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12位皇帝中，雍正皇帝（1678-1735）堪稱首屈一指的「網紅」。20多年前面世的電視劇《雍正王朝》，迄今還處於觀看排行榜的前幾名，「朕就是這樣的漢子」等驚人的奏摺批語更是廣泛流傳於網絡，讓這位曾經權傾天下、莫測高深的皇帝變得真實可感。
而在清史專家眼中，雍正也確實是一位頗有作為、影響歷史的君主。著名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在1962年給中央黨校學員講授的《清史簡述》中，列舉了在清代發生的8件大事，發生在雍正時期的有兩件，一件是攤丁入畝，一件是驅逐天主教士於澳門。在1636年至1912年的近300年中，雍正王朝只占13年，卻有兩件不平凡的事情，可見這個朝代的重要性。著名清史專家馮爾康先生在《雍正傳》一書中，全面客觀地描述了雍正的思想、作為和性格，認為雍正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進者」「促進清朝歷史發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歷史人物」。
在清代保密史上，雍正也是一位承前啟後、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
其一，大力推行奏摺（密奏）制度。從漢代開始，就有密奏（封事），但始終處於非制度化狀態。正如著名史學家錢穆在《國史新論》中明確指出，在明代以前，「皇帝的秘密信件，絕不算是政府的正式公文，絕不能取得政治上法理的地位，但在清代是取得了」。清代的這一重大變化，始於康熙時期，但完成這一根本轉型的是雍正皇帝。首先，雍正始終堅持親自閱看奏摺，「各省文武官員之折，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不但宮中無檔可查，亦並無專司其事之人」。
其次，保密制度十分嚴密。雍正曾在李秉忠的奏摺上批示：「朕有旨，一切密諭，非奉旨通知，不許轉告一人。」「若不能密，不如不奏也。」在鄂昌的奏摺上也硃批說：「密之一字，最為緊要。」雍正規定，奏摺發交六部處理的，必須刪去皇帝硃批，有時連上奏人姓名都要刪去。臣僚之間不得互相打聽奏摺和硃批內容，不得在公開性的題本中直接引用，更不得擅自刊刻或者公開宣揚。這和現代保密法「有必要知悉」、根據工作需要知悉的原則一致。
再次，賞罰分明。雍正時期，許多高官大員均曾因泄密或者違反保密規定受到處分，比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山西巡撫諾敏、江蘇布政使鄂爾泰、雲南巡撫楊名時，均因擅自披露皇帝在奏摺上的批示，被雍正暫停奏摺權。這對其他官員是有力的震懾。因此，廣東巡撫常賚的奏匣被賊偷去，只得借用廣東將軍石禮哈的奏匣，不敢仿製。
最後，雍正還注意及時解決奏摺制度實行中暴露的問題。比如雍正明確要求，一些地方督撫通過奏摺請示獲準的事項，仍要通過正常程序上報中央有關部門，不得以有皇帝的批示逕自實施。這對防止督撫借奏摺侵奪六部職權、打破官僚體系平衡、引起政局動盪有重要作用。又如一些官員借著給皇帝上奏摺的機會，行告密之實。雍正對此頭腦也很清醒，沒有為下屬所欺。比如石禮哈密奏李衛諸多不法情形的奏摺，內容相當敏感，但並未影響雍正對李衛的信任。
雍正推行奏摺制度的意義不僅是在保密方面。在康熙時期，密奏主要功能是搜集信息，充當的是告密的作用。康熙帝曾明確解釋這一用意：「天下大矣，朕一人聞見，豈能周知？若不密奏，何由洞悉？」但雍正使密奏的功能發生重大改變，從單純的告密成為君臣討論政事的重要手段，耗羨歸公、攤丁入畝、改土歸流、西北用兵等重大決策，都是君臣在來往密奏中反覆討論決定的。雍正還曾闡述奏摺用意：「國家庶務殷繁，亦有不便宣露於眾者，亦有本章諭旨所不能盡者，亦有一時不能即定者，故於密奏內往來斟酌。」這與現代法學家對行政決策過程應當保密的解釋幾無二致，且可互相補充、印證。
清人昭槤《嘯亭雜錄》卷一說，雍正帝是擔心泄密（「慮本章或有所漏泄」），所以一切緊要政務都命上奏摺。清末光緒時期，著名法學家薛允升《讀例存疑》中談到奏摺制度，也主要是從保密角度，說從前「漏泄最易」，現在「漏泄之事頗少矣」。上述看法當然是正確的，但未免過於實用主義，沒有看到雍正推行奏摺的真正用意與功效。
其二，實施秘密建儲制。這種皇位繼承方法，在波斯曾經有過。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記載，波斯國「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為主焉」。但我國此前歷史上沒有實施過。清代康熙末年，圍繞太子之位風起雲湧，政局動盪，最後康熙帝決定「建儲而不宣制」。但這是迫於形勢的不得已之舉，也受到一些質疑，雍正被質疑篡位與此不無關係。
雍正基於前朝的經驗和教訓，即位之初，就明確宣布實施秘密建儲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將弘曆（乾隆）冊立為太子，將親書聖旨密封之後，當著諸王大臣之面，藏於乾清宮最高處的「正大光明」匾之後。但在公開場合，弘曆在接受教育、參與政務及生活待遇等各個方面，與其他皇子相比並沒有明顯特殊之處。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弘曆與弘晝一起封為親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兩人又一起辦理苗疆事務。
與公開建儲相比，秘密建儲的基本特點和關鍵要素就是保密。除皇帝本人以外，包括儲君在內的所有人均不知情。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太子身份暴露，遭到其他皇子謀害或者打擊（特別是在太子年幼時），確保建儲計劃的順利實施；另一方面通過限制乃至剝奪儲權，讓繼承皇位的權力處於永遠的不確定性之中，不僅可以防止太子與皇帝搶奪權力而發生尖銳矛盾，也能防止太子與朝臣及其他皇子結黨，從而誘導、迫使所有潛在皇位繼承人（包括太子本人）和廣大臣子緊密團結在皇帝周圍。雍正之後的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均實行此制，前後達128年之久，予清代政治重大影響。
此外，雍正還大張旗鼓整頓泄密問題，極大地扭轉了政治風氣。康熙末年，因為太子廢立等原因，政務廢弛，保密紀律也遭到嚴重破壞。一些關涉緊要之案與緝拿人犯的奏章和文書還沒有呈報給皇帝，「已先傳播於眾口」，一些要犯因此潛逃。雍正即位之初，專門給內閣下旨，提出嚴厲批評，要求以後「一切本章以及咨呈文書」均要「密封投遞」，「各該管官，應謹慎辦理，以防漏泄。倘有疏忽，將來事發之日，究問根由，必將漏泄之人及該管官員, 從重治罪」。
最後要指出的是，雍正在保密上的謀略和作為，特別是他大力推行的奏摺制度和秘密建儲制度，固然強化了政權，提高了效率，但也帶來了過度保密等弊端。清末龔自珍《上大學士書》（1829年12月）曾經批評當時的公務制度說：「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這一席話令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