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李衍柱，青島嶗山人，1952年青島師範學校畢業，1956—1960年山東師範大學語言文學系學習，畢業留校，任文藝理論教研室助教。1961年被錄取為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文藝理論研究生班（簡稱「人大文研班」）的研究生，1964年畢業。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文藝學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教育部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文藝理論學會顧問、山東省比較文學學會顧問、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文學專家組成員，享有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
李衍柱先生作者/供圖
走進李衍柱先生的書房，狹小的空間被書香和墨香環繞：一張暗紅色的木質書桌、一把工作椅，一排書櫃貼牆而立，與書桌對望。打開書櫃，各式各樣具有年代感的文藝學研究領域的書籍應有盡有。這些書籍或舊或新，有些是「驚鴻一瞥」的偶然購得，有些是百般探尋後的「珍藏」，卻如一串串珍珠，串聯起理想與現實，記錄著他走過的人生歲月。
書桌背後的牆上，懸掛著兩幅字，上書「江清月近人」「潮來天地青」。這是山東師範大學教授、著名山水詩人孔孚先生送給李衍柱的，張岱年先生所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題字懸掛於書桌左側的牆上，是2000年張先生所贈，記錄了1999年李衍柱選編《宇宙與人生》時與張岱年的一段交往……一個春日的午後，我們的採訪就在這間靜謐的書房裡開始了。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回顧走過的歲月，李衍柱先生說，「我慶幸自己生活在一個急劇變革的偉大時代」。1933年，李衍柱出生在青島市嶗山區的一個小山村。這一年，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離婚》先後出版，也是在這一年，曹禺完成了話劇《雷雨》。彼時，襁褓中的李衍柱日後會與這些現代文學經典作品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真是莫大的緣分。在此後80餘年的漫漫時光里，正是通過反覆研讀中外經典文學作品，讓李衍柱勾畫描繪出百年文藝學發展的內在邏輯。
李衍柱的父親是村裡的小學教師，從記事起，父親就教他識字、寫字，誦讀經典。幼承庭訓，深沐經史古典文化的薰陶，也為他日後走向學術道路奠定了基礎。
戰亂的童年，整個社會都處在風雨飄搖、動盪不安之中，李衍柱的日子過得自然清苦。回憶起那段歲月，老人依然記憶猶新。「那時家境十分困難。母親整天帶著姐姐、我和弟弟上山拾草、挖野菜。大概是1946—1947年，有一段時間通貨膨脹非常厲害。記得我父親一個月的工資，僅能買到一個15斤重的花生餅。全家人十多天就是靠這個花生餅摻和著野菜度日。」
令李衍柱念念不忘的是，在當時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父母還是千方百計要供他上學。13歲那年，李衍柱考上了青島師範學校初中部。1950年7月初中畢業，李衍柱又以優異成績考取青島師範學校後師部（因那時上師範不花錢，報考的人特別多，那年是20個人中取一個）。在嶗山腳下、李村河畔培養人師的搖籃中，李衍柱度過了六年美好的青春歲月。
1952年秋，從青島師範學校畢業後，李衍柱留校做少先隊、青年團工作，同時還兼任「前師」（又稱簡師，相當於初中）的「社會發展史」課的教師。彼時，剛剛誕生的新中國，處處充滿生機。最使李衍柱感動的是1955年七級和三級（前師）同學畢業分配時的情景：學校在禮堂開畢業生大會，李衍柱是會議主持人，學校領導剛剛講完市教育局下達的分配計劃，全禮堂四百多畢業生，呼呼啦啦地站立起來，連續齊聲高喊：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站出來任祖國挑選！
翻閱李衍柱20世紀50年代的日記，李衍柱自己也曾以《青春的火焰》為題寫了如下詩句：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是建設中的一塊磚；
無數顆水珠匯聚成大海，
無數塊磚瓦把大廈砌成。
……
那種青春的朝氣里，映照著新生中國滿滿的生機與活力。
從小住在山窩窩裡、喝著嶗山的甘泉水、吃著地瓜長大的李衍柱，無時無刻不在想著看看大海、走向大海，走向更大的世界。1956年7月，李衍柱離開家鄉，考入山東師範學院語言文學系，迎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折。大學期間，相比於時代大潮的嘈雜，書林藝海的遨遊更可以使他的心得到安寧。大學四年，李衍柱千方百計「擠」時間有計劃地讀書。他給自己定下了一個「鐵律」：不管怎麼忙，每天至少必須讀100頁小說。回憶起大學讀書的時光，李衍柱打開了話匣子，侃侃而談：「記得大學那幾年，深夜一點鐘以前很少睡覺，每晚要找一個沒有人或人少的教室、閱覽室的角落埋頭讀我的書。」
四載光陰，倏忽而過。李衍柱實現了自己的學習計劃，大學畢業時，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基本上都讀了。一部部中外文學名著是李衍柱構建文藝學研究「大廈」不可或缺的紅磚綠瓦，這對他以後研究文學典型、理想、範疇等文藝學、美學問題，做了一定的文學史的鋪墊和準備。
從文學典型問題步入學術殿堂
1961年7月至1964年7月，是李衍柱人生中最為珍視的一段歲月。彼時，他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經推薦考試被正式錄取為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文藝理論研究生班的研究生，「正是這三年，使我這個來自『山窩窩』的窮孩子，從嶗山到泉城再到北京，從地方走向了全國，看到了世界，引導我進入了中國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學術殿堂」。
如果要梳理新中國成立後文藝研究的發展歷史，中國人民大學「文研班」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坐標。雖然「文研班」僅開辦三屆，但其在當代文學史、文藝理論史乃至教育史上的意義都是不可忽略的。李衍柱回憶，著名詩人和文藝理論家何其芳先生擔任那一屆「文研班」的班主任。宗白華、蔡儀、繆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國恩、馮至、吳組緗……師資皆一時之選，有人用「非常豪華、空前絕後」來形容「文研班」的教師陣容，「文研班」也被視為文藝理論界的「黃埔軍校」。正是在春風化雨的日日薰陶中，前輩學人的學術風範和人格魅力對李衍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回憶起與學術大家相處、學習的三年歲月，李衍柱感慨頗深：「這些大家的學術風範、治學方法和治學態度，他們卓爾不群的創作個性和學術見解，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打開了我長期被封閉的思想閘門，使我逐漸領悟應當學習什麼、怎樣學習，應當走一條什麼樣的學術探索和研究之路。」
李衍柱先生部分著作作者/供圖
如果說大學時期李衍柱主要閱讀的是中外名著，「文研班」的三年，李衍柱就開始廣泛閱讀文藝理論，真正進入了文藝理論研究領域。三年間，李衍柱系統閱讀了中外歷史、中外哲學史、美學史、文藝理論史、文學批評史中的主要經典文本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代表性著作。
林黛玉、王熙鳳、普羅米修斯、堂·吉訶德、哈姆雷特……每當我們打開世界文學史，一頁一頁靜心閱讀的時候，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優秀作品中的經典人物形象，立即就會在你的面前展現出一幅幅絢麗多姿、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廊。李衍柱說，從開始接觸文學作品那一天起，就有一個個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時刻吸引著他、激勵著他，他們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深深地印在腦海中。
典型問題，由於直接關係到文學藝術反映和表現社會生活的特點和規律問題，因此一直被國內外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所重視。梳理20世紀文藝理論、美學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可以知道，1956—1965年這10年間，美學界和文學藝術界曾對典型問題展開過多次討論。
正是在廣泛的閱讀和對文藝理論前沿的敏銳把握中，李衍柱開始思考：文學創作與典型人物有什麼關係，塑造典型人物對於文學創作有何等重要意義。「文研班」最後一年是撰寫畢業論文。李衍柱選的題目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中的典型問題》。指導教師是當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蔡儀先生。回憶起蔡儀對自己的指導，李衍柱娓娓道來：「蔡儀強調對典型問題研究，既要進行歷史的分析，又要有嚴密的邏輯論證，應將歷史的與邏輯的研究統一起來，將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
在蔡儀先生的教誨和影響下，李衍柱一直抓住典型問題不放。「我在為自己掘一口井，直到把它打出水來。」李衍柱說，他開始選擇學術研究對象時，是從一個點開始的，即從敘事文學中所寫的最成功的人物即典型人物開始的。文學典型問題就成了他步入學術殿堂後關注的聚焦點。「從抓一點開始，然後由點到面、由個別到一般，這是我採取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徑和方法。」
從1964年在蔡儀先生指導下完成關於典型問題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開始，李衍柱陸續發表了《試談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典型問題札記》《典型個性 「這一個」》《觀察個性 研究個性 刻畫個性——文學典型問題斷想》《馬克思論文學典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阿Q形象的不朽與典型問題的爭論》等論文，「明確提出文藝應該創作出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這不但對於新時期的文藝創作起了積極作用、也為馬克思文藝理論在典型問題上的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
此後，李衍柱在《馬克思主義典型學說概述》中，分時期梳理了馬克思以前典型學說在歐洲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典型學說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總結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文學典型問題的基本觀點。這也是國內第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文學典型範疇問題的學術專著，後經修訂、補充更名為《馬克思主義典型學說史綱》，並被指定為全國研究生教材。
對於《馬克思主義典型學說概述》的學術貢獻，復旦大學教授蔣孔陽曾評價：「過去談典型，一般多從哲學的共性與個性上來談，而很少從歷史上來談……本書填補了這個空白。它不僅對典型問題作了哲學理論上的探討，而且對典型理論的發展，作了歷史的描述」，從而「使典型理論的研究也納入了歷史的範疇」。
而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童慶炳先生眼裡，「歷史邏輯」同樣是貫穿李衍柱典型研究的一條主線。2003年3月30日，在北京召開的李衍柱《路與燈——文藝學建設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童慶炳先生說，「李衍柱的典型研究，不僅是一種邏輯的概括，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具有『歷史的具體性』，就是說，他不是把典型問題從歷史的發展中抽象出來研究，恰恰相反，他把典型問題放回到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中去把握，這樣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歷史的邏輯的十分具體深刻的典型研究」。
從文學理想到文學範疇
李衍柱的學術歷程，從文學典型問題這一點開始，逐步擴展到對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史以至哲學史、人類思想史、人類文明史的學習與思考；進而又從文學典型到文學理想，再到文學活動與文藝學的範疇體系的研究。
按照李衍柱自己的總結，他學術生涯的前30年學術的著眼點和主要精力用在「典型—理想—範疇」六個字上面。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重新著手研究文學典型問題的時候起，一直有兩個字在他的眼前閃耀，這就是「理想」。
李衍柱說，在中外美學、文藝學論著中時常可以發現有關「理想」的論述，特別是在德國古典美學的歷史文獻中，「理想」幾乎成了一個無人不談的核心範疇。有的學者甚至把典型與理想等同起來。典型是否等於「理想」？文學理想與社會理想、人生理想有什麼聯繫與區別？中外不同歷史時期文學理想的內涵和特徵是什麼？文學理想問題的研究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之間是何關係？在研究典型問題過程中，李衍柱也在思考這些問題。20世紀90年代，他結合文學活動實踐開始對和典型有關的文學理想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發表了《理想：藝術之光》《論「理想」範疇在德國古典美學中的地位》等一系列的論文，並出版了專著《文學理想論》。
在李衍柱看來，文學理想與文學典型，是兩個不同的文藝理論範疇。文學典型主要關注的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文學理想則是人類所特有的理想系統的組成部分，文學理想貫穿在文學活動的不同發展階段，體現在構成文學活動的各個要素及其相互關係之中，它是文學活動的靈魂和動力，是照耀作家、藝術家不斷追求、不斷探索、不斷攀登藝術高峰的總光源。李衍柱提出「沒有理想，就沒有真正的藝術美」的觀點，認為「理想是時代的旗幟，前進的動力，建設的指南。一個沒有理想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一個沒有理想的藝術家，是一個鼠目寸光只知爬行的藝術家，他永遠不會攀登上藝術的峰巔」，對文藝創作實踐提供了重要指引。
自此，李衍柱以文藝學的範疇問題作為學術研究的重點和主攻方向。對於範疇研究的價值，錢中文1995年3月6日在給李衍柱的一封書信中給予了肯定：「我首先覺得選題很好，當今西方文化藝術中是一片解構之聲，反理性的思潮肆虐。我們是理性主義者……人類是不能沒有精神家園的，我們仍得尋找、探索，範疇研究也可以說是一種探索吧。」
在不斷的探索研究中，李衍柱將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範疇體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諸種文藝學範疇作了全面梳理與概括，先後出版了《毛澤東文藝思想概論》《文藝學範疇論》及《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發展與傳播》等著作。在這些著作中，李衍柱將馬克思主義著名文論家的經典文本涉及和提到的文藝學範疇加以全面整理，並從方法論範疇、本體論範疇等多個方面作了具體闡釋，進而批駁了當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理論沒有體系，毛澤東文藝思想也構不成體系」的觀點。
深圳大學榮譽資深教授胡經之在《文藝學範疇論》序中說，該書「具體展開了這些不同層次範疇的闡發、論證，使我們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眾多範疇有個全面的掌握，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宏大體系有了更為具體的理解。這對於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必將是一種推進」。
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概論》一書中，李衍柱將「為人民」看作毛澤東文藝思想體系的邏輯中心和最基本的出發點，由這一中心衍生出源與流、普及與提高等十對範疇。對此，童慶炳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書評中認為，「這十對範疇、概念的歸納整理及其精到深入的闡釋，使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系統性、完備性和體系性完全突現出來……以人民為本位、為起點，這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區別於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各樣文藝思想的根本特點」。
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和西方文論的範疇能否轉換或融入到中國現代文論的話語體系，是多年來學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李衍柱從個案分析的視角考察了宗白華先生對於古代文論、詩論、藝術論的現代轉換實踐，認為在中國20世紀的文藝學學術史中，宗白華先生對這一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在《生命藝術化、藝術生命化》一文中，李衍柱提出，宗白華從現代文學創作的實際體驗出發，吸取了中外文論的有生命力的概念範疇，初步建構起了自己的生命美學新體系，為中國古代文論、詩論的現代轉換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而對於如何處理中外文論的關係，李衍柱重點個案分析了黑格爾《美學》與中國文藝學建設的關係，全面分析了黑格爾《美學》在中國產生的積極影響與負面效應，明確闡明了中國文論的建設應當根植於中國文學藝術的實踐活動之中，總結世界文藝實踐的經驗，融匯中西，創建新的理論的基本立場與方法論原則。
探析新時期文藝學美學發展
縱觀李衍柱的學術生涯，永葆開放學習的心態，保持與時俱進的學術活力，可以說是他的一個重要「標籤」，這不僅體現在年近90歲的老人會用電腦寫作，會用微信與家人、朋友聯繫，更體現在他對文藝學、美學前沿問題的思考與把握。
恰如李衍柱所說，「研究文藝學、美學，僅僅去重讀、細讀中外文藝理論史、美術史、哲學史的經典文本是不夠的，還必須面向現實，面向社會實踐和文學藝術創作實踐，去研究和回答當代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
進入21世紀初，急劇變革時代出現的社會革命、科技革命、媒介革命、綠色革命給文藝學、美學研究提出了新問題。在日新月異、高歌猛進的文化熱潮中，「文學時代的終結」論斷一時甚囂塵上。2000年，美國文論家J. 希利斯·米勒，在文學刊物上發表文章，借德希達有關論述宣示了他的所謂「文學終結論」：「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終結。」
世紀之交文學、文學理論的時代真的「終結」了嗎？中國文藝學、美學將向何處去？路在何方？問題出在哪裡？如何認識當今時代文藝學、美學所面對的現實？如此問題，幾乎日夜縈繞在李衍柱的心頭。他深感有必要對文藝學建設的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做些系統的梳理、反思和研究。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李衍柱圍繞「資訊時代的中國文藝學」這個主題，連續發表了《主導多元 綜合創新——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新世紀文藝理論的走向》《範式革命與文藝學轉型》《文藝理論：面對資訊時代的幽靈——兼與J.希利斯·米勒商榷》《媒介革命與文學生產鏈的建構》等論文，注重從理論上批評和回答了某些西方學者鼓吹的「歷史終結論」「文學終結論」，進而聯繫中外文藝發展的實際，具體闡釋了資訊時代引起的文藝學、美學的範式革命，鮮明地論說了中國文藝學、美學在21世紀的發展態勢和走向，概括地提出中國文藝學發展的基本態勢和走向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 與「主導多元，綜合創新」。
面對「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和「文論失語症」困局，必須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文藝學建設之路。這需要穿透西方文論影響的迷霧，回望自身的文論傳統。李衍柱不斷地提醒人們，要珍視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五四」以來形成的中國現代文論傳統、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傳統，特別是在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方面，李衍柱發現，中國現代文論的幾位大家已經為我們做出了某種示範。比如，朱光潛先生的「移花接木」論，宗白華先生的「東西今古」、「融合貫通」論，錢鍾書先生的「打通」論與「闡釋之循環」論，都旨在探索一條中國文藝學的建設之路。
對於文學理論的未來發展前景，李衍柱充滿信心。他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文學理論出現多元共生、和而不同與「主導多元，綜合創新」的總體格局和發展態勢，預示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文學理論必將有新的突破和發展。
結語
瘦高的身材，整齊的白髮，緩慢的步伐，臉上總是帶著令人如沐春風的笑容，這是李衍柱在師友記憶里的一致印象。雖已經退休多年，每天除去吃飯、休息和鍛鍊的時間，李衍柱仍會花幾個小時在書房裡讀書、看報、寫作，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退而不休」。
2021年，即將步入鮐背之年的李衍柱完成了《中國詩學的春天——李衍柱文藝學文選》《文藝復興時代的王陽明》兩部著作的修訂出版，30餘萬字的《詩意的追尋》已經和出版社簽訂了合同，正等待最後的開花結果。
在專家朋友的眼裡，李衍柱的勤奮是出了名的。令很多人記憶深刻的一件事是，2009年夏天，70多歲的李衍柱臨時接手了一個重要項目的研究工作，因時間緊迫，在濟南的酷暑季節連續工作，終因疲勞過度而病倒住院，但他依舊沒放下書本，而且精讀了六部十一卷本的《大秦帝國》。養病期間，李衍柱完成了又一項研究成果——洋洋20餘萬字的《〈大秦帝國〉論稿——走向新世紀文藝復興的綠色信號》，被視為文藝批評與文學創作健康互動的一個範本。
倘若總結李衍柱學術研究特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為基石，無疑是最重要的底色。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張炯看來，李衍柱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緊密聯繫的原則，重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與時俱進。「要在實踐中真正發現自己、認識自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頭腦獨立地去思考和回答人生與社會的種種問題，進而實事求是地為自己定位，確立自己應該走的道路。」這是李衍柱對自己幾十年文藝學、美學研究的總結，也是對青年學者的諄諄告誡。
在前輩大師教誨和古典文化薰陶下，李衍柱自覺地接過宗白華、蔡儀等前輩學人的薪火奮力耕耘，早已成為文藝理論研究的「老兵」，如今，他更希望將「鑰匙」交給文藝學、美學研究領域的年輕人，學術代有後來人，人才輩出就能踵事增華，薪不盡火繼傳。
報導連結：http://www.cssn.cn/zx/bwyc/202206/t20220608_5411635.shtml
（轉載自山東師範大學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