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考古學發展到今天，已有百年的歷史了。在這百年的歷程中，我國新石器考古學與之相伴而生，如影隨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個學科的發展。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過去與現在是一個學術史問題，也是一個指導我們該何去何從的重要課題，討論這個問題不僅需要一定的方法論，更要放在一個大背景里過程式地去解析和認識。
一、學術史的考察方法
考古學學術史考察論著有很多，多是總結經驗、溫故知新，在時間的長河中理解現代，謀劃未來，但也有一個基本的方法。考古學在學科建設、發展的過程中，新石器考古是比較有代表的一個段落，從人的物質遺留來說，新石器考古和舊石器不太一樣；而和商周有一定共性，存在一些若隱若現的文獻，對文化區繫著墨略多；歷史時期考古又不同，有大量的文獻做輔證。所以要從新石器的物質資料裡邊去研究如何復原、重建上古史，這個時候就必須依賴考古的理論方法的開拓、建設。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新石器考古的研究史，可以把它看成是整個考古學研究過程的一個縮影。這一階段的考古特別重視技術方法論的創新，以及相關考古學理論研究。
在討論新石器考古研究史或學術史的時候，才有了考察的方法。首先，是學術史如何分期的問題，我們看看這些大量的研究文獻，會發現無非是幾種分期的標準，主要是根據某個事件或代表人物來對學科發展過程做一個分析。一個學科的發展思想的變化固然跟這些事件、跟這些人物有關係，更主要的是考察它變化的邏輯在哪，或者這個學科發展的邏輯在哪，邏輯不僅體現在個人，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學科研究體系的變化。
圖一 考古學科研究體系的三個層次
考古學的研究體系有三個層次（圖一），第一，是資料和獲取資料的手段即技術。清理一個灰坑，把裡邊的遺物拿出來，把土樣取出來等等，就是獲得資料的技術。第二，單個的資料裡邊固然包含了若干歷史的信息，但是這些信息也是單個的。想說明一些歷史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有一批資料和把這些資料所蘊含的信息做系統化處理。把獲得這些信息系統化的手段叫做方法。地層學也好、類型學也好，其實都是方法。地層學要按照從上到下的原始堆積順序的相反過程做清理，實際上是保證取得一條系統的年代學資料，即從早到晚的系統的年代學資料，所以叫做方法。有關方法的有效性、局限性、合理性等等的討論，稱之為方法論。第三，更高的一個層次，就是對歷史的解釋，可以是對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的說明，也可以是對一個宏大的歷史過程的規律性的闡述，叫做歷史理論。
考古學的研究體系是由這三個方面、三個層次上的東西構成。這三個層次之間顯然是有關係的，比如說獲得了大量的資料，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各種角度的分類、比較、研究以後，我們可能就會悟出一些道理來，把這些道理、現象拿出來做一些研究，可能就能解釋了某些歷史問題，這個叫做歸納的方法、綜合的方法。如果資料變了，信息的系統化可能角度就變了，那麼闡釋、結果就不太一樣了，這是一個聯動的過程。我們也可以預設一個問題，設計一套工作方案，然後到田野裡邊找資料，這個叫做演繹的方法。
曾經中國考古學對這兩種方法有非常大的爭論，因為演繹的方法，按照國外的新考古學的觀點，傳統考古學和新考古學兩者的主要區別，就是傳統考古學是用歸納的辦法，發現了什麼東西，琢磨琢磨，從這裡邊產生一個問題，好像是很被動的。新考古學從理論預設開始，從問題的設計開始，去找材料，它是反著的，是現代科學的一種研究辦法。
演繹的方法也好、歸納的方法也好，這是人類認識、思維的兩種基本的東西，誰也離不開誰，只不過是在某種場合上演繹多一些、某種場合用歸納多一些。我們在做物質文化史研究的時候問題簡單，考古學的年代問題，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就不要考慮問題了，就去找資料，資料裡面闡述分析結果就行了，那個時候歸納的方法多一些。但現在研究古代社會，誰也沒告訴怎麼研究古代社會，就要從問題開始，從對問題的思考開始，然後去尋求解決辦法，所以在這個場合，用這種演繹推理的思維多了一點。但誰也離不開誰，一批新資料出來了以後，還是要感覺這個材料，不能光是推理它，可能還得從材料裡邊得到啟發，得到完全不同角度的新認識，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今天我們不必太計較演繹的方法、推理的方法哪個更好，只需要知道無論從演繹的角度，還是歸納的角度，考古學的三個層次是互相聯動的，有一個層次變了，其它一定會變。
如果這三個層次整體發生了變化，我們學科發展的階段性也就出來了。從這個角度，再看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或者是新石器考古學的進程，大致分兩個階段。
在回顧兩個階段之前，先了解一下中國考古學的開始，因為這個開始涉及到中國考古學學科定位的問題。
二、中國考古學的開始
國人有很長的研究歷史、記錄歷史的傳統，中國傳統學術界基本上是依照了司馬遷的《五帝本紀》，其實《左傳》、《戰國策》、《尚書》、《詩經》等先秦文獻裡邊有關上古的記錄材料還是不少，也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大致上對司馬遷建立的體系還是深信不疑的。
在這個體系裡邊，主要是從宋代發揚光大的金石學，根據各種方式能收羅到的、看到的青銅器、碑刻等等這些古代的遺物，興起證經補史這門學問。在西方大致也有這麼一個學問，大概從文藝復興以來的古物學開始。無論金石學還是古物學，由於沒有取得系統資料的科學手段，所以它發展不成一門獨立的學科。
1850年前後，在西方工業革命的影響下考古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19世紀末，一些西方的傳教士、探險家在中國做探險和考古調查。正在這個時候中國學術界悄悄地有三個變化，一個是甲骨文的發現，一個是敦煌文書，一個是居延漢簡，這三份古代資料的發現使得中國學術界開始體會到地下出土文物的重要性。
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國出現了疑古派，否定了中國幾千年以來有關上古歷史體系的認識，主張憑著文獻、憑著傳說來重建歷史。正在學術界陷入方法論上的極端主義之時，1921年冬安特生發掘河南澠池仰韶遺址，推測出仰韶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認為這是中國的史前文化，安特生的這項工作及其方法和認識，給中國學術界指出了如何重建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方向、一個道路，中國學術界開始正式接納了考古學這門學問。1926年，李濟先生回國以後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發掘，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下設考古組，開始了殷墟的發掘，由此看來中國考古學的開始，是從安特生仰韶村的發掘算起。
中國考古學一開始就肩負了重建中國古代史的任務，所以它的學科定位從一開始清清楚楚的就是技術定位。
這和新大陸的考古學不太一樣，新大陸的歷史傳統沒那麼長，所以，看待此前的印第安人等等也好，是看成一個異族的文化，而不是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是另外一個民族的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採取的是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把考古學放在裡面了。
由於人類學也有它的優勢，以致在後來考古學的發展過程中，大家對中國考古學是否應走歷史文獻史學的路數，產生了質疑。進而對中國考古學放到歷史學好、還是人類學好，就提出了疑問。比如，張光直先生說過，假如中國考古學一開始發掘的不是殷墟，而是一個舊石器的地點，是不是中國考古學就會走向人類學的學術道路、學術方向呢？但因為有一個重建中國歷史的一個大任務、大背景，無論是李濟，還是梁思永，雖然受到西學的影響，但也是滿腹國學底子，不可能放著殷墟不去發掘，而完全去走人類學的道路。20世紀70年代後期，新考古學思潮傳入中國，國內開始接觸西方學術思想。到了20世紀80年代，就傳統方法和西方思潮產生了一些爭論，也有討論中國考古學要不要放在人類學的框架的問題。
中國考古學不可能走別的道路，它的命運已經註定了，可以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借鑑人類學的方法，借鑑社會學的方法，借鑑經濟學的方法，但是走不到純粹的人類道路上，這就是中國考古學的開始。
三、物質文化史的重建
（1921~1985年）
從1921年到今天，在這近百年的時間，如果從學科整體的研究結構、研究體系的變化角度來看，它就分兩大段：一段是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另一段是古代社會的復原階段。
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從1921年以後，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1949年為界可分為兩段。
1、技術與方法的建設（1921~1949年）
1949年以前，考古在中國起步不久，由於戰爭動亂，很難持續下去，不得不中斷，也積累了一些資料積。
1926年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遺址，1928年殷墟的發掘啟動，共計持續了十幾次。在殷墟的發掘期間，河南、山東也做了一些新石器遺址的工作，比如說著名的城子崖遺址、兩城鎮遺址等等。但是史語所搬到西南後在當地零零散散的考古。此外，除了中央機構工作之外，地方上也有一些工作，如西湖博物館的何天行、施昕更等發現了良渚。還有一些法國的、英國的傳教士，在香港、澳門、雲南、兩廣地帶也有一些考古工作。日本人借著滿洲國的便利，在中國東北做了一些工作，甚至還跑到華北來了，雁北這一帶也有一些。
1949年以前，還有兩個最基本的任務，那就是考古學傳進中國，被中國學者接受的是一套完整的東西，不是考古學一開始的摸索。那個時候考古學的地層學有了，類型學也有了，考古學文化這個概念也提出來了，國外先行的考古學的學者們已經摸索出一套重建物質文化史的辦法，同時，這些技術、方法也有一個中國化的問題。經過1931年梁思永對殷墟「後岡三疊層」的揭示，地層學在中國考古學上得到成功應用。此後，在殷墟、城子崖這些遺址的長期摸索，正確地辨認出夯土等各遺蹟，地層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遺址的埋藏、堆積特點相接合，實現了其中國化過程。
第二個就是類型學，在早年的考古報告裡面沒有類型學，都是分類，按照界門綱目科屬種這樣一個原則進行一級一級分類。遺物是一大類，遺物裡邊分銅器、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石器裡邊再分斧、錛、鑿、單刃器、雙刃器等等，陶器裡邊再分炊器、食器、盛貯器，再分鼎、盆、罐等等，這是分類。
殷墟的報告、西陰村的報告、城子崖的報告都是如此，1956年李濟先生對殷墟陶器部分的報告也是這鐘編寫方式。按照張光直先生的說法，真正的類型學是一種特殊的分類，即把考古資料裡邊那些與年代有關的信息，按照一個時間軸線進行排列。借用或移植蒙特留斯的類型學，最成功的是蘇先生的鬥雞台報告，把陶鬲從形態的變化角度做了一個全面分析，不僅分出一個時代，還分出一個譜系來，這套方法解決了考古學資料的年代問題，還和古代族群的研究掛鈎了，這是在1949年以前達到的非常高的一個高度，只是在方法方面相對繁瑣，很難讀懂。這套方法精煉成我們現在熟悉的辦法，是在50年代洛陽燒溝漢墓的考古報告。這是1949年以前，在資料的積累、在方法建設上做的幾件大事。
2、重建物質文化史（1949~1985年）
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體系沒變化，仍是獲得考古資料，建立中國歷史的物質文化時空框架，只是向更成熟發展，資料向更豐富發展，研究的問題還是時間、地點、事情，採用的技術、方法，1949年以前奠定過，即地層學、類型學，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期，才算初步告一個段落。
這段時間裡還是有些變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變化，也是今天容易被忽視的一筆，夏鼐先生在50年代後期，把西方的考古學文化理論介紹給國內了。
其原因就是經過將近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資料積累越來越多，如何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除了類型學，怎麼認識這些資料？得有個標準。過去沒有標準，比如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再如甘肅仰韶、山東仰韶、山西仰韶、河南仰韶、河南龍山、甘肅龍山、湖北龍山，越來越亂了。夏先生把考古學文化概念相關的理論引到中國，從此有了考古學物質文化研究的理論，這是1949年以前沒有的。
表1 中國新石器文化譜系
到70年代後期，夏鼐先生根據測年數據，擬了一張我國新石器年表。蘇秉琦先生1981年的論文中將已經公布的考古資料概括為六個大的文化區。嚴文明先生1986年進一步明確建立了中國史前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表（表一）。當然這裡邊的空白還很多，如空間上的空白、環境細節上的空白，研究不到位的地方還很多。有些研究充分的地方，觀點到現在還不統一，所以這種研究到現在還沒有完。但是框架初步建起來了，這個時候中國考古學開始求變，才有了可以變化、或者求變的內在需求和動力。到此為止，這是物質文化研究的後期階段。
這一階段，在考古學的資料方面，很注重反映考古學時間、空間、文化面貌的資料，技術、方法也圍繞著獲得、整理資料來發展，如測年技術等等。
由於時空框架初步搭建起來了以後，學科開始琢磨框架背後的人類社會了，這就促使中國考古學開始發生新一輪的轉變。
四、古代社會復原研究
（1985年以來）
中國考古學很早就在關心物質資料背後的社會，20世紀50年代西安半坡的發掘是旗幟鮮明地要揭露一個氏族社會的村落，其考古報告的副標題就是氏族聚落。這是受到當時蘇聯考古學的影響，他們此前就在西亞揭露了一個村子，有環壕、房子、中心廣場等，70年代姜寨也是一個嘗試。限於當時仰韶文化的分期不夠清晰，發掘技術有限，最終效果並不佳，但總體思想是被繼承下來了。
而在仰韶文化時空框架建立起來以後，學術界又開始琢磨，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中原地區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背後的人是什麼樣，社會什麼樣，吃什麼，什麼樣的社會制度等等，就開始深入到社會層面考慮問題了。
上個世紀80年代，一批年輕人踴躍投入到田野一線，在蘇秉琦先生區系類型理論的指導下開展工作，驗證或實踐蘇秉琦先生的多元論、滿天星斗學說。
以上述事情為標誌，中國考古學發生了明顯的階段性變化。中青年學者積極積累田野資料，期望填補負責區域的文化空白。但也有一些始料未及的新發現，比如河南密縣古城寨遺址，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的城與壕，浙江餘杭的反山、瑤山貴族墓地等。
這些新發現就促成了在物質文化史研究時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也就是對考古學文化背後的古代社會的研究，把中國考古學從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帶進了向古代社會復原研究的境界，從而我們的新石器考古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研究階段。
這跟國外的情況不太一樣，國外以新考古學的變化為標誌。考古學有一個傳統考古學階段，就是物質文化史的研究階段，還有一個新考古學叫做過程考古學的研究階段。國外的這個變化大概從二戰前後分開。他們發現考古學文化是變化的，因為考古材料在復原、研究古代技術及其相關方面比較直觀、比較容易入手，所以西方學者採取了這個辦法，從考古學的技術角度、文化動力方面去討論文化演進的動力。從技術的角度、環境的角度、人和環境的關係角度，也就是從經濟基礎的層面深入地轉入到古代社會的復原研究。
中國是從社會上層，從政治的角度進入到古代社會研究。但是總的來說，研究社會不能光說文明與否，還要說文明好的方面，經濟發展到什麼程度了，有多少人口，社會如何複雜，是一個全方位的復原。單純地研究人和環境的關係，最後還會研究到人和環境怎麼互動的、人的社會又是怎麼發展的。
國內外考古學研究雖然貌似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但學術的發展殊途同歸，都是從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深入到古代社會的研究，背後恰恰體現了我們的學術邏輯。西方考古學的轉變發生得比中國考古學早了一二十年，但也就分為這兩大段。
當進入古代社會復原研究的時候，考古學的研究體系發生了整體的變化。首先，研究課題一下子複雜化、多樣化起來了，不僅僅是年代學一個單純的問題了。考古資料有年代問題，從年代問題引申出來的考古學文化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文化因素分析，都是這個層次的東西。但不能只考慮這一問題，還得考慮經濟問題，首先是生產技術，生產技術又分農業技術、手工業技術，農業技術裡邊有種植、栽培技術、有家畜飼養，經濟裡邊還有漁獵、採集。還有手工業製作，如石器、骨器、陶器。這還是比較簡單的，如果再複雜一點，比如石器分類裡邊的玉器，又是單獨的一類，玉器應用那麼大、原料那麼少，怎麼開採的，回來怎麼開坯的，怎麼造出形態的，怎麼精加工的、怎麼雕刻出來的。
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這還是屬於生產技術、經濟層面，經濟還有生產關係、生產組織的問題：是以家庭為單位生產，還是以村落為單位生產；是一種綜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還是分工的經濟，然後形成一個互補的關係；還有與這套東西相適應的政治基礎、意識形態。
對不同領域的問題，就需要專門的研究技術和方法，而沒有一種能包打天下的方法。考古學的年代問題，地層學、類型學，加個測年就夠了。時至今日情況就不同了，如山西陶寺這樣的大遺址，裡面有哪些人？欒豐實先生說這裡邊有來自東方大汶口文化的影響，有來自石家河文化的影響，是人群的直接遷徙？還是文化上的交流？可以進行體質人類學測量，可以做DNA檢測和食性分析，來支持和解決這些一個問題。但在研究其他問題的時候，這套方法也不一定適用，還得開發、引進其他的研究技術，主要是從自然科學來的技術，然後構成一套方法體系，我們現有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等等，這都是已經成了方法體系了。
在這個時代，考古學的研究技術、方法呈現出了一種開放的趨勢，只要能為我所用的都要拿來，然後把它轉化成研究手段。中國考古學在資料、課題的層面上多樣化了，在研究技術、方法的層面上多樣化了，體系的兩個層次都發生變化了。對田野考古資料的需求和以前也大不一樣了，過去需要的是一套年代學的資料，這個時候需要的是一整套儘可能全面復原古代社會方方面面的資料。
當前，考古學由於古代社會研究任務的提出，而發生了全面的變化，但是以前的工作還沒結束，物質文化史的研究還得做，只不過這就是一種很基礎、很初步的研究。做任何研究首先要從物質文化史的研究開始，但是進一步要再做什麼，這要發揮主觀能動性，需要有一點兒演繹推理的視角。
（作者： 趙輝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來源：《文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