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黃馬甲運動如星星之火開始向法國全國蔓延之時，法國小說屆的最高獎項——龔古爾獎，頒給了之前名不見經傳的新晉作者尼古拉·馬修（NicolasMathieu），作品是《他們之後的孩子》。
作為記者的馬修，浸淫文化界的時間並不短。但在那之前，他生長於法國東部的一個去工業化小鎮，父母是和所謂「文化」絕緣的機電師和會計師。作為「階層撕裂者」，他寫實地刻畫出了那個世界中他那一代年輕人的命運。
因此，某些程度上，他的得獎頗有些文化精英們臨時抱佛腳求醫問藥的意味。不過，馬修倒是清醒，文學從來不是現實的救命藥，其目的恰恰相反。「描述就是對現實的報復」，他在採訪中引用了他的文學偶像福樓拜在書信中寫到的句子。那麼，來看看馬修是如何用文學打出這報復的重重一擊的。
殘酷青春也僅幻象
「他們非常興奮，又異常年輕。在14歲的夏天，一切都開始了。」在翻開《他們之後的孩子》之前，這段印在的封面上的文字，很容易讓人認為這會是本法式殘酷青春物語。革命、死亡，缺一不可，正如在《戲夢巴黎》原著作者吉爾伯特·阿代爾（GilbertAdair）的筆下，「五月風暴」之時青春狂亂的分量，唯有以死亡為句號方才合稱。
在1992年的法國小鎮埃朗日，瘦弱的斜眼少年安東尼正為青春期的荷爾蒙所苦惱。而他的表哥已經出落的人高馬大，足有二十多歲青年的樣貌，憑此隨意出沒於酒吧和派對，也被女孩子們青眼有加。為了和他一起參加派對，安東尼不惜偷出了父親心愛的摩托車，然而，混入派對的北非裔二代移民哈希納在被趕出派對時偷走了摩托。
摩托車被偷走的事實讓安東尼的母親格外驚慌，她不敢想像從前在工廠勞作而如今只能靠打零工為生卻依舊膘肥體壯、嗜酒如命的丈夫會做出什麼事情，選擇帶著兒子登門去解決這件事。
哈希納的父親古板守舊，這個謹小慎微的第一代移民瘋狂地毆打了兒子一晚上，最終勒令兒子和自己一同搬回摩洛哥，遠離讓哈希納墮落的法國。然而，此時的純潔故土已經成為了席捲歐洲滋生其他罪惡的大麻的瘋狂產地，「整條整條的山谷里遍布綠油油的大麻地」，「人人都能在各自的層面撈到好處，不管是批發商、公務員，還是工業巨頭、女人、警察、議員，甚至小孩」。
本被送回來好好調教的哈希納，不僅自己開始吞雲吐霧，並且迅速在這條產業鏈上從幫手向上爬去。他開豪車，穿名牌，一天賺的錢是父親半年賺的錢。他極大地改善了家中每個人的生活品質，就連母親都不敢再要求他老老實實做人。
一場埃朗日昔日工人的葬禮，揭露出兩人更深的聯繫——他們的父親在工廠時曾是工位緊緊挨著的工友。已經成為毒梟的哈希納將安東尼堵在了酒吧的男衛生間，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那場鋪墊已久的終將釀就的死亡青春慘劇仿佛已經來臨。
然而，馬修抖了抖筆鋒，安排安東尼退下，安東尼的父親上場救護。這個「如礦物般堅韌」的粗壯男人，立刻從這張年輕的北非人臉龐聯想到了那輛被偷的摩托車。那正是引發自己中年離婚、失去房子的悲劇的導火索。於是，這個男人揮拳了，「帶著曾經的苦，曾經的希望。這一拳承載著不幸與厄運，承載著一噸重的苦難經歷。」這一擊的力度恍若鐵球擊面，令安東尼的父親自己也頗為吃驚，他打掉了哈希納的一枚門牙。隨即，他讓安東尼先走，將自己和哈希納留在了廁所之中。等他終於從廁所中出來之時，他打破了自己試圖挽回一切的「禁酒令」，坐在吧檯上，點了一杯酒。被留在廁所中的哈希納的結局，被馬修朝最不懷希望的方向暗示。
馬修似乎存心吊起讀者們的胃口，剩下的整章都在描摹安東尼終於和自己夢寐以求的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斯特凡娜泄氣的深夜私會。而等安東尼的父親再登場，已經是兩年後的1996年。他吃了官司，註定要負一輩子的債，卻無牢獄之災。顯然，這意味著哈希納無性命之虞。
緊接著，哈希納登場，兩年前那場慘劇的結局被揭示了出來：哈希納失去了滿口牙齒，被迫戴上了一口假牙。但，也僅僅如此。除此之外，哈希納的生活走上了正軌：他脫離了自己販毒事業，循規蹈矩地找到了一份拆除廢舊建築的臨時工工作，甚至擁有了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女友，以及一隻可愛的小寵物狗。在沙灘上巨型的宣布小鎮轉型水上遊樂園產業的盛大音樂會上，即將去當兵的安東尼和哈希納又相遇了。在黑夜中的森林，他們甚至閒聊了幾句，而當他們在光亮下認出彼此時，立刻變得一言不發，不知道如何面對這樣「褪色的、變得無味的恩怨」。他們已經不想打架，就連維護作為男人的虛榮的挑釁都顯得心不在焉。
等安東尼回過神來，哈希納已經靜悄悄地走了。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回合哈希納達成了他的報復。他認出了到沙灘上找尋兒子未果的安東尼的父親，為了自己的一口牙，他試圖跟隨跟隨上去報復，卻看到這位喝得伶仃大醉的失意老人一個人游入了湖中。顯然，這無異於自殺。他曾試圖呼喚阻止，但最終沒有聲張轉身而走，「這讓他覺得自己已經具備殺手的靈魂，到底還不錯」，但他終究沒有成為殺手。
等到這兩人再相遇，已經是再兩年後的1998年。在法國隊奪得世界盃冠軍的那個夜晚，他們在一間由廠房改成的小酒吧不期而遇。在奇蹟般的進球中，酒吧所有的人都手拉著手，尖叫著一起慶祝。他們「互相慶祝，仿佛也在綠茵場上，你拍拍我，我拍拍你，心花怒放」，族裔之間的區別消融了，「比法國人更法國人」。最後，哈希納甚至騎著新買的摩托車送安東尼回家。安東尼拼命想讓哈希納讓他自己騎個來回，哈希納當然是不太願意地拒絕。在他們反覆拉鋸的對話中，安東尼情緒逐漸急躁，他又意識到了兩人之間的隔閡，即使他們「在同一座城市長大，上過同一所學校，也都早早離了學校」，即使他們的父親曾在同一個工廠工作，他們自己也「見過千百次面」，然而，終究對他們來說，「這些共性一文不名」。
安東尼直接騎走了摩托並不準備歸還，而這漫長得來的勝利也一文不名，斯特凡娜對他午夜騎著摩托呼嘯而來的浪漫絲毫不在乎，她即將在加拿大開始全新的生活。
對於安東尼和哈希納而言，他們在生活面前已經不再擁有更大勝利的可能性。換句說，他們是以一種細微但不致死的失敗程度繼續生活下去。
安東尼傷病提前退伍之後成為了臨時工，一段時間專給養老院打掃衛生，最後在一個空調車間找到了相對穩定的崗位，但仍舊是臨時工。安東尼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臨時工在經濟困難之時隨時會被掃地出門，而工程師和管理層所在的穩固層級是他爬不上去的另一個世界。而哈希納呢，雖然擁有了份長期合同的工作，結了婚、生了女兒，但平靜卻雞零狗碎被錢所困的生活如鈍刀子割肉般，讓他也無法忍受。
對於這些年輕時任意妄為的工人子弟而言，剩下來的生活只是緩慢受錘的過程——和他們的父輩一樣，一切殘酷的曲折最後不過是再次送他們回到原點。
而對於同樣經歷了放浪青春，卻來自中產階級的斯特凡娜，她比男孩子們更早地看見了社會的「整體圖景」，只有通過教育系統的精英選拔，就讀於那些真正重要的學科，才能爬上社會的階梯。她去了巴黎讀預科，最終收穫了商科大學的青睞，去加拿大開拓新天地。至於埃朗日的一切，於她而言，「都不再有任何意義」。
正如《學做工》裡早早為我們所揭示的，這些工人階級的孩子們之所以永遠在原地打轉，是因為上升的階梯之少、需要投入資本之多，讓他們寧願相信階梯並不存在，而專橫暴力的父親也往往推動了逆反並潛移默化了這種暴力，讓他們更崇尚一種對抗主流和權威、也更「酷」的「反文化」：他們崇尚男子氣概，打架、鬥毆、逃課，並對那些」書呆子「嗤之以鼻。這種」殘酷青春「，讓他們頗具魅力，甚至能夠吸引來自更高階層女孩的青睞。然而，這最終意味著自主選擇放棄上升的可能性。這是種「自我詛咒」。
在某種意味上，「殘酷青春」的圖景不過是為他們服從同樣沙文主義的「車間文化」進行更好的預演，而藍領工作的穩定性和待遇在全球化之下早已日薄西山，這正是安東尼和哈希納未來命運的真正殘酷之處。向上的階梯一早拋棄了他們，而他們只能自我安慰，這是自己的選擇。
龔古爾背後：
法國「鐵西區」和「現實主義」
在《他們之後的孩子》獲得2018年龔古爾獎之後，出版社高興地對媒體指出，這本書的海外版權賣出應當不成問題。畢竟，全球有如此多的如埃朗日這樣的去工業化留下的地區，美國的「鏽帶」、中國的「鐵西區」。也無怪乎馬修的處女作《動物戰爭》在中國出版時，封面語這樣寫道：「遊走於法國『鐵西區』的黑暗午夜，兩代『小鎮青年』光與影交錯的人生」。
馬修看到了是如斯特凡娜那樣的「整體圖景」：在全球化的助推之下，一座座遠方的沒落工業城市的命運有著共同的韻調。
在安東尼和哈希納的命運第一次產生了交集、摩托車被偷走的派對，高潮是涅槃樂隊（Nirvana）的歌聲。所有孩子們都停下一切、凝神靜氣來聽。涅槃樂隊來自美國「鏽帶」最西的西雅圖，90年代的西雅圖還沒有迎來網際網路，凋敝的工廠散落著貨櫃，那時的西雅圖之聲（SeattleSound），也就是垃圾搖滾（GrungeMusic）之聲。
馬修形容涅槃樂隊的歌曲「宛如病毒一般四處擴散」，所到之處有「沒教養的無產者孩子、狡猾的少年、危機中的敗類、未婚生子的女孩、騎摩托車的傻帽、癮君子、差班的學生」。
「柏林圍牆已經轟然倒塌，和平像一幀濃縮的捲軸漸次展開。」他用詩話的語言寫道，在全世界每一座「具有相同的去工業化經歷」的城市裡，在每一個沒落的地區，那些沒有夢想的孩子如今都在聽這個來自西雅圖的，「將憂愁化作憤怒，將沮喪化為分貝」的樂隊。然而，「天堂已經永遠失落，革命不會再發生：只剩下製造喧囂。」埃朗日的孩子們對著來自異國的音樂深有共鳴，報以極高的崇敬，跟著節奏凝神靜氣搖晃腦袋，歌曲快要結束會跟著「輕輕的顫抖"，但，「這就完了」。
在派對舉行的1992年，「五月風暴」已經過去近三十年，正處於「密特朗時代」。左翼第一大黨，為工人階級發聲的法國社會黨正在執政。在他的第二個任期中，密特朗總統保持了他「以強大國家為基礎的強大福利基礎」的基本執政特徵，然而，法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在1991年起延綿三年的經濟衰退中，法國的失業率和貧困率都在上升。工人階級已經對社會黨是否真的能保證他們的利益開始了懷疑。
馬修將這草蛇灰線寫進了他的小說。而在那場讓哈希納喪失了滿口牙齒、讓安東尼的父親陷入了人生徹底的下坡路的葬禮上，神父羅列了那位死去的工友的一生，這是一連串他所供職過的工廠、公司的名字，幾乎是一部這個法國東部小鎮的經濟變革史。然而，馬修辛辣地追加道，神父「卻隻字未提窮困潦倒的日子，失業、社會計劃、工會運動、政治」，以及，在逝世前的一場選舉中，這位逝者最終為極右翼的反移民黨派「國民陣線」貼起了海報。
這草蛇灰線同樣延伸到了現實世界的法國之中：這幾乎成為了理解近年來法國工人階級選民急速極化右轉的重要腳註。在2017年的法國大選中，法國傳統平分秋色的左右兩翼的政黨，社會黨與共和黨的候選人，都在第一輪的投票中宣告出局，這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石破天驚的第一次。總統人選最終花落「非左非右」的馬克龍，而在此掩蓋下，極右的「國民陣線」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21.3%的選票，該黨的候選人瑪麗娜·勒龐位列馬克龍之下的第二。而在剛剛結束的2022大選中，同樣的情勢幾乎又再重演了一次。同樣走民粹主義和反移民的爭議路線的川普比瑪麗娜更進一步，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正是依靠處於「鏽帶"的關鍵搖擺州的選票，最終當選美國總統。這一切，都讓西方世界的各界精英們困惑不解。
馬修憑藉《他們之後的孩子》獲得龔古爾獎的2018年，也正是」黃馬甲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開始向法國全國蔓延的那一年。燃油稅帶來的油價上漲，點燃了這些默許「革命不再發生」，只會在青春期時跟著涅槃樂隊的歌曲"輕輕顫抖「的一代工人子弟的怒火。抗議帶來的暴亂和損失連綿不絕，事實上，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到來才使得其平息。這造成的停滯，讓法國的政治、商業、文化精英們不得不慎重地對待並且思考：法國的工人階級到底經歷了什麼？為什麼他們已經覺得傳統的政黨，無論左右翼，都無法代表和幫助他們？他們到底要求什麼？真的只是不再增加燃油稅，並向富人徵稅，還是他們已經隱隱叫喊出來的，擁抱民粹排外？（遊行中已經有群體用反猶語言辱罵了法蘭西院士、著名哲學家阿蘭·芬基爾克羅）
在法國東部一個如小說中埃朗日的小鎮長大，馬修目睹了去工業化所帶來的一切，他將之稱為大部分人「所不想要的遺產」。然而，這也意味著他在他曾作為記者所躋身的文化界中，是少數的真正能夠為這些失落的工人子弟發聲的人。而這正是迫切地需要理解現實的精英們所需要的。於是，在2018年，精英們開始讚譽馬修在左拉之後重新將現實主義帶回了法國文壇，正如他們開始打撈起並激賞同樣來自小鎮，從勞工家庭奮力向上，成為了著名思想家和社會學家的迪迪埃·埃里蓬早於2009年出版的著作《回歸故里》。
埃里蓬同樣為工人階級為何轉向極右提供了來自親身經驗的敏銳的解答：法國左翼過於沉溺自我，歌頌工人階級其實不過是為了彰顯自己的偉大。而這種傲慢最體現在移民問題上，左翼對於移民歡迎接納，但帶來的傷痛只由工人階級承擔，不僅僅是工作機會的流失，同樣帶來了治安的惡化、族裔的衝突。這群「被背叛、被拋棄、被忽視、被遺棄」的選民倒向了極右，希望自己的呼聲被聽到，哪怕對方是最極力壓迫的分子。而極右進一步激化了工人和移民之間的矛盾來坐收選票。
從這個意味上而言，現實主義其實總出現在現實之後。與其說是現實主義描摹了現實，不如說是現實召喚出現實主義作為鏡子來試圖理解和解決問題。然而這往往是對傲慢的亡羊補牢，為時已晚。馬修對於這一點是清醒的，「描述就是對現實的報復」，他曾在某次採訪中引用了他最崇拜的所謂」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的福樓拜書信中的這句話，在我看來是非常精準地說明了現實和所謂「現實主義」的關係。
倖存者：教育和「夾在兩個世界的詛咒」
馬修被稱讚為扛起現實主義的原因之一，是他對於主人公的描摹「有如自然主義那樣細緻」。哈希納這樣的移民工人子弟穿松松垮垮的運動衣、腦袋兩側剃得精光，住在窄小擁擠的塔樓之中；安東尼則住在自家建的樓房中，擁有兩間臥室和皮沙發；整體而言，男孩子們的愛好只是在沙灘和派對閒逛尋釁和吸引女孩。而中產階級的斯特凡娜住在有泳池的別墅中，可以負擔起牙齒矯正，喜歡閱讀雜誌，在到巴黎讀預科之後，她的愛好轉變為了數學，將卡拉瓦喬的畫和吉尼亞·伍爾夫肖像釘上了自己的桌前。
馬修坦誠，這些為角色的深度作證的無數細節，有相當部分來自於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巨著《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中的品味清單。在《區分》中，布爾迪厄通過一系列的社會調查和分析發現，所謂的文化品味和生活趣味並非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基於後天的階級分類而生成的，並通過人們是喜歡古典樂還是流行音樂、打高爾夫球還是游泳的所謂的"品味"的高低之分，來維持階層之分的正當，或者說，給社會的不平等以某種合法化的外衣。如何彌合這種巨大的不平等鴻溝，挽回法國社會這頭一路駛向極右的搖晃巨輪？馬修說他只能記錄不能解決，而《回歸故里》的作者埃里蓬將希望寄託於改變教育。
埃里蓬髮現，法國北部那些教育水平最弱的地區，正是最為支持極右政黨國民陣線的地區。「人們接受教育、獲得體面工作和能夠正確表達不滿的機會越少，他們就越有可能在文化和經濟上感到被剝奪。」埃里蓬在採訪中指出，這些被剝奪感越強的人越有可能轉向極右翼的國民陣線，「作為一種形式上的抗議」。
因此，他認為教育對於解決不平等和擺脫極右翼威脅極為重要。確實，社會大眾一直將教育視為重要的向上階梯。但埃里蓬的意思其實恰恰相反，教育需要一場徹底的顛覆。
在他看來，教育是這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系統中最為不平等的部分，有錢家庭的孩子才可以上預科、繼而接受真正的高等教育，而沒錢家庭的孩子只能被分流到另一個註定沒有希望的體系中。即使一些低下階層的孩子們有幸接受了高等教育，成為了抓住了向上的階梯的極少數倖存者，但「倖存者偏差」不該美化為「改變了命運」的勵志敘事，留給倖存者的更多是割裂和痛苦。他們永遠和這個充滿精緻品味的系統格格不入，這也正是他自己和出身小鎮的布爾迪厄所經歷的痛苦。布爾迪厄之所以如此尖銳、咄咄逼人地將教育體制的根本價值指認為「幫助現存社會進行文化再生產、傳遞代際差異」，正是因為他即使爬到了教育體制的金字塔頂，這種格格不入的痛苦仍舊揮之不去。正如埃里蓬所說的，這是一種「「分離的憂鬱」，對於出身的羞恥，和對家庭以及所在階層的價值觀的背叛所造成的拉扯時刻都在折磨著他。「這是一種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的詛咒，在憎恨和崇拜之間，你從來不知道自己是誰。」同樣出身低下階層、父母是公交車司機和法國記者 AdrienNaselli在他的調查性著作《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中，為這些叛逃父母階級的孩子們的痛苦提出了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
對於這種詛咒，馬修也感同身受。他的中上階級的朋友們對於不平等的冰山視若合理，他的父母卻又總發表那些冒犯他的言論，無論在哪一邊，他和大家的觀點都相左、永遠在扮演「魔鬼的辯護者」。他將自己稱為「屁股在兩把椅子之間的人」，這意味著他的腦袋也不能更舒服地屬於任何一個階級。這也正是他最開始閱讀和寫作的原因，這幫助他學會「用語言表達」那些他感到困惑的事情。另一個文學界的「階級叛逃者」，被譽為法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之一的安妮·厄諾 (AnnieErnaux)對他影響致深，他試圖學習厄諾以社會學的方式「渲染」出他所處的世界，從而達到他的文學偶像福樓拜的目標，讓描述對現實打出報復的重重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