路。但是大家都知道兩個國家的背景環境，包括國內基礎、包括國際環境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說它對國土和人口的控制呢？大家可以看得到這些人其實是我們在巴米揚省，這一看是哈扎拉人，其實這是當地的哈扎拉的軍閥在保護我們，他們現在也被塔利班引入整個政府。塔利班跟地方實力派、要麼結成同盟，要麼是通過政治協商的方式安撫。原來對他們構成襲擊的主要是在北部，我們所知道的潘傑希爾就是塔吉克人，包括跟薩利赫的這樣一個北方同盟。但是整體來看就是當那邊被擊潰以後，在整個阿富汗境內沒有誰對他們再能夠構成襲擊，大家可以看看，這是我在坎大哈。而且塔利班的武裝力量看上去已經很現代化，全套的美式裝備。所以說他們在安全上和政治上考慮到目前還是比較自信的，他們認為他們是帶領阿富汗人民打敗美軍。從這樣一個多國部隊手中，北約部隊獲得國家獨立主權和尊嚴，他們是這麼看待他們自己的角色。
所以說一個基本的評估，我個人認為塔利班作為一個政權組織，它目前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穩定性。理由有幾點，第一個呢，它給多數民眾它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秩序和安全感。當然以後政策。會不會變化，這個不好說。應該說他目前表現出的，特別是我們在的當時還是相對比較開明的。反對塔利班的人是哪些呢？一部分是前政府的公務員，再一部分呢可能是某些少數民族，但是我們剛才講基本不構成威脅，還有一部分就是女性群體，主要可能是跟相對比較現代性的和跟西方比較接近，但是這個對塔利班的這一個執政能力是構不成根本性的東西。第二個呢，它的政權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我們知道阿富汗就是普什圖族差不多占到百分之四十，然後還有像塔吉克人、哈扎拉人、烏茲別克人等民族，阿富汗塔利班他們通過跟各地實力派打交道對主要地區都實現了控制或與主要民族都建立了聯盟關係，包括去的那個赫拉特就靠近伊朗這一邊，在這一塊當時的安全形勢也是這一次塔利班他整體、他的民族關係從我們觀察到的有一個可控狀態，而且呢整個境內呢已經沒有合格的反對力量。當時我記得在那個媒體上看到黑水公司有跟薩利赫跟小馬蘇德這邊有會談，當時塔利班政府的官員也看到這個了，他們對這個不屑一顧，塔利班在政治與安全領域還是比較自信的。
阿富汗的人道主義危機的這樣一個狀況呢，目前是比較嚴重的，主要就是阿富汗目前糧食嚴重不安全。但多數阿富汗人對中國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因為我們也是去過不同的穆斯林國家，包括我跟汪博士去過幾十個國家，我原來巴基斯坦待得比較久，也包括巴基斯坦現在對我們有時候都頗有微詞，但是現在從阿富汗從上到下，我們問了當地人的想法，他們說第一過去四十年中國從來沒有欺負過阿富汗，第二現在阿富汗就是說對中國的整個的政治經濟地位特別認可的，我注意有些阿富汗團隊官員，他們是有地球儀的，而且當時我們去看的時候，我們都感覺他們在跟我們溝通時在看地球儀、看中國和阿富汗，當然最重要的他們還是希望中國對阿富汗這一塊能夠提供這種短期、緊急的人道主義援助和未來的援助和重建。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是阿富汗的這個貧民窟，他們那個著名的山，這是我們在現場看到的。你看這是一個老婦人帶著他的孩子，我們開始說的就是一天一個人的口糧就是三個土豆就是講的他們家。確實是很貧苦，而且當時我們在的時候還沒下雪，但晚上已經很冷了，現在在下雪的時候又沒有吃的，然後又處在這樣一個狀況，真的是很難過的。你可以看看這張照片——一個喀布爾家庭，他們家裡主要食物就是一些洋蔥、一些馬鈴薯、辣椒，這樣到了冬天是很難維持下去的。
所以我們當時在喀布爾貧民窟就做了一個捐贈，當時就很多本地人都跑過來，因為我們當時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怎麼去參與這個阿富汗重建。但是當我們現場一看呢，我們覺得阿富汗首先現在最需要的是人道主義援助。國內多數人平時看數據、看新聞和我們在現場看到的感覺是不一樣的，這種感受很強烈——我們覺得應該要做一點事情，站在中國人的角度，還是站在最一般的人道主義的角度。你站在那兒，看到眼前活生生的人如果真的是被餓死、被凍死的話，這種感受是不一樣。
然後我們來到坎大哈，因為坎大哈有個非常著名的中國醫院，早期是中國給他們的一個援助，當然現在這個基本都已經斷了，因為我們了解到像他們的醫生的幾個月都沒有拿到工資。而這個醫院呢有六百張病床，是整個坎大哈地區幾百萬人最主要的一個公共醫療服務設施。所以說在這裡我們覺得作為中國人，應該給這個中國醫院做一點事情。所以當時我跟汪博士是把身上所有的錢能夠拿出來的旅費，保留了接下來的生活費和回國的這個費用後給他們一個捐助，幫助了大概七十個家庭，就是他們醫院的醫生與護工，當時這個效果還是非常好。大家可以看看，這是他們醫院的院長。
我們覺得這些個人的善舉還是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在當地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見過中國人，像我們做的這些事情，有可能對於有些人建立起他一生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好感。我們覺得這樣的事情呢還是應該要更多的人來做的。
有了這麼一個緣起呢，我回國隔離期間，我就專門去梳理了一下各個國家對這個阿富汗援助這一塊的一些材料。不看不知道，一看這個感受非常強烈。就是說我們其實中國在阿富汗的存在呢其實還是很有限的，過去四十年呢因為阿富汗一直陷入戰亂，我們主要是有些中國的一些工程項目啊，有一些也都是跟聯合國的框架下一起去做的。但是我們不管是在他的政治層面、社會層面、文化層面，其實中國人都還是非常有限的。對於中國來說，阿富汗塔利班臨時政權如果可以持續下去，對我們的西北邊疆，包括以後一帶一路這個影響非常大。
在這麼一個視角下，我覺得中國在當地的這個存在感還是比較低，我梳理了一下美國在當地的影響與存在，你看2016年以來，光美國發展援助署在阿富汗,他在公民社會、女權、律師、財政各個方面都做了很多事情，你看他資助的主要的機構，包括阿富汗的公民參與計劃，這個就是七千九百萬美元，然後對阿富汗的選舉、對平民的資源、對媒體、對婦女、對獨立律師這一塊都做了很多事，包括在各個省里，而且美國民主基金會在那開展工作更加廣泛了，包括對媒體的建設。
所以說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在前政府的階段，阿富汗其實對中國的一些反對的聲音還是不少的，這裡面可能我估計有很多是美國的媒體起到的作用。在對社區領袖和青年領導人的培養，他們也做了很多相關的工作，包括女性、包括整個意識形態的這一塊的宣傳，包括對政府行為的影響。也可以講就是美國在過去二十年，它其實確實是想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所謂他認為的具有現代性的這麼一個政治體制，但是我們也知道就是說像這樣是很難去嫁接的。美國在中東的介入，包括在阿富汗的介入，我覺得從最終的效果上整體上是失敗的，但是我覺得他們在某些具體操作方法有很多還是值得中國去借鑑和啟發的。他們很多工作還是做得很實的。包括你看他對阿富汗的這樣一個資金支持資助的地區分布，最主要的是在喀布爾周邊，包括像西部的赫拉特省。我在想為什麼赫拉特呢？因為赫拉特和伊朗近，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因為美國在這一塊可能會有些考慮。而且你看看他的這個公民能力建設在各個方面，就說他的這個布局對阿富汗的影響是非常深入的。對於各個方面的領域，我在想美國雖然現在要撤出阿富汗，但是它的這個過去二十年的投資不會一下子都消失的。這樣會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包括很多阿富汗人，包括是他的媒體、他的NGO，都會受這種東西的影響。不管是中國企業也好，中國人以後去阿富汗也好，都會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那就是在阿富汗這個國家中國如果我們只是從經濟上去做一些投入的話，我們的經濟項目可能碰到的風險還是很大的。另外除了美國以外，其他的像歐洲、日本也在當地做了很多影響工作。可以看到主要都是西方國家在這一塊有比較強的一個存在。我梳理了一下中國這方面民間介入非常少。中國在經濟層面與阿富汗有聯繫紐帶，主要是商人和企業，但是在NGO、在整個輿論場、在媒體、在這個社區、在構成基層政權治理能力的這方面的影響或者說是市民階層社會治理等這方面中國基本沒有存在，過去沒有，現在也很少，主要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存在。
我還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同樣作為阿富汗鄰國的巴基斯坦，中國人因為和巴基斯坦關係比較好，而且我們從國際報導中知道有哈卡尼網絡與巴基斯坦的密切關係，所以說我們原來一直都認為巴基斯坦應該對阿富汗應該有很強的影響力與民間口碑，但是從我們這一次去訪談和接觸的人來看，很多阿富汗的民眾對巴基斯坦的評價並不是非常正面，雖然我們認為巴基斯坦跟阿富汗是同一宗教背景，而且跟阿富汗又有很密切的地緣、人脈的這種紐帶，反而很多人對印度的形象反而更加有親和力。我覺得這個裡面有很多東西值得去深入思考——阿富汗是印度的第二大援助的接受國，而且印度對阿富汗呢是全球第五大捐助國。因為這個有美國、有歐洲的因素，所以說其實在這個地區，印度就是阿富汗最大的捐助者。印度在阿富汗有大型項目與基礎設施投資，這個區別於美國和歐洲的純社區能力建設。印度在阿富汗有很多基礎設施的，包括像它的一些電站，大壩電站，包括議會大廈，包括它的整個的電網的這種項目這邊印度都做了，而且在這個新冠疫情以來，還有很多人道主義援助相關的項目，包括七點五萬噸的小麥，然後給他的這樣一個藥品，包括給一百五十萬兒童提供的糧食的援助一百一十萬噸——這個數量是非常驚人。而且還給兒童提供的豆類，還給阿富汗兒童在喀布爾設立了一個最先進的醫療診斷中心。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感受就是雖然說受塔利班上台，對印度官方在阿富汗的影響受到較大衝擊，但是在民間，包括在這種文化傳播領域，印度在當地的影響都是非常深的。阿富汗現在的電視節目，基本都是印度的片子。音樂，阿富汗聽的也很多是印度的音樂，而且民間對印度的印象也都比較好。不單單是這些大的援助項目，印度在阿富汗呢也有很多小開發項目，而且效果非常好。我們注意到的就是很多項目都是在巴邊境，所以說我們原來所說中巴走廊在巴邊境存在很多問題來自印度的干擾，估計可能跟這個也是有一些關係的。和他在一阿富汗的小型社區，它主要是要在阿富汗南部邊境建立夥伴感和主人翁感。就說像這些項目包括在農業、農村、衛生、職業、教育，我認為過去二十年印度在阿富汗的這樣一個投入，第一是非常大的，第二效果是非常好的，方式上很有針對性。一個直接的一個證據就是它超過了跟阿富汗同一宗教背景，而且有密切地緣人脈紐帶的巴基斯坦，與此相對照，中國人除了在當地有經濟的紐帶，在其他方面都少了一些。
站在這個角度，我們在阿富汗期間已經盡個人能力開展了兩次捐贈，一個是坎大哈醫院，然後再就是在喀布爾的貧民窟。回來以後我跟汪博士、還有我們其他的一些同事，從這個方面我們就有些更加進一步的一些設想。
第一我們認為像在這麼一個情況下，第一這個是從人道主義或者說同理心，不能看到人家活生生的人被餓死、被凍死。我覺得這也就我們中國佛家裡說的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覺得這樣一個事情是很有意義，是值得去做的。在中國因為是民間做這樣的事是有很多困難，這段時間我們也是克服很多困難，第一也是在西南政法大學校友會的幫助下，馬上會有一批物質會在當地採購提供給阿富汗民眾，然後我們也募集了差不多一個車皮過冬的這種衣物、毛毯會運到阿富汗。
除了這種直接的、人道主義的這種考慮，或者對中國民心相通的這種，包括中國政府也做了很多捐助，但是我們認為在阿富汗現場有中國人、有中國元素直接傳遞給阿富汗人，效果還是不一樣的。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其實阿富汗很多人是沒見過中國人的，只是聽說中國的各種消息。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些工作做好，可能在某些阿富汗人心目中就能夠種下他對中國人一生友好的種子。
另外站在企業的角度，其實中國公司要進入阿富汗，我覺得風險挑戰還是比較大的。第一個很緊迫的就是現在它面臨緊迫的人道主義危機，在這個時候，你直接去做生意，我覺得還是會有很多困難，第二個安全威脅還是比較嚴重。雖然說塔利班目前是對中國持一個積極、善意的態度，但是在阿當地還是有其他的恐怖組織，在中國人在當地的目標也是比較明顯的，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和汪博士都是比較入鄉隨俗的，像我們這種智庫學者有跨文化溝通經驗過去可能不一樣，如果中國企業你自己不了解當地的情況直接去阿富汗作為外國人這個目標非常大的。第二個就是阿富汗的部族宗教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就我們中國人因為我們這些年在海外見了很多，你不了解清楚這方面你有時候觸犯了人家的禁忌，或者說的不好聽一點，人家要教訓你，要殺你，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特別是像阿富汗觸犯宗教禁忌後果就會更加嚴重。中國人如果不在這方面加以注意，或者是沒有這種專業指導的話，你吃虧都不知道怎麼吃。第三，就是阿富汗政府需要有比較長的時間建立和調整他的外資准入政策與法律體系，他目前用的主要還是前政府的，但是他會按照伊斯蘭教法的方式會有一些調整，這個估計會有一個過程，而且未來它政策的延續性與穩定性我覺得還是有待觀察。包括它目前缺乏有效支付手段呢。
所以綜合這些來問題來講，我覺得中國企業在阿富汗是有機會的，但是碰到的挑戰和困難也會非常大。我們並不認為中國企業在目前階段一窩蜂的扎堆去是合適的做法。我覺得在這一塊還是要更加深耕才能行穩致遠，而且我特別還要提出來我比較了多個國家與阿富汗的聯繫鈕帶與布局，我認為中國在這一塊的這個紐帶和布局是最少。雖然說阿富汗目前臨時政府對中國持友善態度，但是真正去了以後，未來就有可能出現很多問題。與中東國家相比，他們同是伊斯蘭國家，有伊斯蘭的同是穆斯林的紐帶，而中國畢竟多數人不是穆斯林。比起美歐在當地的NGO、印度在當地的NGO，在媒體的經營與布局，中國在當地的存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的。巴基斯坦也有它的優勢，包括土耳其，原來有基礎，現在動作也很快。所以說相比之下，中國在阿富汗的實際影響力其實還是蠻脆弱的——當然可以說我們現在是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包括塔利班和阿富汗民眾對我們也很認可、期待。但另一方面的現實上就是我們在這個國家的基礎或者說是紐帶都是遠遠不夠的。
從企業投資的角度，我認為中國企業要進駐阿富汗，第一要打通的就是他的高層政商關係，第二個在具體行業與項目上需要有具體的商業可行性評估，這個需要做非常細緻的調研，不是說你作為考察者去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拍下腦袋就行，這需要非常細緻的調研與科學的分析決策。第三個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利益相關方，很多時候你的項目他們的中央政府同意了，你可能還要跟省一級，甚至還要跟部落打交道，多數中國商人可能都不一定具備這樣利益相關方溝通管理能力。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這方面的意識或經驗，但是跟系統的利益相關方管理，在項目周邊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社會認可」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而且以礦產資源為例，沒有配套的基礎設施，很多礦開不出來，你還要有整個供應鏈管理。有些項目不是某些民營企業自己玩得轉的，可能需要民營企業跟國有企業結合起來。最後一點阿富汗的安全風險對於企業來說還是比較大的，當然塔利班說會為中國企業提供安全保障，但阿富汗塔利班他更多原來還是一個武裝組織，要提供安保這方面並不是光靠作戰能力，這裡還有很多專業流程與方法。
所以基於這麼一個考慮呢，我們在目前的情況下，覺得最能夠去做的還是從人道主義援助，這一塊我跟汪博士，還有我們其他的同事都是有共識的，而且在這種穿越寒冬的時候，能夠幫助在寒風中缺少食物與禦寒衣物的阿富汗婦女兒童還有醫生教師，我們認為這是積功德的事。就象我們前面講的我們要去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什麼人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呢，第一老師，在阿富汗這是文明的種子，包括醫院的醫生，這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真正救人命的，而且能給文明留下種子，能讓人民看到希望的光芒的人。還有兒童、婦女、包括文物、考古保護者，所以我們認為要做這個事兒，第一要去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第二這個事一定是非政治性的、公益的這樣才能走得遠。第三目前我們做這種緊急的、人道主義的援助，未來可以跟一些發展援助，包括阿富汗重建這一塊銜接起來，怎麼能夠更好的把它的資源、潛力各個方面發揮出來這個是需要統籌的。第四個呢，我認為這個是需要有個各方聯動，我很認同邵博士所說的，像一帶一路和絲綢之路不是單某一方面能走得通的，需要商人，需要學者、需要NGO、需要各個方面的力量，大家一起聯動，才能夠走得遠，才能夠行穩致遠。最後一個，我認為這個事兒是需要開放式創新的，因為在社會領域這一塊做這個工作，中國我覺得還是處於一個早期的、一個摸索的一個階段。因為我們國內的NGO很多也沒有發展起來，你要在境外這一塊怎麼確實有很多東西需要探索。而且我特別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應該要大家多抱團。因為我們也知道很多地方，包括中國人其實人還不多，就分成很多派系互相拆台。其實我想想，像阿富汗如果真的要走遠，中國人各自都要看得更加長遠一點，我們能夠把自己、能夠把它整合好，更好的在這個國家去發展友誼和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關係，這樣我們才走得穩。如果就看著眼前一點小的一些東西，想著這個東西一定要是我的，然後你就對我形成競爭，我覺得這樣可能是走不遠。
所以說基於這樣的認知，我們在阿富汗登記註冊的第一個中國NGO，我們給他的定位叫興都庫什之友。我們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和探索，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們的首批援助除了我們已經做的，進一步打算是希望第一批先援助四百個左右的家庭。從我們前面的接觸主要可能是在喀布爾和坎大哈兩個省，主要就是用來幫助中小學的老師。也包括大學老師，但是首先可能是中小學的老師、醫院的醫生、員工、兒童護理和殘疾。你看看這個小女孩，我們當時的心感覺到這個顫動。這個女孩子其實跟我們東亞人很像，是哈扎拉人，我在巴米揚見到的。象這樣一個小姑娘，在中國可能就是吃一頓飯的錢在那邊可以給他全家一個月的生活費，甚至有時候可能會改變人家的一生。我覺得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大時代，很多人都經歷了很多幻滅，但是我覺得做一點實在的事情，一些真正有意義、真正有價值的事情，能讓你的人生無悔。
所以我是很堅定的，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要做下去，最後也有一點期望，也算是一個倡議，因為我認為在整個後疫情時代，整個全球化的風險是非常高的，不光是疫情本身，政治風險、經濟風險，還有排華可能形成的安全風險都在上升。很多中國人和中國企業有可能成為這種高風險、高安全威脅的目標和對象。很多時候人家國家的經濟社會發生動盪了，只有中國人的營地有吃的、有現金，不搶你搶誰？在這樣一個時刻，我預料海外中國公民、中國企業會面臨一個高風險期。我覺得中國企業往海外拓展，現在一定要有一個大的調整。原來都是簡單的在商言商，現在可能需要更好地融入到當地的社會環境，我們需要對當地的政治風險要有精準評估，我們可能要對輿論的輿情也要有了解。這個時代我覺得中國人需要有抱團出海的一個理念，比方說我們的NGO、我們的智庫、包括我們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金融機構大家都要結合起來，包括我們的一些媒體。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我們中國人更加要團結，我們一起協同才能夠讓我們在海外行穩致遠。這一次在阿富汗人道主義活動，我們希望有同頻的人響應參與，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意願和想法，可與我們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