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雨果所說，「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悲慘世界》中十七歲的冉·阿讓為了讓自己的外甥不被餓死，偷了一塊麵包，結果為此坐19年牢。固執而又偏見的獄警沙威認為冉·阿讓不會悔改，在他假釋出獄後，又追捕了他十幾年。
即便命運如此苛待冉·阿讓，他也從未屈服。他開辦工廠，造福市民，被民眾推選為市長，甚至獲得了國王勳章。但哪怕如此，沙威卻依舊如獵犬一般聞風而至，將他平靜的生活撕得粉碎。
而在余華的筆下，《活著》中的徐富貴卻是另一番模樣，身為地主少爺的福貴嗜賭成性，敗光了家業，父親因此被他活活氣死。在福貴被抓壯丁期間，母親又因病過世，回家後發現女兒鳳霞不幸變成了聾啞人。
但真正的悲劇才開始上演，兒子有慶為救人抽血過多而亡，女兒鳳霞因難產大出血死在手術台上，妻子家珍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下撒手人寰，之後女婿二喜因吊車出了差錯，被兩排水泥板夾死，外孫苦根因飢餓吃了太多的豆子活活撐死，生命里難得的溫情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下老了的福貴伴著一頭老牛在陽光下回憶。
雖然《悲慘世界》與《活著》都是痛陳命運的不幸，但二者卻有明顯的不同。
冉·阿讓是自己人生的主宰者，一次次影響命運的抉擇都是他反覆思考的結果。當外甥快要餓死時，冉·阿讓選擇了犯罪，換取外甥活下來的機會；當警察錯抓了一名流浪漢，把他當做冉·阿讓審判時，冉·阿讓選擇站出來坦誠自己的身份，開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活；當憤怒的青年革命者抓到沙威，準備將他當做特務處決時，冉·阿讓選擇了原諒，釋放了他。這個偏執的警察頭子在信仰崩塌後，在悲憤中投河自殺。
而富貴卻是人生的被動承受者，從未對自己的命運做出任何抉擇，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只知渾渾噩噩度日，迷迷糊糊做人。他以最低的人生需求「活著」作為自己的目標，於是苦難的厄運偏愛於他，命運特意安排他親手埋葬自己的七位至親，最後只有一頭老牛陪伴著他。
之所以會有如此明顯的不同，主要還是因為二人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雨果生活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一名堅定的共和黨人，在給友人的信中雨果坦承自己首先是一位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位作家。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推翻共和制，雨果因堅持共和制而被迫流亡國外長達十九年之久，《悲慘世界》即創作於這一時期。因此，在冉·阿讓身上我們能看到絕大多數革命者所具備的美好品質，他誠實勇敢，胸懷寬廣，甘於奉獻，人性的光輝在他的身上展現地淋漓盡致！
而余華則生活在中國社會劇烈變遷時期，作為那個特殊年代的親歷者，他以知識分子特有的敏銳性窺伺著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在《活著》中余華化身為一個鄉間採風人，用極客觀、極冷漠的視角記錄了富貴荒誕的一生，我們甚至能從富貴的身上看到魯迅筆下阿Q的影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感嘆，余華的文學作品數量只有自己的一半，但文學影響力卻超過自己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