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 A·米切納
長篇小說《與上帝訂立盟約的人》是美國著名作家詹姆士·米切納的近作。作者用了兩年時間研究南非共和國後寫出了這部作品。小說的故事背景從辛巴威的古代金礦直到好望角的風景，包含了一代又一代的黑人、英國人和荷蘭人，但這部書的核心是一個虛構的家族，范多恩家族，和他們在芬洛鎮外自由湖岸邊的農莊。
范多恩家族1652年到達好望角，在乘牛車向東穿過南非草原的遷徙中成了他們的同胞的領頭人。支持著這些勤苦的開拓者前進的是這樣一種信念：上帝和他們訂立了一個盟約——選擇他們占領這塊土地並擊退一切反抗。南非白人（荷蘭人這樣稱呼自己）雄心勃勃地要向東擴張，逐步占領強大的黑人國家的領土，但是18世紀後期在他們實現這一抱負的道路上出現了不易克服的障礙：1795年英國人占領了好望角。
接下去是一個世紀之久的暴亂：白人反對黑人，黑人反對黑人；最後，是南非白人1899——1902年的布爾戰爭中與英國人作戰。
由於英國人在數量上占優勢，南非白人的大城市陷落了，他們拒絕投降，他們組成一個個突擊隊。在農村劫掠、騷擾英國人。雅克布斯·范多恩，這個家族在非洲的第八代，加入了保羅斯·德·格羅特將軍領導的芬洛突擊隊。
作為報復，英國人襲擊了為突擊隊提供給養的農莊，放火燒了莊稼和房屋，把無家可歸的婦女、兒童和黑人驅趕進集中營，在集中營里，26000人——這個數字只包括白人——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雅克布斯的妻子和兩個女兒死在集中營中，他現在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小兒子迪特利夫身上。
在下面的縮寫中，描述了迪特利夫·范多恩的生活，戰爭對他的童年的影響，他所受的教育，他在培養對荷蘭新教的堅定信仰時所受的訓練，以及這些影響在南非事務中產生的結果。迪特利夫實際上體現了在20世紀影響著這個國家的一代人。他們正派、虔誠，但是歷史給他們留下了創傷，他們對未來充滿恐懼。在確立他們的統治時，他們制訂了一系列殘酷而悲劇性的種族主義法律，例如那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法，這種做法嘲弄了他們如此珍愛的自由，也威脅著這個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才獲得的一切。
迪特利夫的正規教育就在他和姐姐從集中營出來一起登上小山，眺望他飽受蹂躪的家園的那一天開始了。他的父親雅克布斯和老格羅特將軍在廢墟中等待著，簡短地打了招呼之後，他們帶他走上了一片雜草叢生的山坡，在那兒，他看到一字排開的三座墳墓，墓碑上刻著他的母親和兩個姐姐的名字。
「永遠不要忘記，」老將軍說，「這些婦女是被英國人殺死的。」
這是1902年，迪特利夫7歲。
「我們住在哪兒呢？」他的姐姐約翰娜問。她的全部財產就是她身上穿的衣服，迪特利夫也同樣。
「我們就住在那輛舊馬車裡。」他的父親回答。然後他帶著孩子們走到那輛破爛不堪的馬車前，他的父親就是用這輛車帶著全家人越過德雷肯斯山脈，到達林波波河北岸，最後來到自由湖的。范多恩把車輪固定在車廂底座上，並計劃用木板弄一個頂篷，但車廂里容不下像約翰娜這樣的一個年輕姑娘和一個男孩以及兩個成年男子。德·格羅特看到她困惑的表情時笑了。「你們兩個睡在這兒，我們兩人睡在底下。」她的父親和老人在車身下邊的地上鋪好他們的床。
「爸爸，」迪特利夫問，「要是下雨你們怎麼辦？」
「不會的。」德·格羅特說。在以後的四個星期中，
他們給燒毀的農莊中的一間房子裝上了屋頂，這四個星期真的沒下雨。
在第二周的一天，他們正在工作，迪特利夫突然喊道，「來人了！」他們看到稀疏的一隊人正穿過草原向他們走來。雅克布斯伸手去拿槍，「卡菲爾人，」他說。
在戰爭後的混亂中，一幫幫無家可歸的飢餓的黑人開始襲擊這個地區布爾人的農莊，搶走他們能夠找到的東西，並毆打試圖反抗的農莊主。但是對眼前這些人沒什麼可怕的，因為迪特利夫叫起來，「這是邁克！」
在看到只有三個范多恩和一個德一·格羅特時，邁克的眼睛裡流出了淚水。他知道其他白人不在眼前意味著什麼。他剛從他的家人和朋友被拘留的集中營回來，他的四個妻子只活下來兩個，九個子女只倖存三個。
當德·格羅特知道了邁克的沉重損失，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帶著發自內心的同情，他伸出手臂擁抱了他悲哀的同伴。
邁克和他的家人回到了他們在自由湖的小屋裡，第二天早上他們開始了工作。他們沒有打聽對他們的工作的安排，就像以前一樣幹起來。
德·格羅特經常到范多恩的農莊來，不是為了食物，也不是為了友情，而是為了監督小迪特利夫的教育。「你必須記住你的曾祖父，他是曾經有過的最優秀的人之一，他被拖上了英國人的法庭，在那兒竟讓一個卡非爾人作證反對他。」一晚又一晚，他對迪特利夫談論著英國人做的壞事。「永遠不要相信英國人，」德·格羅特一再重申，「他們占據了我們的國家。」
這種教育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達到了德·格羅特想要達到的目的。「迪特利夫，你爸爸和我進行了鬥爭，我們失敗了。你還要再戰鬥下去，你將取得勝利。」
「我打槍很準，」迪特利夫說，「我可以打死英國人。」老人緊緊擁抱著他，對他低語：「上帝保佑你永遠不必這樣做。你要用更聰明的方法贏得你的鬥爭。」
「什麼方法？」
德·格羅特輕輕拍著男孩兒的前額，「要學習。英國人知道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你要做的就是到英國人開辦的學校去，發現他們的秘密。」迪特利夫點點頭。老人繼續說，「你要成為那裡的教師遇到過的最聰明的孩子。你必須儘快地學會英語。」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份報紙，上面有一篇英國高級專員的文章，文章無意中說出了布爾人面臨的戰爭的性質！
「如果10年以後英國人和荷蘭人之比是3:2，這個國家將會安全和繁榮；如果是2:3，我們就會遇到無窮盡的麻煩。」
德·格羅特解釋了下一步的策略：「英國人正在盡一切努力讓更多的他們的人來這裡，並把我們淹沒在英文書、英國戲劇和英國式教育的汪洋大海中。」
「可是你說你要我去學英語。」迪特利夫說。
「是的，迪特利夫，我要你去學習一切。用你的腦子接受英語，而把荷蘭語藏在心裡。因為征服者一旦使你接受了他的語言，他就把你變成了他的奴隸。我們失敗了……」
他邊喃喃嘟念著這些駭人的詞句，邊從椅子裡站起身，在小屋裡跺著腳走來走去。「我們被打敗了，你的父親和我。」然後他吼叫起來，「但是下一次戰爭，思想的戰爭，我們要勝利。你和我會看到總有一天荷蘭語成為這塊土地上唯一的語言。」站在迪特利夫身邊，他伸出中指指點著男孩，「而你要完成這個任務。
多層果凍的社會
在大人物的傳記中，人們常常見到這樣的句子：「啟迪人生的智慧的閃電一下子擊中了他。」在迪特利夫·范多恩的身上，這個比喻完全真實。
這件事的發生，源於一批從歐洲進口的果凍粉，芬洛鎮附近的商店裡到了很多這種果凍粉，約翰娜對此很感興趣，她很快學會給家裡的男人們做酸甜的桔子或檸檬點心。一天，她正把果凍向玻璃杯里倒時，突然想到，如果她給每隻杯子裡只倒一小點兒果凍，讓它凝結，然後她就可以在上面倒上另一種顏色的果凍。一再重複這個過程，她就可以做成一杯多層次的果凍，那不僅好吃，看起來也會很吸引人。
第一次嘗試失敗了，因為她把後來的其它顏色的果凍向杯子裡傾倒時，它們還太熱，以致把原來已經凝固變冷的果凍融化了。約翰娜很節儉，她把這些做壞了的果凍混在一起，成為一杯什錦果凍。當她把它拿給男人們時，迪特利夫提出了抗議：「這東西看著不像個樣子，吃起來也不對味兒。」第二次，當第一種果凍完全變硬後，她把第二種果凍放冷到幾乎就要凝結的程度才倒入杯中，這一次她成功了，效果相當不錯。她在杯子最下層放上黑色的葡萄凍，上面一層是淺棕色的蘋果凍，然後是紅色，最後是橙色和淺檸檬
色。這些杯子簡直就是藝術品。
迪特利夫走進廚房時，它們都在一個窗台上，他舉起一隻杯子對著陽光，杯子裡每一層顏色都晶瑩透亮。
「看呀」他叫著，把格羅特和他父親拉進屋來，「看看每種顏色怎樣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和其它顏色相混。」他用手指勾畫出人類的種族，他確信這是上帝的安排：「這兒在最底層是黑人，然後是淺棕色人，然後是印度人……」他把這些顏色變成了種族集團，「再往上這兒是英國人，橙色代表他們，而在所有這些人上面，是南非白人……」
「就應該是這樣。」德·格羅特說。
迪特利夫在芬洛的第一位教師是英國人，但現在來了位新教師，一個不同類型的小伙子。他叫皮特·克勞恩，他上課的第一天，就讓迪特利夫明白關於受英語訓練的那套蠢話該結束了。
克勞恩經常從芬洛鎮騎馬到自由湖來和人們聚會，並告訴他們，「我們應該在一切方面消除我們的從屬地位。再也不要說英語了，除非法律有規定。」約翰娜·范多恩越來越欣賞他那堅定有力的演說，這些話正是她所想的。
她邀請這位新教師到自由湖來了三次，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一天晚上，克勞恩回芬洛以後，迪特利夫開玩笑說，「這回克勞恩可被打敗了。」聽了這個嘲笑，約翰娜什麼也沒說。但是，克勞恩下一次來訪時，迪特利夫自己也感到受了他的吸引。
「在這個國家我們必須有某種秩序，」克勞恩帶著勃發的激情說，「印度人、有色人種、黑人都有他們合適的位置，都應該服從我們通過的法律。我也不希望由英國人來制訂這些法律。我希望南非白人占據一切有決策權的位置。」
僅僅四個星期之後，克勞恩激動地走進廚房，向男人們宣布：「約翰娜和我打算結婚。我請求你們允許。」迪特利夫對此毫不感到吃驚。這件事受到老克洛特和約翰娜的父親的讚許，受到迪特利夫最熱情的支持。
芬洛現在成了小型南非歐洲人社區的一個典型：它有德·格羅特將軍一一過去幾次戰爭中的英雄；有皮特·克勞恩，一位想要改造整個世界的激進的教師；有迪特利夫·范多恩，人們寄以期望的小男孩。有時，好象是這個社區的各種力量聯合起來促使這孩子更理智，更具獻身精神。
當時，迪特利夫的姐夫皮特·克勞恩對他影響最大，因為他習慣於通過這個充滿活力的年輕人的雙眼來觀察社會。克勞恩把維持這個農莊和芬洛鎮做為德蘭士瓦活動中心的地位視為自己的責任。他要求每個人充分注意發生的一切，並隨時準備解釋它們的意義。在1910年那值得記憶的日子，當時四個彼此不相聯繫的殖民地——分屬英國人和南非白人一一組成了個巨大的聯盟，有了自己的總督、總理和議會，克勞恩欣喜若狂：「現在我們可以從事我們自己的事業了。想一想，孩子們！這個學校里有人可能成為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的未來的總理。」
一天早上，在學校里，他發出了一個使學生們激動的通知：「我希望每個人趕上自己的馬車，請你們的父母一起，我們要去看一件新鮮的事情。」下午3點時，他把大家帶到了火車站。當從普利托利亞開出的火車進站時，他和他的妻子領著孩子們歡呼起來。
15節敞篷牲畜車廂開進站來，驚奇的學生們盯視著數百名中國苦力的黃面孔。他們是1904年從中國來的工人中最後的一批。
政府和經營金礦的英國人曾經當真相信，招進5萬名身強力壯的30歲以下的年輕男人，讓他們在地層深處的礦井中工作，在10年或20年的長時期中沒有任何娛樂，不和女人接觸，也沒有任何形式的合理的休息，這種做法能夠行得通。當這些年輕人開始賭博時，荷蘭教會大吃了一驚。而當他們開始與黑人、有色人種或下層的白人婦女們私通時，新教的牧師們在布道時大叫大喊著上帝會懲罰這塊土地的。
現在所有的中國人正在被趕出這個國家。當這列火車滑.下山坡開往莫三比克時，南非就消除了這一威脅。
克勞恩解釋說，「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所屬的地方，他應該呆在那兒。我們已經把中國人送回中國去，我們必須把印度人送回印度。英國人也應該回英國去。這兒是南非白人的土地。」
「那麼卡菲爾人呢？
「他們像我們一樣是非洲的一部分。但是他們都是孩子，保護他們，向他們解釋他們應該怎樣服從我們的法律，這是我們的責任。卡菲爾人將永遠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應該關心他們，但也要嚴格地要求他們。」
每當迪特利夫聽到這種說教，他就會想起那隻裝滿分層果凍的玻璃杯，每種顏色都在它合適的位置上。
最後的反擊
1914年8月的一個晚上，吃過晚飯後，雅克布斯·范多恩推開他的碟子，然後看著兒子說：「決定的時刻到了，我們去見德·格羅特。」
他們走到附近的農莊，在那兒他們看到老將軍躺在床上，他成了一個81歲的疲倦的老人，雪白的長鬍子給他凹陷的臉頰抹了一層霜。有人給他帶來了令他激動的消息，當小·迪特利夫跟著雅克布斯走進小屋時，老將軍的全身好象都充滿活力。「那麼你們要去參加戰爭了！我為你們感到驕傲。」！
「他在說什麼？」迪特利夫問。
「他在說歐洲剛宣布的戰爭。德國人正在和英國人作戰，感謝上帝，當然，我們要站在德國一邊，你和我，迪特利夫。」
「我們要留神簡·克里斯琴·斯馬茨，」將軍警告說，「他會想方設法把我們拖向英國人那邊。他喜歡英國的一切；制服、王位、向他鞠躬的人民。要盯住他。」.
他們談論著他們應該採取什麼策略以保證南非在戰爭中站在德國人一邊，談論著當德國的勝利使他們擺！脫奴役時（他們認為他們一直在受奴役），他們可以做什麼，直談到深夜。
迪特利夫對結果憂心忡忡。他認為簡·克里斯琴·斯馬茨——布爾戰爭中的一位將軍，但現在在政府中占據高位——是個聰明人，他會有效地保護帝國的事業。然而，儘管有這種憂慮，他知道，如果南非白人此時不起來反抗，他們就永遠不會贏得自由。
夜間不斷有人來拜訪德·格羅特將軍，迪特利夫逐步認識了他的民族的那些偉大的英雄：克里斯琴·德·韋特將軍，科斯·德·拉雷將軍，克里斯琴·貝厄思將軍，還有不屈的曼尼·馬里澤。但給他印象最深的英雄是克里斯多福·斯坦，他表現出是一個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理智的判斷能力的人。
1914年9月前兩周發生的事情使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德·格羅特派遣使者到各個突擊隊去，告訴他們，他期待著他們一聽到將軍們宣布自己站在德國人一邊，就立刻舉行起義。皮特·克勞恩收起了書本，渴望參加戰鬥。19歲的迪特利夫每天在自由湖後邊的山坡上用毛瑟槍練習射擊。
9月12日開始，德·格羅特召集了一系列會議，西南非洲德國武裝部隊的一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向這些當地人保證一切都已準備好。起義即將來臨；曼尼·馬里澤將率領他的突擊隊沿邊界進入德國人的領地；貝厄思將軍將在對斯馬茨發表一通嚴厲的譴責後辭去他在政府中的職務；德·格羅特將軍將召集德蘭士瓦東北部的人們。將要占領普利托利亞，俘獲政府成員，德國軍隊將占領從西部的大西洋海岸直到坦噶尼喀的印度洋海岸。
9月14日夜裡，迪特利夫騎馬去芬洛，他的姐夫在那兒召集了22個突擊隊員。他們繼續連夜趕路到達了一個集合點，別的參加起義的人也正向那裡集中。天亮以後，當他看到如此眾多的人願意再一次為南非的共和政體而戰鬥時，他情緒高漲地向克勞恩喊著：「現在什麼也不能阻擋我們！」
接下去就開始了一連串的打擊。他們最依賴的領導人，科斯·德·拉雷將軍被一顆流彈打死。不久以後，貝厄思將軍，他本來可以代替死去的德·拉雷，卻在逃過瓦爾河時被淹死。曼尼·馬里澤在邊界上保持中立，而德·韋特將軍受到包圍後被迫投降。
斯馬茨沒有犯一次錯誤。從西南非洲來的德國入侵軍被擊退了；坦噶尼喀的德國人喪失了機動作戰的能力；在國內只有保羅斯·德·格羅斯和克里斯多福·斯坦堅持與他作戰，他們被牽制在德蘭士瓦一隅。
11月的一個晚上，在高原上長途騎馬奔馳之後，德·格羅特告訴雅克布斯和迪特利夫說：「我覺得太累了。」人們為老人搭了一張床，這是10天來他第一次睡覺，他想說點兒什麼，話未出口，人向後倒去，他就這樣去世了。由於他的死，這最後一支突擊隊開始瓦解。克里斯多福·斯坦拚命努力把人們集合在一起，皮特·克勞恩則威脅說要打死任何打算逃走的人。
「再打一仗，就會取得巨大勝利，」他爭辯說：「將軍們會從莫三比克來救援我們。」
「莫三比克沒有德國人。」雅克布斯·范多恩說。但克勞恩不這樣認為，他把部隊調到一個陣地中，如果不經過戰鬥，他們就不可能從那裡撤出，在這次戰鬥中，雅克布斯一口氣打出了303發子彈。在為父親的勇敢作了祈禱後，迪特利夫說：「皮特，我想我們最好回家去。」
幸運的是他們確實回了家，因為第二天政府軍就包圍了這支突擊隊的殘餘，並逮捕了克里斯多福·斯坦。在布爾戰爭結束後，斯坦曾接受了南非武裝部隊的一個職務，並且從未辭職。按照法律，他是個叛逆者，儘管其他數百名起義者受到了寬大處理，斯馬茨卻決心對這位軍官起訴。1914年12月的一個陰沉的日子，軍事法庭對斯坦判處死刑。來自各地的南非白人，包括很多不支持這次起義的人，都發出呼籲，要求讓這位勇士活下去。但斯馬茨毫不理睬。
迪特利夫給瑪利亞·斯坦，這位起義者的女兒寫信說：「我曾在你的父親身邊作戰，他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他將永遠活在我心裡。他是被極不公正地處死的，如果我有一天見到斯馬茨，我會用子彈打穿他的腦袋。」
不僅斯坦的女兒會永遠記住他，所有仰慕英雄的人也都會永遠記住他。斯馬茨製造了一個殉道者的形象，並且給南非白人的心靈留下了灼熱的創傷。
熱愛你的鄰居吧
迪特利夫回到農莊後，得到了新的受教育的機會。經芬洛的荷蘭新教牧師巴休德·布朗戈斯馬神父的推薦，迪特利夫進入斯泰倫博希大學。這所聲名素著的大學用南非荷蘭語講課，它帶有濃厚的宗教氣息，但也對南非的政治表現出強烈的關注。
隨著歐洲的戰爭走向結束，大學裡就南非任何政府都該遵循的道德標準問題舉行了一系列演講。迪特利夫對此特別感興趣，因為演講人是布朗戈斯馬神父。
在第一次演講一開始，布朗戈斯馬指出，南非的未來取決於它如何處理各個種族集團之間的關係。
他對於荷蘭新教在過去兩個半世紀中在種族問題上採取的立場作了回顧與評論：
「在這個國家的奠基人簡·范．利貝克領導下，白人和黑人一起做禮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別無選擇。問題出在領聖餐的時候，很多白人不願與黑人用同一隻杯子喝酒，人們為此想出了各式各樣的方法。
「在1857年的宗教會議上，我們教會的領導人們堅持認為耶穌基督希望他的信徒們作為一個整體來做禮拜。但是，『假如人類的弱點要求各個集團獨立，那麼未開化人中的教徒應該享有獨立的教堂和獨立的神職』。
「這種強制做法延續了兩個世紀，結果是產生了一種讓毎個不同的種族集團有獨立的教堂和教會組織的政策。有色人種和班圖人有他們自己的教堂，他們可以按他們自己的喜好來行事，而所有的人都聯合在基督兄弟會中。」
在這次講演中他還說了許多，而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基督教教會是完整不可分的，有色人種和班圖人自願另有他們自己的教堂，目前教會分成各個不同部分是上帝的旨意，為耶穌所贊成，在一個由多數人種組成的社會裡是切實可行的。
布朗戈斯馬神父的第二次講演幾乎完全是關於《新約全書》的教義和基督教會的性質，他引用了《馬太福音》中的一段話：「耶穌說，你應用你全部身心、全部靈魂去愛上帝，這是首要的戒律。其次的也是同等重要的戒律，是要像愛你自己那樣愛你的鄰居。」
布朗戈斯馬說：「耶穌的精神存在於這個國家的每個男人、婦女和兒童的胸懷中。它不去注意白人還是黑人，印度人還是有色人，婦女還是男人，也不去區分英國人和南非白人。在耶穌看來我們都一樣。他同等地愛我們，同等地照料我們。」
對這種革命性的學說，聽眾中出現了一些騷動。布朗戈斯馬最後嚴厲地告訴說，基督教要求其信徒們把這些信條應用於他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特別要應用於國家的組織中。這時，聽眾中發出了明確的表示不同意的噓聲。但他絲毫不理睬，昂首走下了講壇。
秩序還是自由？
當布朗戈斯馬神父無所畏懼地第三次走上講壇講演時，他簡潔地告訴聽眾：「為了有效的統治，我們必須公正的統治，而要想公正的統治，就必須聰明的統治。」他選擇的講演題目如此深奧而帶有隨意性，以至聽眾如果不是南非人就會感到困惑，不知怎樣理解它的含義。它引自《使徒行傳》的第二章：
「當聖靈降臨節來到時，他們都集合在一起。突然，好象一陣強風，從天上傳來一個聲音，這聲音充斥了整個大廳。他們心裡充滿了聖靈，他們開始用別人的語言講話，他們表述這種精神時，每個人都聽到別人用自己的語言說話。」
一個國家的政策怎樣才能以此為基礎？隨著布朗戈斯馬對這個題目的闡述，這一點變得明確了：上帝創造了所有的人，很快，他又把他們分成不同的種族，每個人都屬於自己的種族，每個民族各自獨立。布朗戈斯馬大聲讀出了這一章中出現的那些民族的名稱，這些名稱的排列順序十分奇妙：
「帕提亞人、米提亞人、伊拉姆人，還有美索不達米亞、朱迪亞和本都山脈的居民，亞洲人、佛里幾亞人以及埃及人、塞利尼附近的利比亞人……猶太人皈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島的居民和阿拉伯人，我們都聽到他們在講話。」
上帝希望各個民族互不相同，希望他們保持自己的特徵；布朗戈斯馬認為，如果《使徒行傳》成書時南非已經存在，這段經文就會如此結尾：「克里特島的居民和阿拉伯人，南非歐洲人和英國人，有色人種和科薩人，還有祖魯人，所有人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講話。」
迪特利夫的思緒拐了彎，這些地方的名稱列舉的順序正是他在果凍杯子裡看到的。他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各個種族互不相同，彼此分離，每個種族都在自己恰當的位置上。
在最後一次講演中，神父回到了《舊約全書》的內容，他使南非白人想起他們對上帝應盡的義務。他讓他們確信，在加爾文派看來，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因為上帝曾如是說：
「所以，如果你服從我的聲音，堅持我的盟約，你就是我所有信徒之上的特選的子民，因為世界上的一切都屬於我。」
「如果你是上帝特選的子民，會怎麼樣呢？」布朗戈斯馬問，接著他用《利未記》中的一段話作了回答：
「我告訴過你，你將繼承他們的土地，我會讓你擁有它，那是一塊流淌著牛奶和蜂蜜的土地。我是你的主，我使你和別人不一樣。」
「你們應該與別人不一樣，因為你們要承擔特殊的責任，」布朗戈斯馬說，「要公正的統治，要公平對待所有的人。」那麼白人教會阻止黑人與白人肩並肩做禮拜是否合適？「當然合適。《申命記》是怎麼講的？『當至高無上的主給各民族分配他們的繼承物時，當他讓亞當的兒子們獨立時，他就給人民劃分了界限。』《舊約全書》最後的部分也差不多講到了這個問題：『到那天，耶和華的大廳里將不再有迦南的居民。』我們與眾不同，我們每個人都十分出色。上帝給了我們合適的位置和應盡的義務，讓我們過著相應的生活。但是我要用耶穌的話來結束我的演說：你們應該愛上帝，你們應該像愛自己一樣愛你們的鄰居。」
在斯坦倫博希大學歷來的講演中最重要的這四次講演中，布朗戈斯馬研究了任何一個神權政治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怎樣組織一個社會才能既得到《舊約全書》的秩序，又得到《新約全書》的自由？迪特利夫·范多恩只聽明白了這個問題的前一半。
更好的道路
在家族檔案中保存的范多恩家族譜的一頁上寫著：「迪特利夫·范多恩＝瑪利亞·斯坦 我們的英雄的兒女，1919年3月結婚。」
瑪利亞·斯坦，被斯馬茨殺害的那個人的女兒，長得並不漂亮：她是個粗壯的女孩兒，像她矮胖的父親，頭髮緊緊地向後梳著，一點兒不時髦。但迪特利夫讚賞她的沉穩的氣質。「一個出色的姑娘，」布朗戈斯馬神父說，「她本人就是個女英雄。」
1921年，迪特利夫26歲，已經是一個健壯的小男孩兒的父親，一個興旺的農莊的主人。一張報紙上登過他的照片：一個粗壯的農夫，雙腳撇開站立，寬大的腰上扎了一條繩子當做腰帶，絕對看不到脖子，耳朵下邊的線條直達肩膀，沒有中斷之處。當他在他最肥壯的牛旁邊擺好姿勢時，他就像它們一樣。
皮特·克勞恩在約翰尼斯堡有個工作，做政府的勞工顧問，專門處理金礦問題。當他回芬洛探親時，迪特利夫看出他是滿懷激情幹勁十足地投入了他的新事業。
他用雜亂而急促的語調解釋為什么正在發展著的城市成了國家的核心：「正是在城市中在進行真正的戰鬥。」
他堅持要迪特利夫跟他回去，親眼見一見南非白人工人反對英國礦主、金融家，特別是反對班圖工人的鬥爭。
到那時為止，迪特利夫所受的教育都極為不切實際：老將軍們打的失敗的仗。現在，他的現實主義的教育就要開始了。他最初的經歷是在約翰尼斯堡的一個區，在那裡，集合著成千上萬的農村南非白人，他們被牛瘟和乾旱趕出了家園。迪特利夫和皮特停在了一間小屋門口，小屋裡住著一個姓特羅西的家庭：憔悴不堪的丈夫，骨瘦如柴的妻子，骯髒飢餓的孩子們。
「明天你會看清楚飢餓後面的東西，」皮特說，然後他帶迪特利夫到了一個工人家的客廳，那裡充滿著對礦業工會提出的新規則的焦慮。「他們要削減白人工人的比例，」一個鼓動者解釋。金礦以前的傳統作法是每僱傭8個班圖礦工，必須僱傭1名白人，「現在他們打算改為10個黑人對1個白人。那意味著要使南非白人滅絕。」
罷工者的大本營是福德斯堡——一個工人階級住宅區。在這裡，迪特利夫被帶進一間不引人注目的小屋裡，未來的工會正在這裡醞釀成立。在這兒，狂熱的南非白人正與科尼什礦工們會談，還有三個打算把南非納入共產主義軌道的英國人。「這將是流血的日子！你和我們在一起嗎？」
那天夜裡迪特利夫無法入睡，白天看到的那些消瘦的面孔壓迫著他，因為他知道什麼是飢餓。他出人意外地告知皮特和約輸娜他要回家去。他們指責他不該拋下自己的同胞，他向他們保證說：「我會回來的。」
他確實回來了，帶回了三輛馬車，車上滿載著他在芬洛能弄到的所有糧食。他趕著第一輛車，邁克趕著第二輛，邁克的兒子摩西趕著第三輛。他們把糧食帶到約翰尼斯堡市中心並開始分發糧食。
第二次來約翰尼斯堡產生了一種迪特利夫和皮特都沒有想到的副產品。邁克留下來照料三輛空馬車，他把它們帶到約翰尼斯堡一個他本民族的人聚居的地區。這個地方叫做索非亞鎮，當他回來告訴迪特利夫他的住處時，迪特利夫決定跟他一起去看看都市中的黑人怎樣生活。
索非亞鎮在20多年前已經存在，最初是為白人居住而規劃的，但由於附近建設了一處污水處理工程，白人拋棄了這個地方。對迪特利夫來說，這簡直是一次地獄之行。索非亞鎮沒有正規的街道，幾乎沒有什麼象樣的房屋，也沒有專門的供水設施。鎮上到處是妓女和無賴，正派的母親們拚命維持著家庭，同時，他們的丈夫們每天工作10到12小時，工資只有20便士。
當迪特利夫觀察索非亞鎮時，他看到的是一個潰爛化膿的瘡疤，黑暗而邪惡，正威脅著清潔的白人城市，有蠶食南非白人社區併吞沒後者的危險。他吃驚地了解到在這裡黑人事實上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這就意味著他們可以長期定居。「一個可怕的瘡疤，」他自言自語，「這裡必須得到改造。」
迪特利夫離開索非亞鎮時，頭腦中形成了一種肯定的看法：黑人渴望改善他們的命運，而這隻有靠犧牲已經陷入貧困的南非白人的利益才能做到。他認為特羅西和其他白人礦工表達的觀點極有說服力：「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由白人管理的白人國家，而不是由黑人管理的黑人國家。」迪特利夫無法想像索非亞鎮上那些黑人能管理任何事務。當那些無情的礦山老闆宣布了那會使2000名白人失業的新規則時，他知道一場罷工開始了。
這是一次比1914年的親德起義更為重要的鬥爭。礦工們為生存而戰；老闆們為能夠節約資金而戰；簡·克里斯琴·斯馬茨領導下的政府為社會秩序的連續性而戰。
這是真正的戰鬥。迪特利夫轉過一個牆角，看到有16名平民受到機槍掃射，一座政府建築物被炸毀，14名士兵被殺。在一個可怕的日子，飛機飛過城市上空，一顆顆炸彈落到礦工聚集的地方。
死亡人數由50上升到100、153，食物越來越少，縱火的事到處發生。人們傳說著斷水的消息，街上有孩子被流彈打死。
「為什麼南非白人要打南非白人？」迪特利夫不明白，而特羅西咆哮著：「因為南非白人要讓這個國家保持白色。」他是個勇敢的人，當斯馬茨警告說要用炮彈轟擊福德斯堡時，特羅西拒絕搬家。「炮轟算不了什麼，」他說。但當炮彈開始下落時，他發抖了。迪特利夫安慰著特羅西的孩子們，無法相信他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當這些可怕的震動繼續進行時，他想，這毫無意義，必須有更好的方式。
兄弟會
1923年迪特利夫加入了兄弟會，這是一個致力於使南非白人掌權的秘密組織。在積極的活動了三年之後，他滿意地看到被委派到各地去的所有教師都是南非白人。鐵路系統中的100個新職務也都給了南非白人。但是，正是皮特·克勞恩在普利托利亞召開的全體會議上提出的一個建議把兄弟會的活動推向了更高的水平。他提出了一個策略，用這個策略，每個可行的行政計劃都將落到南非白人手中。
「讓英國人占有那些高官顯職。我們要掌握那些不顯眼的、沒有吸引力、報酬也不高的職位。」這個策略中一個基本要素是不重要的行政職位的增加：「哪個地方需要一個人，我們就派去三個。無論他們需要與否，要設立更多的職位，並且在設立這些職位的法令中加上一句話：任職者必須能使用兩種語言。我們要用南非荷蘭語掐住他們的脖子。」
到30年代後期，克勞恩的政治觀念越來越激進，在到德國旅行一次之後，他公開擁護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政策。儘管南非勉強投票決定加入同盟國，克勞恩避開了警察的注意，開始積極從事暴力活動，他組織了破壞隊，秘密襲擊動力線、軍事設施和訓練營地。忠於同盟國的人，尤其是被視為「人民」的叛徒的年輕南非白人遭到襲擊，有些人被殺害。不顧布朗戈斯馬神父的警告和反對，克勞恩一意孤行，終於死於一次襲擊中。約翰娜·克勞恩，迪特利夫的姐姐，支持丈夫到最後一刻。
對於瑪利亞·斯坦·范多恩來說，就像對於很多南非白人婦女一樣，與英國人和解是不可能的。她的家庭中很多人死於集中營，她的父親被當做叛逆者殺害。但她並不慫恿迪特利夫參加地方上的鬥爭。她祈禱的不是德國人的勝利而是英國人的失敗，她還希望在戰爭中有某種非常壞的事情落到簡·克里斯琴·斯馬茨身上。
邁克家的人的反應就像布爾戰爭時一樣：他們吃驚的是，南非的白人們總是彼此互相使用暴力，卻沒有人去想一想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口是黑人。至於結果，在他們看來是已註定的，正如老邁克臨死前所說：「無論誰取勝，失敗的總是我們。」
1946年，迪特利夫和瑪利亞再次在自由湖邊過著寧靜的農場主生活時，兄弟會給迪特利夫提供了一個種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在那幾年這個委員會是個不重要的機構，幾乎無事可做，迪特利夫悄悄地走馬上任，報紙上刊出的對他的任命沒有引起任何注意。
兩年以後，簡·克里斯琴·斯馬茨落選。迪特利夫和瑪利亞乘火車來到開普敦，在這兒，他們將和議會中新的多數派一起開始重建這個國家的艱苦工作。
迪特利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使他的上級，種族事務委員會的資深秘書的生活變得糟糕透頂，以至這個英國人能夠做的唯一合適的事就是辭職。幾周以後，這人因厭惡而離職，一場旨在淨化政府的每個部門，使行政機構基本上由南非白人來從事管理的大換血就此開始。
迪特利夫領導下的委員會準備處理各種使社會諸多要素進入正軌的問題。迪特利夫首先起草了一些初步指令，然後制訂了使這些指令轉變為永久的規矩的法律。他在這方面無止境的工作著——最初他只是一個不露面的官員，但隨著他的成就逐步為人所知，他成了民族保護運動中受全國擁戴的英雄人物。
像全世界的清教徒一樣，迪特利夫從性問題開始。他的第一條法律很簡單：白人無論男女都不能與非白人結婚。如果有人企圖這樣做，他會被送進監獄；如果事實上已經結成了這樣的婚姻，在法律上是無效的。
他的下一步是進一步加強這條法律：任何不同膚色的人之間的性關係都是犯罪。再下一步，他開始整理編纂各種禁止白人和非白人在公共場合彼此交往的慣例和規則。盥洗室、飯店、電車、出租汽車、電梯、郵局窗口、火車站台甚至公園中的長椅都必須用明顯的標誌指明誰能使用，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是「只供白人」的標記。
他還幫助國會中的同伴通過了種族區域法，這個法令使政府得以把整個國家尤其是每個城市劃分成幾個部分，分派給不同的種族集團。這樣一來，城市中心區就被清除乾淨，成為只有白人可以住的地方。開普敦現在由有色人種居住的廣大地區將全部歸於白人；有色人種都被趕到四季颳風的佛來特角的新居住區去。班圖人將被限制在白人城鎮範圍之外的廣大地帶，而且只有在他們為白人的利益提供有意義的勞動時，他們才能住在那兒。
很多議員，特別是反對黨的議員幾乎不知道迪特利夫的存在，因為他從未出現在議員席上。然而，他卻逐步獲得了某種與他的職位不成比例的力量。
各種暴亂
1951年，迪特利夫大膽地著手解決棘手的有色人種問題。他們不屬於任何明確的種族——白人、黑人、馬來人、印度人、霍屯督人，或者任何一派明確的宗教，因為有些人是穆斯林。他們沒有具體的地區，因為他們到處為家。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不明身份的人，因此他們不能被忽視。
「他們是雜種，」約翰娜說，「我希望我們能把他們趕出這個國家，就像我們對中國人那樣。」
「他們的確是罪孽的子孫，」迪特利夫同意說，「他們使人想起我們的祖先所犯的罪過。」
「不是我們的祖先，」瑪利亞反駁他，「是在這兒停泊的船上的水手。」
「是水手們，」迪特利夫重複著。當他想著這是民族的污點時，他決心採取行動。
1910年，英國人建立聯邦時，立法中有兩個條款十分重要，規定只有得到參眾兩院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加以修改。第13款提出英語和荷蘭語（後來的南非公共語）在法律上有同等意義；第35款向有色人種保證他們將永遠有權參加開普省的投票。
儘管有色人種不能參加議會，他們確實和白人一樣參加了投票。1948年約50000人參加了選舉，幾乎全都支持斯馬茨的黨，在七個決定性的選區中，他們的投票擊敗了反對黨。他們的力量正在擴大，必須不讓他們參加選舉。
這是個有爭議的問題。迪特利夫注意這個問題達五年之久。他列了一張要逐步剝奪的有色人種的權利的單子。在第一個改變法律的嘗試中，1910年聯邦法中的條款受到了挑戰，當最高法院宣布這一行為違反憲法時，迪特利夫又發明了其他的手法。終於，在1956年，設立了新的法院席位，最高法院的成員增加了一倍多，新法律得到了通過。
對這些行為的抗議是可以想見的。1960年南非幾乎由於瓦爾河附近一個黑人城鎮沙佩維爾的警察的槍聲而分裂。
黑人越來越多地抗議那些嚴重限制黑人自由的法律，白人也受到了束縛：阿伯特·盧蘇利，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被限制在他的家鄉整整五年。非洲婦女的抗議遊行受到揮舞警棍的警察的襲擊；在特蘭斯凱和納塔爾，暴亂留下了數十具屍體和受傷的人。
在沙佩維爾，黑人決定進行和平抗議。他們要繳回按種族發放的通行證，他們認為在自己的國家裡帶著這樣一種身份證明是對他們的侮辱。15000人集合在警察局門口。沒有發出一聲告警的槍聲來驅趕他們，警察就開了火。67名男人、婦女和兒童被殺害，180多人受傷。
「這是不可避免的，」迪特利夫聽到這消息時說，「我們的所做所為對國家有利，他們卻拒絕合作。」
同一年，一個由於受最近國家生活中發生的變化的困擾，因而神經不正常的瘋子，用一隻左輪手槍在很近的距離打中了亨德里克·弗伍德總理的頭。不可思議的是，弗伍德活了下來，並在10月份策劃了一場公民投票，授權政府中斷與英王國的所有關係，同時宣布南非為共和國。
五年以後，弗伍德遇刺身亡。刺客是個一半黑人一半白人血統的殺手，他打扮成聽差的模樣接近總理。
「我們必須要做的是，」迪特利夫對妻子瑪利亞說：「通過更嚴格的法律，並使它們更完善。」
活地獄
迪特利夫·范多恩和他的同夥把各種舊習慣和新法律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叫做種族隔離法的東西。看一看種族隔離法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怎樣發揮作用吧。
在芬洛有一所女子學校，以其優秀的畢業生而著名。校長羅爾夫·斯特克尤其為兩個小姑娘而自豪，她們是9歲的珀特拉·艾伯坦和10歲的明娜范瓦爾卡。
麻煩是算術課引起的。小珀特拉的這門課得了最高分，超過了她的朋友明娜。明娜對此並不在乎，她對母親說：「我怎麼也無法喜歡數目字，我也不擅長數學。」
范瓦爾卡太太不滿意，她要求見見得到最高分的那孩子，斯特克先生同意了。後來，在種族等級委員會面前作證時，他回憶說：「范瓦爾卡太太第一眼看到珀特拉，她的嘴就張大了，表情也變得僵硬。當時我注意到了這些，但覺得她這種奇怪的行為沒有什麼道理。」
范瓦爾卡太太什麼也沒說，只是盯著珀特拉，然後急忙跑出學校，照直去找她的丈夫。「明娜的學校里有個混血女孩兒。」她說。
范瓦爾卡夫婦那天深夜未睡，討論著該採取什麼措施。因為把一個混血孩子當做白人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對他們的女兒會有危險。
他們決定向斯特克提出這個間題，他是個勝任工作的校長，也是南非白人權益的不妥協的保護者。在南非提出這樣一種指控，可不同於在匈牙利說「我認為拉茲洛是個羅馬尼亞人」，或在英格蘭說「你注意到沒有，瑪絲特桑肯定是愛爾蘭人」。在正常的國家裡，這種說法不過是社會評價問題，而在南非，它們有時會決定生死。
學校勉強進行了一些調查，但什麼也證明不了，斯特克建議艾伯坦夫婦自動讓珀特拉轉學以避免麻煩，艾伯坦夫婦沒有同意。
得知這種情況，范瓦爾卡夫婦決定正式起訴，他們寫了兩份宣誓書，詳細說明了申訴的理由，把它們寄給了普勒陀利亞的人口調查署，隨信附上10鎊的保證金。政府相信保證金表示了起訴者的信心：「它可以阻止不懷好意的人做無聊的、無根據的申訴。」
種族等級委員會在芬洛的審判廳開會。最初幾天用來聽取所有有關各方的證言。目的在於了解艾伯坦夫婦的朋友們和其他人是否認為他們是白人。證詞表明確實如此。
關鍵的證明在第三天進行，那天一輛汽車帶來了艾伯坦全家，包括兩個大孩子，但不包括珀特拉，三個委員向他們提問：「你們的祖父母是誰？」「你們有混血朋友嗎？」「你們去的教堂是只許白人去的嗎？」
提問進行了3小時。艾伯坦家看起來像別的南非家庭——通常是荷蘭人後裔——一樣，受過良好的德語訓練，或許有過一個胡格諾教派的遠祖，不大可能是馬來人、霍屯督人或班圖人。
這時，委員會開始檢查嫌疑分子的身體。每個委員都有自己獨特的發現非白人血緣的方法，這些方法來自各種各樣的農民的愚味。范瓦爾卡先生根據他老婆的指點。特別強調雀斑和耳垂：「白人長雀斑，混血種不長。」但當檢查艾伯坦家的人時，他發現艾伯坦太太和一個兒子沒有雀斑，艾伯坦先生和另一個兒子長了很多雀斑。「現在看耳朵，」他對屋子裡的所有人解釋：「白人耳垂邊有個凹處，混血種沒有。」但是，艾伯坦家的人又是兩兩不同，並且剛好和前次的標記相反。
委員會主席迪特利夫·范多恩只相信頭髮。他要來一支鉛筆，「我們把耳朵上方的頭髮緊緊纏在鉛筆上，」他對旁觀者解釋：「如果是白人，當鉛筆抽出去時，頭髮會迅速散開。如果是黑人，頭髮仍然成捲兒。」
現在開始檢查小姑娘本人。珀特拉被帶到審問者面前，三位委員很仔細地研究她的雙手，注意有沒有雀斑，指甲的形狀，頭髮是否捲曲。
「珀特拉，走到房間那頭再走回來。」顯然，在范瓦爾卡先生看來她走路的樣子就像個混血。
「現在，珀特拉，我們要進行最重要的檢查了。」范瓦爾卡用撫慰的聲調說，因為他想要小姑娘接受一種某些人認為十分可靠的檢查：「脫掉你的外衣吧。」
小姑娘很害羞，但並沒有感到為難地脫下了外衣。她拉平襯裙時，委員們都特別注意她脊椎骨下端的小三角部位。因為，正如范瓦爾卡向他們保證的那樣，「如果那裡發暗，你們就可以肯定她有班圖人血統。」這一項結束了，艾伯坦家的人離開了房子。
來自內政部的一名調查員和四個助手花了三周時間，仔細調查了艾伯坦家過去的歷史，他們發現的東西令人吃驚，艾伯坦家人的血管里確實有混血的因素。
1694年，蓓特羅·范多恩，迪特利夫的一位遠親，令她的家庭大吃一驚，她挑選了一個馬來人和霍屯督人的兒子作她的丈夫。那些早年的日子裡有過這樣的婚姻，因為當時《舊約全書》還沒有變成冷酷的教條。
范多恩家族以後的幾代人成功地掩蓋了這樁醜聞（迪特利夫的一支和這一支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蓓特羅和她丈夫的子孫們不再用原來的姓，他們用假名姓潛身於下層百姓中。蓓特羅的一個後裔嫁到了艾伯坦家，她的皮膚和他們的一樣白，污點就這樣被抹掉了。但沒有全抹淨。自1694年以來，一代又一代維護種族純粹的人們保持了對蓓特羅的後代的記錄。艾伯坦家被挖了出來。
結果既迅速又殘酷。作為有色人種，艾伯坦家被絕對禁止繼續住在他們已經生活了40多年的地方；他們必須搬到一個專為他們的種族準備的地方去。但芬洛沒有這樣的區域，於是他們全家遷往開普敦，那兒有大量的有色人種。
他們能夠找到的唯一住處在一座簡陋的三層樓里，這座樓最初是作為移民的臨時營地用的。現在每個用薄板隔開的單元中擠住著好幾個家庭。
珀特拉又進了學校，這所學校的教職員是一些極富獻身精神的有色種族的男子和婦女。當她的父親出席家長會時，學校委員會的主席找到了他：「艾伯坦，我們的教師告訴我你的珀特拉是個天才。你應該考慮她的未來。」
「在這個國家一個混血兒能幹些什麼？」
「你不應該把眼光只看著國內。我女兒去了加拿大，她告訴我那兒的大學裡有很多種獎學金對珀特拉這樣的孩子開放。澳大利亞，甚至倫敦也如此。」
這種想法超出了艾伯坦的知識範圍和他的財力，但他明白他必須抓住這些想法，因為，正如那位主席所說：「把珀特拉這樣一個女孩子留在南非就等於讓她去死。」
臨時居住者
老布洛克在約翰尼斯堡的切斯頓大廈做收發信件工作。他54歲，但看起來要老得多。年輕時他在工廠工作，在廠里學會了很多技術，這本可以使他勝任不少種高級職務，但由於他是黑人，他無法得到提升。
一次事故使他跛了一條腿，他很幸運找到了一個分發官方報紙的工作。這工作工資很少，而用在上下班路上的時間又很長，但他不能不干，因為一個黑人只有當他為一個僱主工作過10年以上，他才能有資格留在約翰尼斯堡並可以在索韋托占有一座房子。如果他離職或被辭退，他就失去了銀行存款，失去了住房，失去了留居約翰尼斯堡的權力。他就像中世紀的農奴，不是束縛於工地，而是束縛於一個具體工作。這意味著僱主可以給他極低的工資，他卻無力反抗。
一天，老布洛克在委員會街被一輛卡車撞倒。當時他還沒有死，第一輛經過現場的救護車是「只供白人使用」的，無法幫助他。老布洛克躺在人行道上幾乎半小時後才來了合適的救護車，當到達醫院的非白人診室時，他已經去世了。
事故以後的第三天，他的妻子米麗亞姆被召到他家所在的索韋托一個區的主管人辦公室中。主管人通知她，由於她已不再是一個有合法權力住在索韋托的有職業人的配偶，她成了法律所說的「多餘的附屬品」，並因此失去了一切留在約翰尼斯堡的權力。
「你可以收拾一下你的東西，然後你必須到蘇格朗德去。」
「我從沒有去過那兒。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哪兒。」
「但你是科薩人，你的身份證上這樣寫著。」
「我出生在布隆泉，我從沒有在科薩區住過。」
「法律規定你現在是臨時居住者……」
她的住房沒有立刻收回，因為老布洛克從不吝惜錢財。他甚至去主管人那兒問過他是否可以買下他們住的小屋，但法律明確規定：「在索韋托非白人不可以擁有土地。」而在約翰尼斯堡，除了索韋托，任何地方都禁止非白人居住，所以擁有住房就完全不可能了。
以後的幾個晚上，黑人婦女們聚集在米麗亞姆的廚房裡安慰她並為她送行。聚會充滿了恐懼情緒，因為這些婦女知道，如果她們的丈夫去世，她們也可能被趕到某個她們從未去過的遙遠的黑人隔離區去。
幾天以後，一輛公家的卡車把米麗姆的財產拉到約翰尼斯堡火車站。這是一次冗長的旅行，在南非鐵路公司專供黑人乘客使用的簡陋的三等車廂里，來自各城市的死了丈夫的婦女們被送到她們從未見過的故鄉去。車廂里也有一些年輕男子，他們沒能在約翰尼斯堡站住腳。
第二天晚上，火車到達開普省東部的一個小站——海拉里，指定去蘇格朗德的婦女們被命令上了卡車。最後她們來到一個村子，約有200所新建的簡易房屋，貧瘠的土地，沒有一棵樹，沒有一片草地或一塊花園。有一家雜貨店，用煤油燈照明。兩條小路滿是泥濘。前一年被遣送來的人們聚在一起看著新來的人。一個政府官員告訴米麗亞姆：「你在
234號。」他指著一條小路，「你會找到門牌的。」
這個門牌就是她找到的一切，234號是個空白的234號。
「他們都是這樣開始的，」嚮導解釋說：「找到他們的門牌，用它做點兒什麼。」
政府計劃搬遷380萬人，大約每6人里有1個。要是在美國，那就等於把4000萬人從舒適的家中趕出來送到惡劣的地方。這就叫做法律。
與B0SS的衝突
儘管受到種族隔離法的壓迫，南非黑人從未失掉勇氣。他們嚮往著重獲自由，再度興旺。這種嚮往的特徵在1975年前和1975年後有重要的區別。這種關鍵性的變化可以通過自由湖的兩個黑人生活的對比感覺出來。這兩個人是：丹尼爾，為范多恩家幹活兒多年的邁克的孫子；馬修，他的父母在附近一個農莊工作。
丹尼爾從小就顯得有出息，他盡一切可能上了黑爾堡的黑人學院，學院的黑人教師感覺到了他們民族的潛在的覺醒。他們用策略的語言提示比較聰明的學生：「警察不讓我們說我們想要說的話，但你們可以問問自己，拿破崙是否毀滅了他暫時征服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民族抱負。」黑爾堡的聰明的學生們知道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的事在南非也能發生。
丹尼爾從學院生活中總結出了兩個決定他生活模式的信條：了解世界上別的地方黑人的情況是絕對必要的；但這樣做時千萬不要引起 BOSS——國家保安局的注意。第1條比第2條實行起來要容易，因為隨著他對非洲和歐洲的了解越來越深，他也就越來越接近危險的邊緣。
讓一個黑人學者與 BOSS 不發生糾纏並不容易，到丹尼爾離開黑爾堡時，他已經四次上了 BOSS 的黑名單：(1)在一次學生集會上，據密探報告，他就巴西黑人狀況作了一次尖銳的演說，裡面包含著某種與南非類似的情況；(2)在一次模擬聯合國大會的表演中，他被派擔任葛羅米柯的角色——他並未要求這個角色，但總得有個人演這個俄國人，於是他接受了，以後做為一個好學生，他研究了葛羅米柯的生活和思想；(3）在伊莉莎白港的一次板球比賽中， BOSS 注意到他不是為南非隊而是為英國隊鼓掌；(4）在一些場合他唱《自由頌》這首大學生流行歌曲時，「用了不必要的重音」。
看起來很清楚，丹尼爾遇到了麻煩。但當他到威特沃特斯蘭大學報到以攻讀高級學位時，他遇到了一位白人教授。有一天，教授招他到辦公室去，並對他大發雷霆：「你這該死的笨蛋！如果你進了監獄，你還能發揮什麼作用？你的任務是學習，然後去教育別人。」
按照他的導師的結論，丹尼爾充分利用了制度能給予的最好條件，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滿腔赤誠要在他的家鄉進行革命性的改造，同時滿懷信心要躲開 BOSS 的糾纏。
馬修小時候看起來可沒什麼出息——一個矮胖粗壯的男孩兒，不願遵守紀律。要不是他的父親，他在14歲時就不會再上學了。他的父親認識丹尼爾，他請那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丹尼爾來和他的兒子談一談。
受到丹尼爾的鼓勵，馬修受完了中等教育，進入祖魯蘭大學學習，這是一所黑人大學，丹尼爾正在那兒教書。但馬修更多的是在家鄉，和激進的大學生們一起在自助餐廳的圓桌邊聚會，正是由於與他們的關係，他和 BOSS發生了衝突。麻煩開始於開往德班的一列遊覽列車上，當時馬修帶著一幫大學生唱著一支革命歌曲，歌詞大意是：東方一輪紅日正在升起、升起，西方一彎殘月正在下沉、下沉。我追趕著太陽無論它如何眩目，月亮慢慢的溶入夜空。啊，輝煌的太陽！
第二學期結束以前，馬修被 BOSS 的特務探聽出來，他被帶到海姆斯鐸的一個警察審訊中心，那裡曾做出過很多聲名狼藉的判決。康拉德·克勞恩，皮特·克勞恩的兒子在那裡工作，他決心撲滅黑人運動的最為微小的火花。
馬修背後的門剛剛關上，克勞恩就對他的助手，一個軍士說，「帶他過來。」軍士用有力的右臂在馬修後面狠狠一擊，馬修朝前跌去，當這個黑人跌跌撞撞走到克勞恩的桌前時，後者揮動右拳打在馬修的臉上，小伙子倒下了，克勞恩和助手跳到馬修身邊，一陣拳打腳踢直到他昏厥過去。
在南非任何一個地方，秘密調查都是暗無天日的事。過去幾年中，約50個人從八層樓上跳下來自殺，或用監獄裡的床單吊死自己。但在海姆斯鐸，調查是一種藝術，這樣的錯誤得到了避免。當馬修甦醒時，他發現面前的軍士拿著一支趕牛用的電刺棒。
「脫衣服。」他說。
馬修猶豫了一下，軍士叫來了兩個助手，他們剝掉了馬修的衣服。馬修赤裸著全身站在那裡，他們把刺棒伸向他的睪丸，然後滿意地注視著他跳起來躲避這樣的折磨。
東方的太陽
整整三天，馬修被拳打腳踢，受各種折磨。當他提出要求時，他可以吃飯、上廁所、喝水，但折磨十分頻繁。第四天，他聽到了對他的第一個指控。審訊的官員哼著《自由頌》:「東方一輪紅日正在升起。」
「東方一輪紅日，你指的是什麼？」
每個回答都引起新一輪的拷打。
第七天，他聽到了對他的第二個嚴厲指控：「人們說你是個黑人意識活動家。」
「是的，我主張黑人的權力。」拳頭擊在他的下顎上。
「你是個班圖人，愚蠢的卡非爾班圖人沒有任何權力。」
「我是個非洲人。」又是一拳打在他的嘴上。
BOSS 在精心策劃謀殺時從未如此冷酷過，它力圖用一切方式來恐嚇那些有可能製造麻煩的人。危險可能發生在這個黑人受審問9ー10天之後：「第51號案件，判決：在越獄時被打死。」
要不是監獄外邊一個從未見過馬修的人，這本來會是馬修的結局。這人是安德列·馬倫，白人，29歲，《德班報》的一名記者。馬修被捕那天，兩個黑人來到馬倫的辦公室，告訴他，馬修是個倔強的黑人小伙子，康拉德·克勞恩對他一定會忘掉關於避免過分威脅的法律條文。「注意以後的事，」兩個黑人提醒他。
於是馬倫開始寫馬修案件的文章，他要求警察部門提供馬修身體狀況的報告。
南非有一條法律規定， BOSS 可以隨時進入任何作家的住處而不必有許可證。如果他們找到什麼筆記、資料或照片，這些東西也許會用來寫出一篇可能冒犯政府的文章，這位作家就可以受到無限期拘留，用不著任何針對他的指控。
一天早上，一幫 BOSS 出現在馬倫的公寓裡。他已經銷毀了他的大部分文件，但他們還是找到了世界宗教協會在日內瓦出版的一份報告，這是個反種族歧視的團體。就是為此他們把馬倫投入了監獄。
警察部門繼續毫無顧忌地追查馬修的生活和信仰。自由湖附近一個農莊裡有個倔強的黑人小伙子名叫喬納森，他是丹尼爾的弟弟，曾經在利夫金礦當工人，此時失業在家。他一直注意著報紙上對馬修案件的報導。現在他認為馬修就要被謀殺了。他召集了四個朋友，問他們：「我們說過多少回要設法救出馬修，然後逃往莫三比克？」
丹尼爾正在家鄉度假，他們想聽聽他的意見，派了人去接他。當他站到他們集會的小屋門口時，他意識到只要再邁進一步，他就會成為革命運動的一分子，有可能畢生蹲監獄或者死亡。他走進了屋子。
「我希望你們做這件事時能夠不用槍。」他說。
「這是個用槍的年代，」喬納森說，「如果我們到達莫三比克，你認為我們該怎麼幹？」丹尼爾教授感到自己年紀已大，力不從心了，象很多教師一樣，他害怕他的教學導致的結果，但他面對挑戰還是被深深地激動了。
「如果你們到了莫三比克，要先站住腳，在你們能夠依賴周圍所有國家——納米比亞、辛巴威、波札那、莫三比克——的幫助之前，不要輕舉妄動。這以後可以稍稍活動一下，這裡進一步，那邊退一步。12年之內，靠著蘇聯、東德和古巴的援助，巨石將會鬆動。」
五個年輕人分頭來到了海姆斯鐸。他們果斷地進入警察總部，占領了值班室和前廳，匆促地搜查了各個房間，找到了馬修。
「出了什麼事？」馬修張開腫脹的雙唇問。
「到莫三比克去！」
他們未發一槍撤出了房子，藏好他們的槍，開始了背井離鄉的生活。
最後的遺言
迪特利夫范多恩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天是1966年12月16日，這一天，他被邀請在盟約日慶祝會上做主要發言人。他講的是在他指導下制訂的新的住房建設規劃的進展情況，位於建設場地上的黑人居住區索非亞鎮已被推平。這個地區重新命名為特利奧夫，現在由白人家庭占據，他們可以保持他們的小房子的清潔，讓花壇里鮮花盛開。
在很多方面，他的講話概括了他對人民的未來的設想，有些句子會讓人記在心中：
「永遠不要忘記，這是南非白人的土地，是用我們的鮮血換來的。1652年我們國家的奠基人簡·范·利貝克第一步踏上這塊土地時，他沒有見到一個科薩人或祖魯人，那時他們還沒有越過林波波河。既然他們現在在這裡，那麼引導他們，讓他們遵守秩序，統治他們，就成了我們的義務。
「為保衛上帝在他的盟約中賜給我們的一切，我們進行了戰鬥並贏得了巨大勝利，我們將永遠準備好退到車陣中去抵禦對我們的任何攻擊。我們必須如此，因為我們是上帝派來執行他的意旨的。
「孩子們，一定要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做好準備，打擊我們的敵人！不要讓恐怖主義組織踏上這塊土地，不要聽共產主義的宣傳，不要有自由主義的虛弱，不要讓英國聖公會的主教們散布謊言。當你們戰鬥的時候，要記住你們正在做上帝希望的事情，因為他規定了你們應該在這裡。」
當他離開講壇時，他感到胸口一陣疼痛。他搖搖擺擺地走到他的座位坐了下來。疼痛再次襲擊了他，伴隨著胸部的沉悶。他意識到病情嚴重了。他被緊急送往約翰尼斯堡綜合醫院的專科病房，他的家屬被從自由湖召來。
像老人們常常喜歡的那樣，他隔開兒子這一輩，把顫抖的手伸向他的孫女，亞麻色頭髮的蘇珊娜。蘇珊娜用的是他死在集中營的一個姐姐的名字。「靠近點兒，珊妮。」他低聲說。當他吻著她的手時（在他來說，這是一個極不恰當的動作），其他人都明白死神即將來臨。
「珊妮，」垂死的老人說，「你必須永遠做對你的國家有好處的事。」這是支配了他一生的信條。
隨著下午的時間一點點過去，他開始想像威脅著他的國家的敵人，不停地叨念著他過去受到的迫害，喃喃地說出那個毛骨悚然的名詞：「集中營。」他急切地再次把手伸向他的孫女，看著她生氣勃勃的面孔，他低聲說著，「珊妮，永遠記住他們在集中營里對我們做的一切。」
他用手臂撐起身子開始呼喊：「車陣，弟兄們，把馬車圍成一圈！珊妮，告訴馭手拖住……」他倒下來，吸了最後一口氣，「告訴你的兒子們……每個人都應該有他指定的位置。」
（雲間石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