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范仲淹並沒有到過岳陽樓，卻寫出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對於這個觀點，以前我是不大相信的，現在我完全相信。作家想像中的世界，其實遠比雙目所及的世界要寬廣和厚重許多，而當這個世界再加入作者的人格、理想、悲歡離合時，更有一種一瀉千里，浩蕩無際的氣勢。
也正因為沒有去過岳陽樓，范仲淹眼中便有一個更宏偉，更別樣的岳陽樓，一旦寫出來，則勾連現實和想像，自己和他人，過去和現在，用那些似真非真，卻又讓人無限神往的描述，給滕子京一個滿意的交代，讓世人看到自己的濟世報復。
范仲淹的理想，首推政通人和，那種天下安寧，秩序井然，百姓安樂，官民和諧的融洽，其實在後來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蘇東坡的《喜雨亭記》中，都是一脈相承的。如果再一直往前推，就能在《詩經》、《論語》、《孟子》，還有《離騷》等作品中看到它的根源。
儒家思想留給我們一個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人不管在逆境還是順境，始終心懷天下，情系蒼生。所以杜甫避難蜀中，還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樣悲天憫人的詩篇。
南北朝的劉勰在《文心雕龍.情才》中寫道: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文心雕龍》是典型的駢文，詞采華美，對仗工整，但由於駢文後來完全走向華而不實的偏執道路，嚴重影響了社會風氣和士大夫的進取精神，所以駢文在中唐時被韓愈柳宗元等人批得體無完膚。
當然，韓柳發動古文運動，自然也有通過文學變革推動政治變革的初衷，這一點也不否認。經過古文中唐大家們這沉重一擊後，駢文便再也沒有昔日的氣焰，後面除了在宋初死灰復燃一陣子外，便漸漸沉寂在中國文學的長河中。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對道統的守護，已經成了它的首要職責。
人們常說文學藝術，事實上藝術只是文學價值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作為南北朝一流文學家的劉勰，雖然沒有聽說過後世「文以載道」的說法，但他在用駢文寫作的時候，又極其鮮明地反對駢文，一直踐行著先賢的思想，是自覺的文以載。他自然也明白，文學一旦完全成了追求語言技巧的輕浮藝術，失去厚重思想的承載，就是捨本逐末，自輕自賤的。
閱讀，的確是修心養性的好途徑。讀經典和名著，則更能給人不一樣的踏實和溫暖。所以，在閱讀中靜心，細思，閱己，閱人，閱世，再回過頭閱書，則必然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