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逢春猶再發，人無兩度再少年。20歲的哥哥為自己的無知和貪婪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把大好時光留在鐵窗之下。1987年在那個寒冷的冬日裡，哥哥被押往監獄服刑，他一開始在稻田裡幹活，每年種兩茬水稻，從播種、插秧到收割，這些農活，哥哥以前沒有接觸過，他在獄中體驗著另一種人生。
哥哥在監獄裡服刑，大姐極力組織全家人為他捐款。她不止一次強調：「幫助老四，就是幫助老太太！」。當時，媽媽的年紀只有53歲，大姐就稱呼她「老太太」？沒法子，咱家裡出了大姐這樣的天才，語言極其豐富，想像力也超群。
老三結婚不久，有喜了，她和大強日子過得很緊巴，她何嘗不想幫助老四，可是叫她出點血，太難啦。一向要面子的三姐裝著不理解潘麗的做法，表示堅決不出錢。大姐只好叫我出錢，一開始我猶豫不決，大姐多次做我的思想工作，
「假如有那麼一天，你被人打了，躺在大街上，老四看見了，能不往上沖嗎？」，我似乎被說服了，乖乖地把錢拿出來交給大姐。大姐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縫，樂得合不攏嘴，她接過錢，說道：「用這些錢，給監獄裡的管教幹部上貢，給老四安排個輕巧的活干。」。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還是二姐鬼點子多：每個月姊妹3個給媽媽的贍養費，每人每年60塊錢，全部拿出來了，供老四在監獄裡消費，以後就不用再給媽媽錢了。
1988年，這一年勞動節過後，媽媽和大姐結伴去探監。為了節省花銷，娘倆帶了幾個饅頭和涼開水。兩個人坐了幾個小時的大客車，下了車還要趕小公汽，等到了勞改大隊，已經錯過了接待時間。按照規定：勞改家屬只有中午才能會見。
娘倆打算找一家小旅館住下，在眼下這個陌生環境裡，各色小店滿大街都是，大姐告訴媽媽，你在那個拐角嘎啦歇一歇，我去打聽打聽。過了片刻，大姐回來了，對媽媽說：「媽，你等到晚上十點以後，再到對面那個招待所樓上203房間，我就定了單人床，你就混進去咱倆擠一擠湊合一宿。」說完，她拿起行李走進了招待所。
娘倆第二天上午十點搭著一個老農民的馬車，趕到了老四所在的勞改中隊。只見一群犯人正在地里插秧，遠遠望去，也分不清哪一個是老四，他們都在彎著腰幹活。為了防止犯人越獄逃跑，岸邊有一排排持槍攜彈的士兵監管。
到了中午，好幾十號犯人被帶到了一個又黑暗又潮濕的小屋，裡面沒有窗戶，好像農村的馬棚一樣。當哥哥聽到喊聲的時候，他迅速地從裡面跑了出：「報告，XX號到」，哥哥一個立正站在距離管教三米的地方。隨後，他被帶到他媽媽和姐姐跟前。
媽媽恍如隔世，她一邊抹著眼淚，一邊上前說：「兒啊，你怎麼又黑又瘦的，可要注意身體啊」，大姐把稍給老四的東西遞給管教幹部，湊上去叮囑了幾句。哥哥始終面帶笑容，頻頻點頭。短暫的五分鐘會面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1990年10月的一天，哥哥刑滿釋放，他每天很早起來騎著自行車走街串巷賣油條。炸油條的批發給他一塊五，他賣出去兩塊五。除了賺取差價，他總是耍稱杆。時間長了，沒有回頭客了。他只好到批發市場拿海產品，到附近的市場倒賣。
哥哥覺得掙的錢永遠沒有花出去得快，有了以前的教訓，他再也不敢伸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