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上期內容，繼續分享於曦蒸《周恩來與古籍的保護》一文，有意向了解上集內容可點擊《周恩來與古籍的保護：上集》查看。
文革中，推動古籍的編輯整理工作，促進第四次古文獻大發現
1、推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
建國初期，周總理就親自指導和過問古籍整理工作，將古籍整理納入國家計劃。1958年國務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統一部署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並制訂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規劃（1962-1972）》。1967年5月，針對「文革」中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壞的情況，在周總理的堅決主張下，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使許多珍貴古籍免遭受損失，許多文物工作者夜以繼日地從街道、煉鋼廠搶救出大量善本古籍。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一部當今國家現藏古籍善本書的總目錄，收錄全國782家圖書館、博物館和相關單位存藏的古籍善本6萬餘種、13萬部，在1995年告成。本書的編輯出版，實現了周總理生前的一項遺願。1975年10月，已在病重期間周總理，仍惦念著古籍善本的整理工作，作出了「要儘快地把全國善本書總目編出來」的重要指示。[4]當年，國務院有關負責同志向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圖書館負責同志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開始啟動。
2、推進《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校點工作
「文革」時期的中國出版業除了領袖著作和配合形勢的出版物外，其它能夠出版的寥寥無幾，但有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卻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校點和出版的，這就是中華書局的標點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從1971年5月開始校點，1973年底校點完畢，至1978年全部出版。這項被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離不開周總理的推動。
1971年4月2日，周總理就出版《二十四史》事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標點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並告，此事應提出版會議一議。[5]由此，《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開始恢復。
1971年4月的一天早晨，周總理派吳慶彤至家裡看望顧頡剛。吳慶彤帶來了周總理對《二十四史》標點工作的指示，並且告訴顧頡剛總理還提出：「不但《二十四史》，《清史稿》要標點，《十三經》也要標點。」[6]對於周總理批示的「由顧頡剛總其成」，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趙守儼的體會是：「這是在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總理通過這一具體事例來體現黨對老知識分子的政策。當時顧先生年事已高，身體衰弱，不可能做什麼具體工作。我曾隨同陳翰伯同志向他匯報過點校情況，點校組還向他關過兩次校樣和有關材料。」當時，有人提出，標點和校勘記都應當體現出「階級觀點」，並寫了書面材料。對此，當時即有不同意見。不過「有問題的人」不敢公然反對，一來沒有資格反對；二來怕被人說成是「別有用心」。
這一問題直到1971年的春夏間才算解決。趙守儼回憶：這一年的5月，因《二十四史》將恢復工作，把包括我在內的一批人從幹校調回，這時出版會議接近尾聲。有一位負責中華、商務業務的同志參加了出版會議，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這套書過去的情況，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這套書過去的情況，有一天周總理將接見出版會議的與會人員，他找我要我談談這件事的情況，以備接見時總理詢問。我在談話中，涉及上述問題。大概因為這關係到「突出政治」，他對此頗為注意。晚上接見，總理果然問題《二十四史》，這位同志在匯報中連帶提出了在標點上突出「階級觀點」的事，總理說：不要搞這個了吧，標點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麼能體現點校者的階級觀點！從此以後，就沒有人再提這類問題。[7]
3、促進20世紀70年代的古文獻大發現
20世紀70年代被認為是繼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孔府壁中書、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竹木書與清末民初敦煌經卷之後第四次古文獻大發現時期。20世紀70年代，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在王冶秋等文博考古人員的努力下，震撼世界的古文獻新發現層出不窮。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已經失傳1000多年的《孫臏兵法》。1973年底，馬王堆三號墓中發現了十幾萬字的帛書，包括現今能見到的最古本子《老子》及其古佚書《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1975年末到1976年初，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近1200枚竹簡，創我國首次發現秦簡的記錄。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發掘出1000多枚漢簡，含《詩經》、《周易》、《倉頡篇》、《年表》等。
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戰備施工和基本建設為地下古文獻的集中發現提供了可能，但更深層的社會原因是：「1969年末，政府部門幾近癱瘓，文化領域一片蕭條。人們開始對『文革』的破壞性有了普遍性認識，民心思定。一直苦撐危局的周總理適時地抓住這一機遇，把握恢復政府部門職能的可能機會，重振文博事業。」[8]
1969年12月24日，周總理在王冶秋被疏散去湖北咸寧之前給中央的一封信上批示：「王冶秋同志信中說本月16日已經走了。如未走可以見他，並留他下來。」這封信是王冶秋在下放勞動前寫給中央的，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我本想有一個5到10人的文物保護小組，就可以把目前處於無人管的文博事業抓起來，在全國幾個重點地區搶救一些珍貴歷史文化遺產及圖書、碑帖等。我則還可以做一點出主意工作，也算為黨、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文化部軍管會在得到周總理等三個政治局常委的批示傳達後，派人到咸寧接王冶秋回京待命。
1971年五一節，王冶秋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周總理。周總理向他傳達了關於文物工作的重要部署：中央即將成立圖博口領導小組，統領博物館、圖書館和文物系統的工作，而王冶秋正是從事這一工作的合適人選。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都刊登了出席五一慶祝活動的人員名單，當時，這個由周總理親自圈定的名單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確立他們的威信，以利於他們工作。
5月10日，周總理親自主持成立圖博口領導小組的會議，宣布「圖博口」由國務院辦公室代管，王冶秋任「圖博口」副組長，負責業務工作。總理還說：「康老病了，文物工作我親自來管。」當時這個領導小組既無公章，又無明確的行政權力，但因為它是由總理親自管理的，冶秋的想法與拿不準的問題可以直接向總理匯報和請示，這樣不但減少了層次，避免了干擾，更重要的是極大地提高了工作質量與執行的權威性。[9]文物事業在兩三年內迅速復興，古文獻的發現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起關鍵作用的，就是周總理「親自來管」決策機制。
「圖博口」成立第二年，即1972年，長沙市郊馬王堆發現一座西漢大墓。歷經兩千多年，墓中一具女屍保存完好，然而，卻不為當時現場發掘的人所重視，沒有及時報告。王冶秋將情況報告周總理。周總理立即於6月17日讓國務院值班室打電話到湖南下達指示：湖南軍區挖出不報告省委，更未報告中央、國務院，後來又人山人海，還有刮妖風的，出土屍身和及著、帛文非變質不可。並要求：立即採取辦法，將墓中女屍及隨葬品轉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處理。強調此事須「當機立斷」，「速辦勿延」。[10]
如今，在湖南省博物館展廳里還陳列著一份請求考古發掘馬王堆古墓葬的報告。報告本身，不過寥寥二三百家，但周總理在報告上親筆批示意見的字數超過了報告正文。在批示中，周總理特別強調：不僅從考古發掘的角度出發，更要從研究破譯古文獻的角度著眼，充分考慮出土文物的保護珍藏，不能讓文物受損。
隨著文博事業的恢復發展，臨時機制的「圖博口」已經不能適應需要。1973年4月，周總理果斷決定成立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並任命「把文物當作自己生命一樣」的王冶秋為首任局長，進一步推動了上世紀70年代的古文獻大發現。
參考文獻：
[4]天旭民.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J].圖書館雜誌,1986(4).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5:448.
[6]章慕榮.共和國總理與歷史學家——周恩來與顧頡剛[J].黨史博採,2002(3).
[7]趙守儼.雨雨風風二十年——《二十四史》點校始末記略[M].北京:中華書局,1998.5:255.
[8]王可.20世紀70年代的古文獻大發現[N].中國文物報,2008-9-24(3).
[9]王可.王冶秋傳[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209.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5:530.
文章作者：於曦蒸（女，助理館員，淮陰師範學院圖書館）《周恩來與古籍的保護》，2011年11月發表在《圖書館工作與研究》。轉載出於分享目的，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往期精彩內容】
- 紙質文獻老化的外在原因 ?全梳理在這裡
- 紙質文獻老化的內在原因，確定全知道？
- 延安革命紀念館館藏紙質文物酸化調研及脫酸效果驗證
- 什麼是酸性紙？致使紙張退化泛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