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林中路》
作者：馬丁·海德格爾
譯者：孫周興
「……在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荷爾德林在哀歌《麵包和酒》（Brod und Wein）中如是問。我們今天幾乎不能領會這個問題了。我們又怎會想到去把捉賀德齡所給出的答案呢？
「……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在這裡，「時代」一詞在此指的是我們自己還置身於其中的時代。對於荷爾德林的歷史經驗來說，隨著基督的出現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來。赫拉克勒斯、狄奧尼索斯和耶穌督這「三位一體」棄世而去，世界時代的夜晚便趨向於黑夜。世界黑夜瀰漫著它的黑暗。上帝之離去，「上帝之缺席」，決定了世界時代。當然，為荷爾德林所經驗到的上帝之缺席，並不否認在個人那裡和在教會中還有基督教的上帝關係繼續存在，荷爾德林甚至也沒有輕蔑地看待這種上帝關係。上帝之缺席意味著，不再有上帝顯明確實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圍，並且由於這種聚集，把世界歷史和人在其中的棲留嵌合為一體。但在上帝之缺席這回事情上還預示著更為惡劣的東西。不光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輝也已經在世界歷史中黯然熄滅。世界黑夜的時代是貧困的時代，因為它一味地就變得更加貧困。它已經變得如此貧困，以至於它不再能覺察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
由於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賴以建立的基礎。「深淵」（Abgrund）一詞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礎。是某順勢下降而落下其中的最深的基地。但在下文中， 我們將把這個「Ab-」看作基礎的完全缺失。基礎乃是某種植根和站立的地基。喪失了基礎的世界時代懸於深淵中。假定竟還有一種轉變為這個貧困時代敞開著，那麼這種轉變也只有當世界從基礎升起而發生轉向之際才能到來。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人們必須經歷並且承受世界之深淵。但為此就必需有入於深淵的人們。
世界時代之轉變的發生，並非由於什麼時候有某種新上帝殺將出來，或者，有一個老上帝重新自埋伏處衝出來。如若人沒有事先為它準備好一個居留之所，上帝重降之際又該何所往呢？如若神性之光輝沒有事先在萬物中開始閃耀，上帝又如何能有一種合乎神之方式的居留呢？
「曾經在此」的諸神唯在「適當時代」里才「返回」：這就是，唯當時代已經藉助於人在正確的方式發生了轉變，諸神才可能「返回」。因此，在哀歌《麵包和酒》稍後寫的未竟的讚美詩《回憶》（海林格拉特版本，第四卷，第225首）中，荷爾德林寫道：
「……天神之力並非萬能
正是終有一死者更早達乎深淵
於是轉變與之相伴
時代久遠矣，而真實自行發生。」
世界黑夜的貧困時代久矣。既已久長必會達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時代貧困。於是，這貧困時代甚至連自身的貧困也體會不到。這種無能為力便是時代最徹底的貧困，貧困者的貧困由此沉入了暗冥，因為，貧困只是一味地渴求把自身掩蓋起來。然而，我們理當把世界黑夜看作一種在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這邊發生的命運。也許世界黑夜現在正趨向其夜半。也許世界時代現在正成為完全的貧困時代。但也許並沒有、尚未、總還尚未如此：儘管有不可度測的困境，儘管有一切煎熬痛苦，儘管有這種無名的痛苦，儘管有不斷滋長的不安，儘管有持續擴張的種種混亂。這時代久而久之了，因為甚至那種被看作是轉變之基礎的驚恐，只要還沒有伴隨出現人的轉向，它便無所作為。但是人的轉是在他們探入本已的本質之際才發生的。這一本質在於，終有一死的人比天神之物更早地達乎深淵。當我們思人的本質時，人依然更接近於不在場(Abwesen)，因為他們被在場(Anwesen)所關涉。此處所謂在場，自古以來被稱作存有(Sein)。然則在場同時也遮蔽自身，所以在場本身即不在場。荷爾德林在讚美詩《泰坦》(第四卷，第210頁)中把「深淵」稱為「體察一切的」。在終有一死的人中間，誰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並且完全不同地入乎深淵，經驗到那深淵所註明的標誌。對詩人而言，這就是遠逝的諸神的蹤跡。從荷爾德林的經驗來看，是狄奧尼索斯這位酒神把這一蹤跡帶給處於其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失去了上帝的眾生。因為酒神用葡萄及其果實同時保存了作為人和神的婚宴之所的大地和天空之間的本質性的共濟並存。無論在哪裡，都只有在這一婚宴之所的範圍內，還可能為失去上帝的人留存著遠逝的諸神的蹤跡。
「……在貧困時代里詩人為何？」
荷爾德林不無惶惑地借他在哀歌里提到的詩友海因茨之口回答道：
「你說，但他們如同酒神的神聖祭司，
在神聖的黑夜裡走遍大地。」
作為終有一死者，詩人莊嚴地吟唱著酒神，追蹤著遠逝的諸神的蹤跡，盤桓在諸神的蹤跡那裡，從而為其終有一死的同類追尋那通達轉向的道路。然而，諸神唯在天穹之中才是諸神，天穹乃諸神之神性。這種天穹的要素是神聖，在其中才還有神性。對於遠逝的諸神之到達而言，即對於神聖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遠逝的諸神之蹤跡。但誰能追尋這種蹤跡呢？蹤跡往往隱而不顯，往往是那幾乎不可預料的指示之遺留。在貧困時代時作為詩人意味著：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因此詩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道說神聖。因此，用荷爾德林的話來說，世界黑夜就是神聖之夜。
在如此這般的世界時代里，真正的詩人的本質還在於，詩人總體和詩人之天職出於時代的貧困而首先成為詩人的詩意追問。因此之故，「貧困時代的詩人」必須特別地詩化（dichten）詩的本質。做到這一點，就可以說詩人總體順應了世界時代的命運。我們旁的人必須學會傾聽這些詩人的道說，假使我們並不想僅僅出於存有者，通過分割存有者來計算時代，從而在這個時代里矇混過關的話——這個時代由於隱藏存有而遮蔽著存有。
世界黑夜越是趨近夜半，貧困就越是隱匿其本質，越是占據了更絕對的統治。不光是神聖作為通往神性的蹤跡消失了，甚至那些導向這一消失了的蹤跡也幾乎消失殆盡了。這些蹤跡越是消失殆盡，則個別的終有一死的人就越加不能達乎深淵，去摸索那裡的暗示和指引。那麼，越加嚴格的事情乃是，每個人只要走到他在指定給他的道路上所能達到的那麼遠，他便到達最遠的地方了。提出了「在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這個問題的那首哀歌的第三節，道出了支配貧困時代的詩人的法則：
「有一件事堅定不移；
無論是在正午還是夜到夜半，
永遠有一個尺度適用眾生。
而每個人也被各各指定，
我們每個人走向和到達
我們所能到達之所。」
1802年12月2日，荷爾德林在給波林多夫的信中寫道：「縈繞在我的窗口的哲學之光，眼下就是我的歡樂，但願我能夠保持它，一如既往。」
詩人思入那由存有之證明所決定的處所。作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上學之領域，存有之證明已達乎其印記。荷爾德林的遠思之詩也一起給這一詩性的思之領域打上了烙印。荷爾德林的作詩活動如此親密地居於這一處所之中，在他那個時代里任何的詩人都不能與之一較軒輊。荷爾德林所到達的處所乃是存有的敞開狀態（Offenheit des Seins），這個敞開狀態本身屬於存有之命運，並且從存有之命運而來才為詩人所思。
然而，這一存有的敞開狀態在業已完成了的形上學範圍內也許同時就是存有的最極端的被遺忘狀態。但如果這種被遺忘狀態竟是時代之貧困的貧困性的隱含本質，那又如何呢？那樣的話，我們當然無暇審美地逃遁到荷爾德林的詩歌去了。那樣的話，我們當然無暇根據詩人的形象來製作一個人造的神話了。那樣的話，我們也就無機可乘，把他的詩濫用為一種哲學的豐富源泉了。相反，冷靜地運思，在他的詩所道說的東西中去經驗那未曾說出的東西，這將是而且就是唯一的急迫之事。此乃存在之歷史的軌道。如若我們達乎這一軌道，那麼它就將把思帶入一種與詩的對話之中。還是一種存在歷史上的對話。文學史研究勢必會認為這種對話對它所認定的事實作了非科學的歪曲。哲學會把這種對話看作一條墜入幻想的迷惘之中的邪路。然而命運無視於這一切，而伸展著它的軌道。
我們今天在這一軌道上遇到了一位現代詩人嗎？我們遇到一位現在往往匆匆忙忙地被硬拉入思之近旁，卻又被極其淺薄的哲學掩蓋著的詩人了嗎？還是讓我們以恰當的嚴格性，更清晰地來追問這個問題吧。
里爾克是一位貧困時代的詩人嗎？他的詩與這時代的貧困有著何種關係？他的詩達乎深淵有多深？假如這位詩人走向他能達到的地方，那麼，他去往何處？
里爾克的那首有效詩歌濃縮在精心匯集的薄薄的兩卷《杜伊諾哀歌》和《致奧爾弗斯十四行詩》之中。走向這首詩歌的漫長道路本身乃是詩意地追問的道路。里爾克在途中漸漸清晰地體會到時代的貧困。時代之所以貧困不光是因為上帝之死，而是因為，終有一死的人甚至連他們本身的終有一死也不能認識和承受了。終有一死的人還沒有居有他們的本質。死亡遁入謎團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來了。人們還沒有學人會愛情。但終有一死的人存在著。只在語言在，他們就存在。歌聲依然棲留在他們的貧困的大地之上。歌者的詞語依然持有神聖的蹤跡。《至奧爾弗斯十四行詩》中的一首歌（第一部，第19首）道說了這一切：
儘管世界急速變化
如同雲形之飄忽
但完美萬物
歸本於原初
歌聲飄揚於變化之上
更遙遠更自由
還有你的序曲歌唱不息
帶著七弦琴的上帝
沒有認清痛苦
也沒有學會愛情
死亡的趨使還不曾揭開帷幕
唯有大地上歌聲如風
在頌揚，在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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