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建設文化之都的願景,李家超的倡導絕非空談,而是眼前的現實

邱立本 發佈 2022-05-18T00:26:45.163953+00:00

香港特首當選人李家超最近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提出「文化之都」的願景,讓社會上人心一振。長期以來,都有言論嘲笑香港是「文化沙漠」,一切太功利,沒有人情味,只是一個「經濟城市」,說香港人只是唯利是圖的「經濟動物」,無法在文化上有所貢獻。

文|邱立本 今日頭條原創首發

香港特首當選人李家超最近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提出「文化之都」的願景,讓社會上人心一振。長期以來,都有言論嘲笑香港是「文化沙漠」,一切太功利,沒有人情味,只是一個「經濟城市」,說香港人只是唯利是圖的「經濟動物」,無法在文化上有所貢獻。但這是一個不美麗的誤會,恰恰相反,香港其實是全球華人的文化首都,可以凝聚五湖四海的文化智慧,共冶一爐,或是各說各話,眾聲喧譁。但在政治與經濟的迷霧下,它的文化身影往往在顯隱之間,只緣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香港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可以超越政治與經濟的漩渦,從辛亥革命以降,香港就是各種論述的集散地,二戰之後,更有一大批來自神州大地的「南來文人」,他們呼喊「花果飄零」的時代使命感,在香港弦歌不絕。錢穆、唐君毅等一批內地來港學人所創辦的新亞書院成為新儒家的先鋒,影響了中國的思想版圖。

香港的作家也影響了全球華人,甚至衝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金庸、梁羽生、古龍、倪匡的武俠小說至今仍然獨步文字江湖,從台北到北京,從吉隆坡到新加坡,從雅加達到曼谷都有生生不息的讀者群,近年連很多學習中文的外籍人士,也一頭栽進了這些武俠名家的世界裡,發現了解中華文化的終南捷徑。

在文學創作的天地,香港作家更是人才輩出,在五六十年代,就延伸了五四以後神州大地的文脈,在香港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中,寫出感時憂國的情懷,也探討中華天地的未來,如徐訏的《風蕭蕭》、《荒謬的英法海峽》;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秧歌》;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櫻子姑娘》;劉以鬯的《對倒》、《酒徒》等都載進了現代中國文學史。

二戰之後,香港是冷戰的前沿,諜影幢幢,英國人對於反對英廷的言論很敏感,可以運用《不受歡迎外國人條例》,將一些國共的活躍人物驅逐出境,但對於左右派彼此爭論的言論,則完全不管,形成探索中國問題的高峰,不少不容於兩岸的論述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地。今天一些反對派說由於香港頒布了國安法,因此沒有了言論自由,不再有新聞自由。一些國際機構如「無國界記者組織」更推波助瀾,說香港新聞自由在全球排名一百四十八位,與非洲盧安達差不多。這其實大謬不然。香港迄今還有不少反對派的刊物,政治口徑與北京和特首辦都迥然不同。

香港的國安法只是針對那些提倡港獨等分離主義的言論,比起當年英國殖民時期的嚴厲措施,差距不可以道里計。當年香港媒體一旦批評英女王和英國王室,就會面對當局制裁,毫不容情。知名的編輯韓中旋就是受害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親北京媒體的工作人員還被英國殖民政府下獄,報紙停刊。今天的一些崇英的年輕人對這些史實懵然不知,還在眷戀他們從沒有經歷過的殖民統治,成為荒謬的現象。

即便到了今天,美國媒體在烏戰之後,封鎖了俄羅斯媒體「RT」,而美國谷歌所擁有的Youtube最近還封鎖了香港特首當選人李家超的視頻。美國有這樣的「新聞自由」,還有什麼權利來責罵香港沒有新聞自由。

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香港肯定有足夠的條件可以建立文化之都。香港的西九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既能展示香港多元化的文化面貌,吸收西方最前衛的藝術,作出「橫的移植」,又能延續中華文化的悠久傳統,作出「縱的繼承」。

其實每年夏季,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香港書展也吸引了兩岸三地與全球的出版商,也是非常多元化,入場的讀者人數高達一百萬人次,而亞洲周刊參與主辦的「名作家講座系列」,從二零零五年起就邀請了全球最佳的中文作家來演講,與讀者近距離接觸,廣受歡迎,包括了金庸、倪匡、莫言、王安憶、李敖、白先勇、虹影、龍應台、嚴歌苓、朱天文、朱天心、唐諾、詹宏志﹑李長聲﹑蘇童、賈平凹、馮驥才、余華、閻連科、陳文茜、哈金、駱以軍﹑章詒和、黎紫書﹑金泰成、蔣方舟、英培安﹑余秀華、易中天、于丹、劉震雲、韓寒、梁文道、馬家輝、許知遠、鄭培凱、許子東、郭敬明等(排名不分先後,人數太多,未及盡錄)吸引了全球華人讀者,很多東南亞、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讀者都不遠千里而來,融進香港書展的人潮中,務求一睹這些名家風采,親炙他們靈感的魅力。

這都是香港的軟實力,也是香港文化之都的基石,用多元化的言論智慧,探索中華民族更美好的未來。這是李家超新政的重點,也是七百萬香港人的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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