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
一
「讀書種子」一詞，最早出自於與蘇軾齊名的北宋大家黃庭堅之口，輯錄於宋代詞人周密的《齊東野語》。
原文是這樣的：「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
大意是說，士農工商，都是世代傳承；其中士大夫家庭的子弟，能夠懂得忠誠、守信、孝親、友朋，就行了；然而，千萬不能讓讀書的種子斷絕。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讀書，自古以來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世代傳承的優良傳統。
讀書種子，就是指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讀書人，承先啟後，修齊治平。
而書籍，則是中華文明薪火相傳的重要載體。
二
「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前提之一，就必須有書來讀。
確切來說，就必須有教材來讀。
而地球人都知道的是，中國一直是最重視教育的。
首先，學在官府，「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據《漢書》記載，周宣王時期的太史寫下了蒙學課本《史籀篇》，「太史籀書」，這是我國歷史上記載最早的兒童識字誦讀教材。
太史是什麼身份？
太史掌管起草朝廷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可謂是周天子身邊最為親近的「紅人」|「牛人」。
就是這樣的「紅人」|「牛人」，竟然親自為小孩子創作編寫教材。
其次，學在民間。
孔子教學，其主要教材為六經，即《詩》《書》《禮》《易》《樂》《春秋》。
有「師伏先生」之稱的清人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
作為教材的六經，從何而來呢？
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新史學宗師」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說：「孔子整理六經有三個準繩：一個是『述而不作』，保持原來的文辭；一個是『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刪去蕪雜妄誕的篇章；一個是『攻（治）乎異端（雜學），斯害也已』（《為政策》），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議論。」
孔子晚年，「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著春秋」，韋編三絕，修訂六經，可謂念念在茲、嘔心瀝血，聖人之所以為聖，不亦宜乎？
孔門十大學子，七十二賢，弟子三千，讀書種子之多，不是無緣無故的。
「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
無論官辦公學，還是民辦私學，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之中，教材逐漸湧現，很多也慢慢沉澱成為經典。
比如，從《史籀篇》到《倉頡篇》《急就篇》《凡將篇》，從「六經」到《孝經》《論語》《爾雅》，再到後世的《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神童詩》《聲律啟蒙》《算學啟蒙》《增廣賢文》《幼學瓊林》《龍文鞭影》《弟子規》……
有中國好教材，而後有讀書種子：
一生一世春風得意馬蹄疾，
三生三世洛陽紙貴閱不盡。
讀書種子，生於華夏，何其有幸！
三
「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就必須注重和強調教材的重要性。
小孩子的教材，到底起什麼作用？
《易經.蒙卦》指出：「蒙以養正，聖功也。」
小孩子讀書，必須瞪大眼睛，施以正確的教育，這當然也包括教材了，可謂有至聖之功。
「日月無私照，乾坤仰聖功。」
過去，還是現在，教育始終處於基礎性、全局性、先導性的地位，小孩子的教材，無論怎麼重視都不為過。
在《禮記·經解》中，孔子提到了作為教材的六經的作用。
孔子是這樣說的：「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
絜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到了一個國家，看這一個國家的國民，看他們的生活態度、文化知識、性格脾氣、思想思維、待人接物、語言表達，等等，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教化是怎樣的了，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教育是怎樣的了，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教材是怎樣的了。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國家是一座宏大宮殿的話，而教材當為其地基，如此，才有「萬丈高樓平地起」。
因其國教，有其國民。
正是秉持這樣的教材編寫精神，孔子著《春秋》，微言大義，字斟句酌，強調不能變更一字，「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後，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孔子光明磊落，捨我其誰，以強烈的歷史擔當，扛起一個偉大民族賦予的使命和責任。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成仁取義的春秋大義，自此成為了中國歷代教材編寫的一面旗幟。
教材一般很薄，年齡越小，教材越薄，但是卻承載著很厚很厚的東西。
這個很厚很厚的東西，並不是為了欺負小孩子，壓迫小孩子，而是為了讓小孩子更有力量，更有根基，也更有方向，當然，也更有未來。
一句話，教材的作用，就是——厚德載物。
一言以蔽之，教育的根本問題，教材的第一要義，就在於——培養什麼樣的人？為誰培養人？怎樣培養人？
四
教材與否，真的關係讀書種子之斷絕。
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的清朝學者龔自珍，在《古史鉤沉二》中，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想要一個民族滅亡、一個國家墜入萬劫不復，必須從其歷史文化入手，篡改其歷史，解構其文化，滌盪其自信，破壞民族認同。
1928年，日本人安藤基平發表文章說：「對中國人的教育，首先要扮成神的使者，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到中國來拯救不幸的民族。」
在侵華時期的歷史、地理、國文等教科書中，日本人捏造事實，篡改歷史。
把日軍有計劃、有預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說成是中國軍隊挑起的突發事件；
把日本侵略者操縱成立的「偽滿洲國」，說成是「使三千萬民眾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國家」；
教科書中，比比皆是的「建國神廟」「明治天皇」「青少年義勇隊」……
一位中國老人回憶說，當時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影響，「我的頭腦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將』『東鄉元帥』『豐臣秀吉』『廣瀨中佐』等『日本英雄』」。
更有一位中國老人想起殖民時期「畢業時唱的」一首歌，當時不知道什麼意思，也不知道叫什麼。外孫女打開手機播放，老人很快就能夠跟著唱起來。這首歌，是日本的國歌，《君之代》。翻譯過來，大致就是：天皇萬歲啊，傳到八千代，直到小石變巨岩，直到巨岩長青苔。
這邊篡改教科書，那邊野蠻摧殘。
1932年1月29日，也就是「一·二八」事變的第二天上午，日軍飛機轟炸上海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廠、尚公小學等處。
2月1日上午，日本浪人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5層大廈焚毀一空，其中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
當時日本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官的鹽澤幸一說：「炸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32年3月到7月的5個月中，關東軍就焚燒東三省原有的中國教科書650萬餘冊。
另據國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統計，中國抗戰以來圖書損失至少1000萬冊以上，這相當於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總量的12倍。
而1943年前的美籍人士實地考察，估計中國損失書籍在1500萬冊以上。
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錐心泣血的痛，也是人類歷史上無可挽回的文化浩劫。
日本人的「洗腦」工作，從我們中國的娃娃抓起。
南懷瑾先生在其《楞嚴經講座》中，說：「尤其日本人很厲害，譬如說，認為我們的老祖宗堯、舜、禹，這些歷史上的聖帝根本沒有這個人。堯是個香爐，拿土做的腿翹起來的香爐，舜是個蠟燭台，廟子上插蠟燭的，禹是個大爬蟲，在地上爬啊爬，把黃河長江爬出來的。人家有意污衊我們的文化，是為了侵略。然後講孔子呢？孔子——日本人！……」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讀書種子兮，無書怎安存？
五
讀書種子，從不缺席，民族危亡之際，他們自己就是一部教科書。
民族存亡之際，蔣介石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而汪精衛直接叛逃，在南京成立了偽國民政府。
大學者胡適博士，參加了周佛海的「低調俱樂部」，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主張立即停止戰鬥行為，和日本侵略者「互相抱頭痛哭，徹底的懺悔和覺悟」。
「一寸山河一寸金」，真正的讀書種子何以報國？
大師錢穆，以筆抗日，抱著「中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的心情，寫出53萬字的《國史大綱》。
開篇扉頁上寫著：獻給前線抗戰為國犧牲之百萬將士！
在其序言性質的《引論》部分，特別強調：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中國人不能忘根忘本，要知其源流，要對本國以往歷史多一點溫情與敬意。
《國史大綱》出版之後，即被列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用書，風行全國。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海內外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精選了張騫、衛青、霍去病、李廣、蘇武、班超、宗澤、岳飛、陸秀夫、文天祥、劉琨、玄奘、顏杲卿、張巡、許遠、狄青、方孝孺、戚繼光、熊廷弼、袁崇煥、史可法、黃道周等25位代表人物，寫作出版了通俗讀物《大丈夫》。
書前《凡例》說：「本書志在敘述古人，發揚漢族聲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跡。」
「忠義譜」、「英雄傳」激勵教育著廣大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和社會民眾，這本大眾教材在1936年7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後，到1940年10月就印行了4版。
七七事變以後，范文瀾更因編選的《游擊戰術》大受歡迎，被傳稱為「游擊戰專家」，「以前是文質彬彬的教授，現在變成了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稱他「永遠是青年的模範」。
延安時期，范文瀾完成了《中國通史簡編》。
這是幾千來漫長歷史長河裡的一束光，揭露了了人類前進的真相，指出了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
這部代表作，讓他聲名鵲起，更被毛主席贊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來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
有中國好教材，而後有讀書種子；反之亦然，有讀書種子，而後有中國好教材。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誰憐愛國千行淚，讀書種子意不平。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
人生自古誰無死？讀書種子照汗青。願君永如天上月，皎皎千古不染塵。
六
教材之重，重如社稷；教材之中，良心分明。
一代代的中國教材人，為此前赴後繼，薪火相續。
張元濟，是商務印書館掌舵人，也是近代中國從事新式教科書編撰出版的第一人。
他說：「今欲教育普及，必須教科書籍日出不窮，方能達此目的。」
他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有利於提高國民素質的書一定要出，於國民無利甚至有害的書堅決不出，即有所為有所不為。
張元濟編課本很有特點，圍爐夜話，促膝長談，頭腦風暴。有時候甚至因為一個字，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
1904年，張元濟出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該版本曾翻印過30多次，印刷總量達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
在一份辭謝公務任職的書信中，張元濟寫道：「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中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做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
晚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
詩言其志也，在張老的中國教材夢裡，教材編寫事業是良心田地，春種秋收，務必腳踏實地，躬身耕植。
陸費逵，是中華書局的創始人，也是扛起「教科書革命」大旗的第一人。
他說：「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
他認為，教科書以養成中華共和國「完全國民」（初小）或「高等國民」（高小）為宗旨，做到以「獨立、自尊、自由、平等」為「經」，而「緯」則視學科而各自有別。
1912年，陸費逵出版《新中華教科書》，封面上印有五色旗及「教科書革命」，教科書提出「孫中山是當今中國的第一偉人」。該版本響應民眾期盼，「接管」了當時中國教科書的大片江山。
葉聖陶，是我國現代教材建設的奠基人，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
「大學者編小學課本」，由葉聖陶編寫、豐子愷配圖的《開明國語課本》於1932年6月出版，10多年內重印40多版次，深受師生歡迎。
葉聖陶說：「編寫教科書，不能撿到籃子裡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樣，吸取百花精華，釀出蜜來，我們要吸收有關知識，融會貫通，才能寫成教科書。」
豐子愷也說：「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
辛安亭，是我國普通教材編寫的開路人，也是新中國基礎教育的奠基人，是共和國第一代的人民教育家。
他說：為了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培養學生的智力和優良品德，首先必須有一套好的教材。
辛老總結了好教材的三個特點，「新」、「精」、「清」。
在1938年到1949年6月長達11年間，辛老先後編寫出了一大批教科書和通俗讀物，包括《邊區民眾讀本》、《幹部文化課本》、《新三字經》、《農村應用文》、《日用雜誌》、《知識課本》等成為人們最為喜歡的書籍。
而從1950年到1998年，辛老出版了26本著作，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注音兒童三字經》、《歷史歌》、《中國歷史人物》、《文言文讀本》、《精選古詩詞背誦手冊》、《外國歷史人物》、《中國著名現代人物選》等，有的通俗讀物印刷量超過了100萬冊。
辛安亭談到他的中國教材夢，說：「我的理想主要是寫出深人淺出、雅俗共賞的作品。」
他還寫了這樣一首詩：「深人淺出苦用功，雅俗共賞最稱神；陽春要學黃花曲，定要千人做賞音。」
為了中國讀書種子不斷絕，一代代的中國教材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山林不老，山林茁壯，我中華愈加鬱鬱蔥蔥。
七
教材關乎讀書種子，是命根子的事情。
大國之大，在祀與戎，更在教與化。
大國之大，也有大國之重，重在人心、民心。
人心所向，民心所盼，在孩子安全、教育安全、成長安全。
而教材，是「國之重器」，是「文化長城」，是「母親河」。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材，更是孩子健康成長的「精神母乳」，關係千秋萬代、民族興亡、國家命運。
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了社名，葉聖陶任社長、總編輯。
1951年8月，辛安亭從甘肅來到北京，任副社長、副總編輯。
兩位教科書大師，珠聯璧合，緊鑼密鼓投入新教材的編纂工作。
葉老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編寫教材的經過。
比如1952年3月3日的：「余告以凡新編課本必須經同人多看，並由檢查科作各個項目之檢查，乃可發稿。」這算是一項教材編寫制度了。
1952年12月2日的：「下午到社，與治數學諸君共談。因余讀高小算術，屢見『擴大幾倍』、『縮小几倍』之語，以為『縮小几倍』之說不妥，說到『倍』只有擴大之意，『縮小几倍』殊難想像。」這裡談到了在編寫數學教材之中，一個小小的爭執。
1953年5月18日，毛澤東主持討論文化教育工作時，問：「現在編教材的人有多少？」
當聽到回答「三十來個人」時，毛主席發話了：「這麼重要的工作，三十個編輯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寧可把別的攤子縮小點，必須抽調大批幹部編寫教材。」
這樣，數學家華羅庚主持數學課本，物理學家嚴濟慈主持物理課本，氣象學及地理學家竺可楨主持地理課本，語言學家許國璋主持英語課本，語言學家呂叔湘主持語文課本，還有吳伯簫、戴伯韜、張志公、陳伯吹、陳樂素、張畢來、邱漢生等知名學者，形成了各個學科的大家編小書。
每當教材初稿寫出，全體編寫人員圍坐葉聖陶辦公室，由辛安亭主持，一字一句誦讀、討論、修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課本當作價值連城的藝術品推敲琢磨。
1956年，新中國第一套統編教材終於全部出版，投入使用。
1977年，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根本大計是要從小學、中學抓起，否則趕超就變成了一句空話。」他說，「關鍵是教材」，「教材非從中小學抓起不可」，「教育部要管教材」，並要求1978年秋季開學時中小學生要用上新教材。
當時聚集起來的編寫陣容堪稱豪華，從各省區市抽調來200名優秀教師和知名專家，物理學家周培源，數學家蘇步青、吳文俊，生物學家童第周等科學大家赫然在列，12個學科編寫組在北京香山飯店進行教材大會戰。
為了「要用先進的科學知識來充實中小學的教育內容」，鄧小平親自指示，要求下撥專款10萬美元，責成我駐美、英、德、法、日等過使領館，協助選購一批最新的中小學教科書，儘快空運回國，供教材編寫人員們研究參考。
要知道的是，後來鄧小平出訪美國，國庫上上下下一頓籌措，最後也僅僅湊到3.8萬美元。
為了從當時並不富裕的外匯儲備里，拿出這10萬美元，鄧小平親自登門前往負責外匯的李先念家裡。
10萬美元巨款沒有白花，引進了將近8000多本海外教材書籍，讓我們的初中數學課本里多了微積分，讓我們的生物課本中開始涉及分子領域，讓中國的教科書第一次與世界接軌。
1978年的秋天，秋高氣爽，全國億萬中小學新生如期領到了新教科書。
這，也就是新中國第五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油墨噴香，那是真的書香。
這套教材，一直到1993年才全面「退役」，前後使用年限長達近20年，成為了一個「穩定」的經典範本，深深影響了無數兒童少年學子。
「教材建設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託。建設什麼樣的教材體系，核心教材傳授什麼內容、倡導什麼價值，體現國家意志，是國家事權。」
2017年7月，新中國首次成立高規格的教材管理機構。
2019年12月19日，表示：教材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載體。
教科書幫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顆扣子；
教科書中，蘊藏著民族魂。
八
嗷嗷待哺的讀書種子，不能斷其根。
走向復興的中華民族，不容斷其脈。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在牛奶行業，其行可鄙！
而發生在教育領域、發生在教材身上呢？其心當誅！
文末，我突然想到了一個人。
這個人，您也許很陌生；但是我如果說，《三字經》，您就不陌生了吧。
對，這個人就是《三字經》的作者，南宋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等職，相當於集中了現在的宣傳、外交、教育、文旅等四個部長職務於一身。
這個人不僅官大，學問也厲害，一生著述頗富，計有二十餘種、六百多卷。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牛人，宋亡之後，「深自晦匿，不與世接」，有關史籍上的記載也惜墨如金，以「後二十年卒」等一筆略過。
入元之後，他的文章也大多只寫甲子不寫年號，並以「浚儀遺民」署名。
「浚儀」，是西漢所置古縣之名，在今河南開封市，該地在南宋時候就已經淪為元地了。
由此，我們大抵可以判斷，天地有正氣，此人有鐵骨。
奇怪的是，在其入元之後的代表作品《三字經》中，他並沒有悲天呼地，也並沒有憤世嫉俗，而是以非常自然而平靜的語氣寫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是善良而本分的。（畫外音：哪怕是滅我南宋的元人，也是如此。）
人與人的天性都差不多，那麼，是什麼導致了人與人的差別，竟至於天地距離的巨大差別呢？又是什麼讓有的人變得不善良、不守本分了呢？
想來，只有後天所處環境、所受教育的不同吧。
所以……我依然對教育滿懷信心，我依然對教材滿懷期待，我依然對孩子滿懷熱愛。
說明：
圖片來源網絡，侵刪。
作者：鄧衛東（果雪兒親子中醫育兒團隊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