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讀到一篇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楊華老師的文章，裡面有一句話很有意思:「北方懂政治，南方重人情，中部出狠人。"這句話簡潔地概括了他對地域文化的觀察。
有沒有道理?我覺得有。我是個習慣暗中觀察別人的人。北京有一個好處，它匯集了全國各地的人，大家都攜帶著自己的地域文化特徵，同時，也按照自己對北京和首都的理解--我覺得北京和首都在地理上重疊，在文化上是有區別的:北京有獨特的地域文化，又有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規則--總之，外來人是要和這兩方面進行接觸和融合的。當然，在上海、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也可以做同樣的觀察，只是當地文化的權重和屬性不一樣。
在五方雜處的地方，同一件事，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理解和處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反映出來的差異也很有趣，基本上就符合「北方懂政治，南方重人情，中部出狠人」的描述。不過我得在地理上明確一下，楊華是湖南人工作在湖北，他那句話是以山東河南為北方，廣東福建為南方，湖北的江漢平原為中部。要是讓我們東北人來說，那進了山海關就全算南方了。
說北方人懂政治，是說北方人的言行和思考主要以社會政治為中軸，考慮的是大環境下的明暗規則，我覺得東北也如此，某些方面比山東河南還要更直接、更純粹。而南方的重人情，不是說重感情，而是說在他們的生活里，宗族關係和秩序，也就是「差序格局」占有更強的主導性。
楊華的文章里舉了一個例子。十年前，在湖南南部，也就是他所說的南方，一個村里發生了這麼一件事:三個小偷半夜到村里偷摩托車，被村民發現，當場逮住兩個，扣住了作案的麵包車。當地人根本就沒想「官了」，不是交給派出所，而是把小偷綁在了樹上，叫他們家裡人拿錢來贖人。反倒是那個跑掉的小偷跑去派出所報案了，「尋求法律援助」去了。派出所來要人，和村里人發生了衝突，升級到了村民圍毆民警的地步。按照法律，縣裡當然要抓鬧事的人，村里人也自以為理直氣壯，委託了幾個有威望、能說會道的人到政府去要人。結果，村民代表一進鄉鎮辦公室就說不出話來了。他們自以為的道理被幹部反駁回來，而鄉鎮幹部講的法律和政策，他們根本聽不懂。楊華注意到「這些鄉村社會生活里的能人，不是政治生活里的能人」。
同樣的事件，在北方的河南就完全不一樣了。在那邊，當幹部講法律的原則性時，農民會用政策的靈活性來反駁:當幹部試圖「動之以情」時，農民則講法律有什麼樣的明確規定，不為所動。他們的理論水平手辯論策略，比起專業人士來並不遜色。有位社會學者在河南農村調研的時候，很驚訝地發現:一個兩千人的村莊裡，有無數的政治精英，他們即便和高層次的官員對話時也不怯場，能把政治話語玩得很溜，不會把自己「玩進去」，這樣的人物，幾乎每個小親族裡都能找到幾個。這在南方農村是無法想像的。
造成這個區別的原因在哪兒呢?在於操練的機會。
南方農村密布著宗族性的村落。一般性的村民衝突，哪怕是不同「房頭」之間的激烈爭執，也可以在宗族框架下解決，很少需要有關部門的介入。這些在村裡有威望的人，很會在親情情義、人情面子這些維度下平衡家族矛盾但是卻沒有用政策和法律來調節基層政治問題的經驗。超出村莊以外的時候，他們也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北方的村民和政府打交道得心應手，是因為那裡的社會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北方的村莊是分裂型的，大多是由不同姓氏構成的幾大親族構成，一般來說，誰也沒有足夠的力量獨占村莊政治，那就要合縱連橫，向上尋找支持，人際關係和政治鬥爭都表現得很複雜。當然了，這也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只要一方上台掌管村莊權力，那另一方就要作為反對派在下面使絆子，唱反調，遇到土地拆遷這樣的大事，就會出來做釘子戶、上訪戶。
楊華認為，北方村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了濃厚的政治氛圍，鄰里關係、兄弟關係也會成為村莊派系政治的一部分。因為村莊裡的社會關係相當敏感，村民在社會生活里，也養成了小心謹慎、韜光養晦、不隨便說話的習慣。有位在天津做社會學研究的女博士，祖籍山東，在剖析自己的研究時就說:自己在調查研究的時候，總是等其他人講完了，覺得說話不會有危險時再講。這就是來自於生長環境的影響。
在北方，很多看起來老成持重，乃至憨厚可掬的人，可能心底是極其複雜的，他們必須要鑽研打交道的對象，只有認為足夠信任以後，才可能說幾句交心的話，否則，他們的話其實都是外交辭令。我們讀莫言、劉震雲的小說，不難體會到這一點。來自小說家故鄉記憶是深刻而又尖銳的。
我為什麼說東北的表現更純粹呢?因為山東、河南這
樣的省份，畢竟還是有村裡的家族在，很多村民之間
是「沒出五服」的弟兄，至少有名分和規矩。我的祖籍在山東，前段時間，有一個關於山東人磕頭的爭議，好與不好且不論，我反正是沒有磕過，但是在東北，你就算在村里想磕頭也沒有地方。東北農村是當年從山東等地「闖關東」走出來的人們建立的，他們沒有族根基，再加上後來的農墾、產業工人群體，東北的人際關係是由體制來定義和界定的，想要解決問題，幾乎只能尋找政治途徑。
說到這兒，還有個問題沒說，什麼叫「中部出狠人」?這個中部是湖南、湖北。湖南人撐起來中國近現代革命的半壁江山，湖北人是有名的「九頭鳥」「不服周」。他們的精明，也有些人說是狡猾，特點是不藏著掖著，就在表面上擺著，就像魯迅形容的陳獨秀--外面豎著杆大旗，直接說「裡面都是武器，來者小心」門四敞大開，裡面有幾桿槍一目了然，不用猜測。他們在對人的研究上，其實沒有北方人深刻。我就常和外地人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東北人豪爽，說話直白不等於心思直白，東北人對人的揣摩是很細的，我們倒是把太多該用來做正經事的精力全用在了彼此揣摩上。
那麼湖北和湖南為什麼出狠人呢?因為那裡既沒有廣東、福建文化那種強大的宗族結構，也沒有北方那樣強大的政治規範。人的「原子化程度」比較高，也就是關係鬆散，缺少束縛，想要實現什麼目標，指望不上家族和社會關係，他們對政治也不太熱衷，就是靠自己「夠狠」，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出手，更少顧忌。
從楊華的這個觀察和分析里，我有一些聯想:當年輕人從懂政治的北方、重人情的南方或者出狠人的中部走出來，又會是什麼樣?在北上深這樣的城市，有一類概述，可能屬於刻板印象，也請你來討論，有人說，北方青年比較適應辦公室政治，南方青年自我的一面較弱，考慮他人的時候多，顯得心思細密。而楊華所說的中部，也就是江漢平原的青年在性格上比較強勢，言行不太講策略，由心而發，不懂得遷就化一人。
我還想起來一條社會新聞:話說幾個我們東北的小伙子到廣西自駕游，和村裡的老人發生了糾紛，他們就拿出來在東北「裝社會人」的做派，以為可以靠身強體壯、說話蠻橫嚇唬住對方，結果，他們被上百個拿著鐮刀和農具的村民給圍住了，這幾個人最後能安全地走出來，還得說是「和諧社會把你給救了」。這當然首先是個教養問題，同時，他們也不太理解南方的生活規則。中國地域文化的差異，大到了需要深入地學習才能彼此理解的程度。
我還有個聯想:什麼才是最狠的狠人?我看未必是單打獨鬥的中部人，而是理解了政治的南方人群體。
我認識一個南方人，具體的地方不說了，那個地方太有名。他說自己從小懂得一個道理:在村里可以橫著膀子晃，要是有外人欺負他，自然有全族的人給他撐
腰。即使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村里也是家家都有三四個孩子，幾乎在任何問題上，大家都是一致對外。村裡的人也有矛盾，但矛盾再大，逢年過節也要彼此走動，盡到親族的禮儀，大人也很少對孩子說其他十-輩的壞話，這幾乎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相應的，他雖然性格暴躁，但是到了外面，也就是「客邊」，說話就很乖，誰都不敢招惹，絕不會像那幾個東北青年那樣愣頭青。
他離開家是跟著鄉親們去外地開民營醫院。有一天夜裡，院長，也就是他的一個長輩，打電話過來要全醫院的鄉親去和一夥地頭蛇打架，打更老頭在門口拿著個柳條筐發傢伙，大家排隊去領，對他來說，這場架必須要打，不打的話，連老家都不能回了。整個隊伍里最受保護的是廚師，因為他要是被打壞了，大家明天就吃不到可口的家鄉菜了。
那場群架最後並沒有真的打起來，因為院長很早就擺平了當地的關係，最後是用官方途徑，讓對方沒有占到任何便宜。這個南方人的群體，內部關係是單純而高度團結的，效率也很高，至少團隊的領導者，是深諳地方政治的規則和玩法的，懂得怎樣平衡各方面關係和力量。要我說，這就是民間社會裡那些更狠的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