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經學」是指中國古代研究《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的學說，此六經被古人稱為寶典。「經典」在古代主要就是指這六經。漢代是經學研究最發達最繁榮的時期，對於經學的研究分兩個思想派別，一派是古文經學，另一派是今文經學，兩派長時間爭辯，但也互相滲透和整合，到後來，兩派在思想上出現了統一趨勢。

漢代經學的出現既是在與道家的論爭中發展的，也是對於先秦易學、儒家思想等的繼承和發揮，同時，也是對與魏晉玄學的出現提供了思想準備，即通過將經學推到了理論頂峰的方式終結了經學，以此來開啟玄學。

後世回頭看漢代經學，會感到經學比較保守、繁瑣、爭論不休，缺乏實際意義；可是，兩漢經學對於塑造中國古代文化心理的統一性和兼容性方面，具有構架系統理論體系的重要作用。

第一，兩漢經學是如何產生的？

首先，儒學曾進入低潮，先是被法家、縱橫家等占據主導地位，後又被道家占上風，成不了主導思想。

前秦百家爭鳴時代，儒學的影響力還不如縱橫家、兵家和法家等，因為儒家的基本理論不適應戰國時期列國爭雄、戰爭頻發的局勢，各國君王感到縱橫家、法家和兵家等對於富國強兵更有用。秦國的幾位君王主要是靠法家取得成功的，秦統一之後，法家思想一度占了主導地位，百家爭鳴的局面也宣告結束，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推行「焚書坑儒」，使儒學的發展在秦代進入低潮時期，儒學論著不如法學書籍吃香，甚至不如兵書等讓人感興趣。

楚漢戰爭之後，漢代秦而立，劉邦建立了漢王朝，劉氏王朝很重視吸取秦朝失敗的歷史教訓，劉邦和他身邊謀臣都非常重視總結秦二世而亡的經驗教訓，其中，包括檢討依法家理論治國的得失。於是，漢代劉氏王朝重新調整意識形態，此時，開始重視道家和儒家。

劉邦是小吏出身，屬於文化水平低的一類，劉邦不重視文化禮儀，他喜歡喝酒、罵人，還好色，而他罵得最多的是儒生，但他並非不用儒生，他身邊也有不少儒生，如劉交、酈食其、陸賈、婁敬、叔孫通、隨何等謀士或辯士，幾乎都是儒生出身，但好幾個人被他罵過，比如，著名儒生酈食其被他罵是「豎儒」，大儒叔孫通被他罵是「腐儒」。劉邦甚至還說要把儒生的帽子拿來當夜壺。

不過，罵歸罵，對於儒生劉邦至少比秦始皇要重視，他用秦博士叔孫通來幫他制定禮義，而他對叔孫通的表現也比較滿意，畢竟禮儀制度使他的帝王威嚴得到了維護和強化，這有利於他的集權統治。班固的《漢書·高帝紀》有記載稱：「（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這就是說，漢十二年十一月，劉邦從淮南回到關中，路過魯地，以太牢禮祭祀孔子。這表明劉邦在世時，對於儒家開始接受。

劉邦駕崩後，劉盈繼位，劉盈廢除了「挾書律」，允許儒學在民間傳授，這對於儒學的傳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改變了秦朝「焚書坑儒」的消極影響。到了文帝、景帝時期，漢王朝對儒家表現出了更多的興趣，開始下令四處搜尋經典，開啟獻書之路。其中，典型事例是文帝派晁錯專門去找儒學名家伏生，求其授《尚書》；此外，文帝時還開始設《詩》博士。景帝時，朝廷又立《春秋》博士。所以，文景時期，儒學已經開始受到了重視，儒家是學宮之中教育的重要內容。

只是，當時儒學的地位還不如道家學說，文景時期，朝廷對道家更重視，道家是當時的主導思想，是治國的理論基礎。其實，在劉邦時期，就對道家士人比儒家士人更重視，劉邦打天下時最重要的兩個謀臣張良和陳平都不是儒生，而是研習道家學說的，屬於黃老之學一派的，劉邦對張良、陳平比對於酈食其、叔孫通重視多了。

文景時期，意識形態的主導思想是黃老之學的內容，是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治國策略，其主要的政策訴求是讓民眾修養生息，「文景之治」主要是推行「黃老之學」思想政策的社會政治成果。所以，在漢武帝之前，儒家雖然也開始受重視，但仍占據不了主導地位，

其次，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使儒學得以復興。

漢景帝後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劉徹行冠禮，十天後，景帝駕崩，劉徹繼位，是為漢武帝。當時，以太皇太后竇猗房為首的保守派勢力仍很強，掌控著朝局，太皇太后竇氏試圖在幕後執掌皇權，讓漢武帝按照她的政治意志來治理朝政，其統治思想仍然延續著景帝時期的黃老之學，加上淮南王劉安等皇族實力派的支持，「無為而治」的治理策略繼續延續。

可是，漢武帝劉徹有雄才大略，他不是一個願意任人擺布的皇帝，即便是太皇太后竇氏也不行，當時，權力鬥爭還伴隨著意識形態的爭奪，太皇太后竇氏和劉安等試圖延續黃老之學，而漢武帝卻不願意繼續以「無為而治」方略來治國，他需要積極有為，需要強化帝王專制集權，不容許後宮、貴戚和權臣干政，於是，漢武帝需要新的治國策略，需要一幫新的大臣來為他實現其雄才大略服務，同時，擺脫太皇太后竇氏等保守勢力的牽制。

劉徹為了擺脫太皇太后竇猗房、皇太后王娡等保守勢力的制約，他曾採取了強硬行動來調整朝中高官，建元元年（前140年）六月，劉徹罷免了丞相衛綰和御史大夫直不疑，起用魏其侯竇嬰為太尉，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這是為了調節與太皇太后竇氏以及皇太后王娡的關係，也是為了以儒者來瓦解竇氏守舊派的統治意識，竇嬰是竇氏的侄子，田蚡是王皇后同母弟，而兩人都喜好儒術。此外， 另一方面，劉徹又分別任命儒者趙綰和王臧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趙綰和王臧都是魯詩學和春秋穀梁學大儒申公的弟子，顯然，劉徹新任命的這四位重臣都是喜好儒學的。

此外，劉徹還採取了兩個重要措施來增加儒者的作用，一是下旨令丞相田蚡等內外大臣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二是派文臣以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去傳旨徵召大儒申公，申公勸諫劉徹應寡言力行，但劉徹喜好文詞，因而對申公不滿意，不過，劉徹還是任命申公為太中大夫，與他議定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及巡狩封禪等禮制之事。

可是，劉徹的這些政治措施使太皇太后竇氏感到了勢頭不對，她覺得劉徹是想通過重要儒生來毀掉他推崇的黃老之學，是圖謀要架空她。建元二年十月，恰好御史大夫趙綰上奏漢武帝，請求皇上不應上報太皇太后關於朝政大事，這惹惱了竇氏，竇氏是一位很有手段的掌權者，他令人暗中收集趙綰、王臧等非法牟利的罪證，要求劉徹將趙、王二人下獄治罪，當時朝中老臣主要是竇氏的勢力，劉徹沒有辦法，只好照辦，結果，趙綰、王臧皆死於獄中；之後，隨後，太尉竇嬰和丞相田蚡也被罷免，改任開國功臣後裔許昌為丞相，莊青翟為御史大夫，而申公所制定的明堂禮制等也被廢棄。漢武帝重用儒者和推崇儒學的行動失敗了。

在此期間，劉徹韜光養晦，裝成沉湎於微行和狩獵的樣子，而暗地裡仍在尋找人才，想辦法進行改革。

機會終於來了，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太皇太后竇氏死了，於是，漢武帝將漢文帝時期的察舉賢良方正的選拔官員的方法更新使用，以此來選拔一批新官吏，漢武帝需要以儒者新官吏來取代朝中的舊官僚。

據《資治通鑑》記載：「建元元年辛丑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賢明仁君，招四方賢士，征治國方略。」

漢武帝親自主持策問，對選入參加策問考試的考生提問關於「古今治道」，讓考生論賢明仁君，討論治國方略，以及如何選拔四方賢士。

儒者董仲舒的表現最出色，他在應對策問時說:「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儒學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資治通鑑》）

這次君臣問策十分重要，漢朝到了武帝時期，這已經初步奠定「獨尊儒術」的統治政策的理論基礎。儒家的「仁、義、禮、樂」基本理論成了治國的意識形態的主流，儒學逐漸取代漢初的黃老之學，成了漢王朝的治國策略的依據。而有了董仲舒這「獨尊儒術」的倡議，在董仲舒成了漢武帝所信任的政策顧問之後，由於漢武帝頻繁與儒學學者接觸，接受儒家的治國方略，後來也就有了「罷黜百家」政策的推行。

對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來有爭議，其中「儒術」是指什麼呢？儒術所涉獵的內容非常廣泛，但其主要內容是個人的內在修養與治國的理念和策略，其理論基礎是經董仲舒改造了的儒家。其理論源頭是孔子和孟子兩位儒家代表的思想，但董仲舒並非只照搬孔孟思想，而是將其作了更新和改造，於是，後世稱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思想為「新儒學」。

董仲舒在回答武帝的策問時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就是「獨尊儒術」起初的表述，其主旨在於強調思想的大一統，只許傳播研究「孔子之術」、「六藝」，其它的理論學說都不要了，「勿使並進」。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到了秦始皇時的「焚書坑儒」，思想變得不允許爭鳴了，當時是法家興盛，儒家受到打擊；而到了漢武帝時期，卻是儒家興盛，其它百家被遏制了，董仲舒的建議是「獨尊儒術」。

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開始實施強化思想大一統的策略。建元五年（前136），朝廷推行興太學、置五經博士的政策，下令各以家法傳授儒學。而在太學中，所傳授的都是今文經學。因而，從漢武帝重用董仲舒為政策顧問之後，儒學便從先秦時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統哲學的獨尊地位，儒學迎來了少有的大復興。曾經被秦始皇壓得差點滅絕的儒學經過董仲舒的呼籲和努力，成了漢代意識形態的主導思想，成了最熱門的學說，儒學揚眉吐氣。

再次，從春秋公羊學受青睞到古文經學的興起。

漢武帝興太學、置五經博士，所重視的就是今文經學，而董仲舒就是今文經學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董仲舒是一位專門研究春秋公羊學的專家。所謂「公羊學」，即公羊高、公羊壽為《春秋》寫的傳注所代表的學術觀點，即研究《春秋公羊傳》的學術觀點。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為主體，融合陰陽家、黃老之術、法家思想等，建立了「天人感應」的大一統思想體系。也正是董仲舒之所以倍受漢武帝青睞，也正是因為他的大一統思想理論，當時，漢武帝正需要有這樣一種理論來為他強化皇權集權專制服務。因而，在舉賢良對策中，董仲舒所呈的對策三篇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之後，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主張也為武帝採納。

這就是說，董仲舒的學術思想適應了漢武帝時期大一統政治形勢的需要，董仲舒發揮了孔孟學說，在原始儒家禮治思想基礎上提出「三綱」思想，明確宣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理論主張。孔孟的仁愛思想被改變了，孟子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第二十八章）這仁愛之心被董仲舒改造成上下尊卑的等級觀念，君臣之間沒有仁愛之心，只有臣對君的尊敬和服從，父子之間的慈愛之心變成了子對父的尊敬遵從，夫妻愛情變成了妻對於父的絕對順從無條件犧牲。所強調的是臣對君要應「委身致命」,「善皆歸君，惡皆歸於臣」(《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同時，父權和夫權具有絕對的性，子孝妻惠不容許改變。

董仲舒對儒家的這一改造正是漢武帝所需要的，這一套「三綱」理論對於強化漢王朝的皇權專制統治秩序太重要了，太有用了，自然很受漢武帝的歡迎。而這也是漢武帝提倡春秋公羊學的主要原因。《春秋》這一經典是孔子正名分的著作，有利於將儒家理論應用於封建專制主義政治策略上。其它經書在政治方面的實用性都不如《春秋》。而且，《春秋》經文字句簡要隱晦，便於學者發揮和引申。《公羊春秋》很適合當時的政治需要，董仲舒這一位春秋公羊學的出色理論家，當然也倍受漢武帝的青睞，董仲舒成了「群儒之首」。

當然，董仲舒作為儒家學術大師，他吸取了秦亡的教訓，很重視民本思想。他說：「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這就是說，上天設立君王是為了使萬民安樂的，而非給萬民帶來災害，能給百姓帶來安樂，上天才會讓他當君王。董仲舒利用「天人感應」說，把君主專制理論與民本思想緊密聯繫起來，一方面主張以「三綱」來維護專制統治；另一方面有重視民生，提出「任德不任刑」的統治方法。這是要避免出現秦亡的歷史悲劇重演。

漢武帝除了重用董仲舒之外，還重用了《公羊》學的大師公孫弘等人。公孫弘是一位獄吏出身的儒生，重視儒學研究，他先後二次被國人推薦，征為博士，後來他成了《春秋公羊》學大師，進入仕途後，十年之中，他從待詔金馬門擢升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先後被任為左內史（左馮翊）、御史大夫，最後任丞相，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孫弘於相位逝世，諡獻侯。之前，漢朝的丞相皆是列侯貴族，公孫弘是第一位出身貧寒的儒生成為丞相的，這與當時漢武帝重視儒士，重視春秋公羊學有很大的關係。儒生拜相是武帝時期在人才政策上的創舉，也是當時儒學獨尊的體現。

總之，在西漢前期，文景之際開始確立齊魯韓三家《詩》為博士，此時開始重視今文經學，至武帝時期，立五經七博士、興太學，特別是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加上春秋公羊學大師公孫弘任丞相，這使漢武帝特別重視今文經學，重視《春秋公羊》學，自那時起，研讀今文經出身的官員成為漢王朝封建政權的主體，今文經學占據了當時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在今文經學的視野中，研讀經書是為了經世濟民，其實就是把經書當成政治哲學，由「三綱」推衍到治國平天下的治國策略，甚至也藉助於陰陽五行之說來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今文經學家們重視的是闡發經文中的微言大義，而其理論目的是建立大一統的「天人感應」、倫理政治一體化的治國方略。

到了漢成帝劉驁（前51年~前7年4月）時期，古文經學的典籍受到了重視。

成帝劉驁愛讀經書，喜歡文辭，寬博謹慎，他在讀古籍時發現秘府之書多有亡散殘缺，便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採集圖書文獻。他下詔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委任光祿大夫劉向總領校勘、整理採訪來的書籍，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令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令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令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而每校完一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做成提要，辯其謬誤，編著者將其上呈劉驁，由他親自觀覽定奪。這為古文經學的興起創造了政策背景。

光祿大夫劉向的兒子劉歆為古文經學的興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劉歆少年時通習今文《詩》《書》，後又治今文《易》和《穀梁春秋》等。漢成帝了解到劉歆通經學、善屬文，召見了他，任他為黃門郎。劉歆隨其父進入天祿閣，負責整理校訂國家收藏的書籍，這使劉歆有機會接觸皇家藏書。

劉歆校讀秘籍時，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他認為左丘明與孔子好惡相同並見過孔子，所以，《春秋左氏傳》應該比後世口說為據的《公羊》《穀梁》傳更為可信，於是，劉歆引《左傳》解釋《春秋》。開啟了古文經學解《春秋》的基本方法。

劉歆對古文經學有三大貢獻：

其一，他發現了一批晚出的先秦經書，使之免於佚失，他倡導和宣揚研讀這批古文經書，使士人們開始重視古文經典，並在社會上廣為傳播。

其二，他通過引《左傳》解釋《春秋》，開闢了以文字和歷史解經的新方法，為了發揚古文經，逐漸把闡發經書中微言大義的方法轉向了重視訓詁，以古文的字體筆意來解經。這等於是否定了董仲舒開創的以微言大義解經的方法，打破了今文經學對儒學的壟斷，開啟了古文經學的發展道路。

其三，為古文經學爭官方意識形態地位，力圖使古文經傳於學官。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劉歆針對著當時今文諸經立於學官並置博士的局面，作《移讓太常博士書》，劉歆建議將《左氏春秋》及《毛詩》《儀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他試圖使今文經進入官方學宮，並使古人學家成為太常博士。可是，當時不僅擔任教職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學家，而且，朝中達官顯宦也都是通過學今文經而得官的，因此，劉歆的主張遭到諸儒博士的反對，他提升古文經的官方地位的設想沒有能實現。到了東漢時期，光武帝排除眾異設立《左氏春秋》為博士，到漢章帝《白虎通議》的頒行，才真正標誌著古文經學逐步躋身顯學之列。

據《漢書》記載，古文經書來源主要有三個途徑：

（一）漢景帝時期，被封在山東的魯王劉余擴修宮殿，拆遷舊殿時拆到孔子故宅，在牆壁中發現了《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幾十篇「古文經書」。

（二）山東魯國有個叫做淹中的地方，發現了古本的《禮》，有十七篇是跟「今文」相似，但卻比今文多出來三十多篇。

（三）河間獻王劉德因為喜歡古學，四方之人紛紛來獻書，而所得到的古書，幾乎與長安官學今文典籍差不多。

第二，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有什麼區別？

到了西漢末期，經學出現了今文經與古文經之分，並互相攻殲，爭論不休，逐漸形成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區別。

首先，今古文在經文表現形式有所明顯區別：今文經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抄寫的；而古文經則是用秦漢以前的古文字寫成的。雖然二者皆是先秦儒家流傳下來的經典文獻，但是，在經學家和儒生們看來，區別是很大的，前者大都出自西漢初年宿學名儒的口耳相傳。

其次，今文經典和古文經典不同：

今文經典：1、《詩》三家：《魯詩》《齊詩》《韓詩》；2、《尚書》三家，伏勝、大夏侯（勝）、小夏侯（建）；3、《禮》三家，大戴（戴德）、小戴（戴聖）、慶氏（慶普）；4、《易經》四家：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5、《春秋》三家：嚴氏（嚴彭祖）《公羊春秋》、顏氏《公羊春秋》、《榖梁春秋》；

古文經典：《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周官》（周禮）；費氏《易》、高氏《易》；《春秋左氏傳》《鄒氏傳》《郟氏傳》。

今古文主要是圍繞五經爭論的，其實，五經本為六經，或稱六藝，還有隻有樂譜沒有文字的《樂經》，它被認為毀於秦火。

再次，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對於經典的排序不同：

今文經學者董仲舒、司馬遷等人將六經次序排列為：《詩》《書》《禮》《樂》《易》《春秋》；

古文經學者班固將六經次序排列為《易》《書》《詩》《禮》《樂》《春秋》。

此外，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對待孔子和五經的評價也不同：

今文經學尊孔子為給後世製法的「素王」；而古文學卻認為孔子是「先師」；今文經學認為《六經》皆為孔子所作；而古文經學卻認為六經皆是古代史科；今文經學認為漢代五經均為全本；而古文經學卻認為五經是秦火殘餘，其傳述多不可靠。

最後，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研讀經典的目的大不一樣：

今文經學講經研經的主要目的是發揮經典中的觀點，闡述經世濟民之學，比如董仲舒就解釋成「三綱」理論，引申為「天人感應」的學說，重點是為了推衍出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今文學說的主要方法是闡發經文中的微言大義，引為治國方略。今文學派倡言陰陽五行，以讖緯圖書附會政治人事，其理論走向沒落。

與今文經學不同，古文經學卻把經籍看成是歷史文獻，主要是將其作為授徒講學的教材，注重的是文字訓詁的方法，主張復古，專注於學術。古文經學講究典章制度，注重依古聖先王來討論治政。演變到最後，不論是今文學派或古文學派，學者多株守一經，各家有家法，師承專師，因循守舊，門戶極嚴，走向沒落。

第三，對兩漢經學還如何評價？

西漢末期開始，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兩派互相攻訐，各言其是，使儒生們莫知所從。到了東漢末年，鄭玄（127～200年）試圖調和兩派，他以古文經學為宗，兼采今文經學之說，遍注群經，自成一家之言。《後漢書·鄭玄傳》曰：「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裕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其實，鄭學的主張表明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爭論已經基本平息，融合成了趨勢。鄭學被譽為是「通學」。

只是，鄭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古文經與今文經兩派的對立立場，但是，對於經學深層理論危機，他並沒有能解除。

首先，鄭玄與西漢末期的今文學家一樣，相信讖緯，常以讖緯附會經說，這是得經學走向神秘和獨斷性，失去了董仲舒時期的哲理性，丟了儒學的理性主義精神；其次，鄭玄與後期的古文經學家一樣，是經學研究日益變得繁瑣，糾纏於細節，令人生厭；最後，東漢末年讀經已經很難進入仕途，經學的衰落趨勢已經出現，鄭玄也阻止不了這種趨勢，鄭玄只能是經學的末期大師。

對於兩漢經學的評價，主要注意下面幾個方面：

其一，經學的興起，對於漢武帝時期的大一統政治秩序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塑造了中國古代思想的系統性文化理念，將政治、哲學、倫理與天人合一的學說緊密統一起來。秦行法家政治，焚書坑儒，儒學遭受浩劫；文景時期，漢王朝重視黃老之學，雖對儒學也開始重視，但其主導思想是「無為而治」，儒學尚未成為主導思想；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的發揮和改造，迎合了漢武帝大一統政策的需要，經學興起，取代黃老之學成了意識形態的主導思想。經學被用來解釋、論證大一統的政策，把儒家倫理賦予政治策略，並與「天人感應」說密切結合在一起。

賈誼《新書·大政篇》說：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這是董仲舒等經學家一貫主張的天變災異需反暴政的理論，天人相通，君王必須以德治國。這其實也融入了民本思想，這是把儒學的「仁政」學說作了重要發揮。有德之軍受天佑，無德暴君遭天譴，天人一統，倫理政治一體化，同時，以「三綱」理論來維護皇權集權專制體制。

其二，從文化思想上看，表面上「獨尊儒術」和「天人感應」等大一統思想觀念體現了封建專制政策對思想文化的箝制與窒息，如果僅僅從這方面看待漢代經學思想是片面的，其實，漢代經學具有塑造漢文化系統性、融合性的特點。

秦漢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秦在疆域、軍事和度量衡等方面推進了統一，而在文化思想方面，卻是在漢代完成統一性和兼容性的。漢代「大一統」條件下的文化發展有其重要的意義。

漢代文化思想卻是有政教合一、高度集權、輿論一統一的一方面的，在人們的思維模式方面，傾向於規整一致，看似缺乏獨創性，其實，漢代文化思想建設是在統一、系統和兼容方面體現其深刻性，文化心理的大一統創設，有其反對分裂，抑制動亂，避免偏離的特點，這是很厚實的文化心理積澱。

從秦到漢，有「六合同風，九州同貫」的歷史趨向，而文化的地理畛域被基本打破，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等區域文化在秦漢時期經長期融匯，打破了先秦時期南北文化較少融合的狀態，從而形成了具有統一風貌的漢文化，並由此形成了統一的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成就。

其三，武帝「獨尊儒術」奠定了儒學在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而儒術被尊為思想權威其實是是宣帝、元帝時期完成的。石渠閣會議之後，經學的地位達到意識形態的最高點，今文經學成為國教，不容任何質疑。這就是今文經學開始走向終結的跡象。西漢末期，今文經學的粗劣變種讖緯經學出現了，是巫師、方士用宗教預言、符籙瑞應等附會儒家經典來影射朝局的變化，預言王朝興衰，預測權貴的命運等等，今文經學異化了，走向了神學迷信。到後來，由漢章帝出面召集白虎觀會議，裁定經學的正宗理論，這其實是加速了今文經學的衰落。從《白虎通義》所引的經傳來看，它是盡其雜糅混合之能事，將《易》《詩》《書》《春秋》《禮》《樂》《論語》《孝經》以及各種逸文和圖書讖緯混合在一起，名為修繕儒學，其實是毀了儒學，漢代經學無可挽回地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