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1969年，父母親都是紡織廠工人，家裡有3個姐姐和1個哥哥。媽媽每天很晚才下班，倒不是因為她在車間裡加班，而是下了班以後，她去水房洗家裡的床單、被套還有一家人的髒衣服。爸爸下班以後，他領著三個女兒忙著做晚飯。
那個年代，家裡的窩頭餅子分著吃，每個人每個月才三兩豆油，菜裡面沒有葷腥。大米、白面都吃不上，餅子上面抹上一層大醬吃起來可香啦！
那時候，我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守在工廠大門口，等待媽媽下班，經過那裡，遞給他一飯盒糖水，泡著大米飯吃，那香甜可口的味道至今難忘。
一天晚上，媽媽回家了，她飯也沒有吃，自己在炕上打滾哭，全家人勸了好一會兒，媽媽說：「車間主任說我把廠里的花包皮（原棉進廠時的包裝布，很粗糙，工人們私下用來做毛巾）偷回家了，他說我每天最後一個回家，就是為了偷東西！」，媽媽抹了一把鼻涕，「我從來不動工廠的東西，有一次，我撿到一件工作服，都毫不猶豫地還給人家。」爸爸說，「主任明天再找你談話，你怎麼回答？」，媽媽目光堅定地說：「我要是偷花包皮，我三歲孩子都怕！我要是沒偷，我誰都不怕！」。
這件事以後，媽媽常常教育我們：咱們人窮志不短，身正不怕影子斜！
一天早上，我在睡夢中被爸爸叫醒，他質問我，「小武，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往隔壁老王家扔大糞了？」，我恍惚之中記得夜裡在院子裡大便，因為害怕被家裡人發現，迷迷糊糊地用鐵杴揚到鄰居家的院子裡。
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家裡已經半年沒有吃豬肉了。晚飯的時候，大姐端著一盆豬肉蘿蔔。「今晚誰也不許挑肉，我專門負責盛菜！」。為了吃更多的肉，我只好一碗接著一碗吃個不停。
面對著老王全家人怒火的目光，媽媽一聲不吭地拿著抹布，挨個地方擦，直到人家滿意為止。這件事，好長時間成了全家人飯後茶餘的笑談。
兩年以後，哥哥上學了，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爸爸說：「把小五送去幼兒園啊。」，媽媽說：「去幼兒園？每個月餉包要做六塊錢啊，我捨不得呀！」。
早上我一睜開眼，四周空落落的，只有我一個人炕上在睡覺，孤單寂寞，加上害怕襲來，我獨自哭了好一會兒，然後我去灶台找一點殘羹剩飯。我站在炕邊，眼睛一直盯著桌子上的鐘表，家裡只有「滴答、滴答」的聲音。
媽媽時常問我：「五兒，你自己擱家裡悶不悶呀？」，
我說：「媽媽，我想去外邊，和小朋友玩。」，
媽媽說：「你不要和那些孩子玩，他們會欺負你的。等我抓些大鵝，和你玩，哈。」。
沒過多久，家裡養了兩隻大鵝，還有幾隻雞。前院是雞窩，後院是鵝窩。我很喜歡大鵝，雪白的肚子，長長的脖子，走起路來晃著身體。一位鄰居告訴我媽：我看見你家小五，經常騎著大鵝。媽媽對我說：「以後別騎著大鵝，它啄你眼睛怎麼辦呀？」。
哥哥很淘氣，有一次，他竟然對著雞窩撒尿，其中一隻公雞，照著他的小雞雞就是一口。「哎媽呀，蛋蛋出血啦！」，哥哥立刻被送到醫院處置了。媽媽很擔心，哥哥將來能不能留下後遺症？後來，那隻公雞被宰殺了。
1975年九月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到校園的時候，大姐放棄了留城的機會，一心要到外面闖一闖，到農村去見世面。回城那天，爸爸去汽車站接了兩趟 ,別的同學都回來了，就沒有看到大女兒的身影。
第二天傍晚，爸爸下班回來，看見女兒躺在炕頭上，頭上蒙著毛巾，他趕忙問，「老大怎麼了？」。媽媽說，「她出車禍，摔的。」。
原來，大姐在公路上等車，遇上一輛大卡車，正好開往金州火車站方向。她跟司機打聲招呼，就往貨車上爬，她把行李扔上車，然後腳踩車沿，雙手握住車架，想翻進去，由於腿長得短，試著幾下，都沒有成功。這個時候，卡車突然啟動了，大姐一下子被晃了下來，身體倒在車軲轆底下，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司機覺得後面有動靜，果斷地急剎車。大姐這下子摔得不輕，頭破血流。司機趕忙把她扶上車，送到公社衛生所。
大姐在家裡躺了好幾天，才勉強坐起來。家裡人從青年點的同學那裡得知：青年點殺豬了，每個學生分了兩斤豬肉。爸爸問起來，大姐大大咧咧地說，「我自己還沒吃夠呢！」。
原來，姐姐為了吃獨食，故意晚回來一天。如果她和其他同學一塊回來，肯定不會發生這起車禍。正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打那以後，爸爸經常長吁短嘆：「等我們以後老了就別指望大寧啦！她又狠又毒的。」
就在舉國上下悼念偉大領袖的那一年，我正式上小學了。那天上午，我們全校師生排著長隊，帶著黑紗去俱樂部參加追悼大會。
在會場上，媽媽因為悲傷過度，哮喘病發作，去醫院輸液。一個普通的紗廠工人對主席的感情是最真摯的。媽媽生長在萬惡的舊社會，五歲的時候隨著家裡人闖關東，來到了日本鐵蹄踐踏下的東北大連。家裡姊妹12個，由於生活所迫，她去在日本紗廠做童工，這種切身感受，我們這一代都沒有體會到。
儘管我的童年，因為家裡很窮，快樂和幸福很少，但是和媽媽那一代人相比，我還能苛求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