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韓建業先生是中國史學界有重要影響力的著名學者，他發表於2022年第2期《考古與文物》的這篇文章整體上符合唯物歷史觀，也是先生的用心之作，和應「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之約所著《中華文明的起源》一書的觀點有了很大的不同，值得一讀，故全文摘錄，以饗讀者。
摘要：中國北方長城沿線在距今4700多年的廟底溝二期之初，突然湧現出許多軍事性質突出的石城，同時在黃土高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發生突變。這一系列現象應當是以黃土高原人群為勝利方的大規模戰爭事件的結果，很可能與文獻記載中的涿鹿之戰有關。
本文所說北方是小北方的概念，也就是蘇秉琦所說「北方古文化」中的「北方」[1]，比「河套地區」的範圍要大一些，具體指陝北、隴東、內蒙古中南部、晉中北、冀西北地區。北方地區長城沿線在龍山時代是有很多石城的，著名的如石峁、後城咀、碧村等，而石城最早出現的年代則可早到廟底溝二期之初。關於北方早期石城的興起背景，最有啟發性的認識就是蘇秉琦提出的「長城原型」說[2]。筆者曾對這一說法做過進一步的闡發，認為北方石城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為了防禦北方民族的南侵[3]，但到底是哪些「北方民族」，並沒有說清楚。隨著近些年考古新資料的增多，以及相關研究的進展，有必要對北方早期石城興起的歷史背景做進一步的討論和反思。
一
北方早期石城發現不少，但見諸報導並能說清楚年代者並不多。城址始建年代的確定本來就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需要通過解剖城牆城壕並結合城內遺存綜合判斷，需要有清楚的地層學證據和足以說明年代的陶器等遺存的發現。目前大部分北方石城的考古工作有限，初步來看，最早的一批石城應當修建於廟底溝二期之初（圖一）。
陝北明確始建於廟底溝二期的石城址有吳堡後寨子峁。該遺址位於三座相連的山樑上，總面積約21萬平方米。山樑三面陡峭，易守難攻，因此山樑部位的石牆比較簡單，也沒有壕溝；重點在連接山樑的容易通行的馬鞍部位修築了幾段石牆、壕溝和石台階，軍事防禦性質很明顯[4]。從發表的幾件陶器看，有底部退化剩個小紐的喇叭口尖底瓶，也有印有橫籃紋的小口折肩罐，應當代表早、晚兩段，都屬於廟底溝二期階段。發掘者說它是「北方地區最早出現的防禦性城址」[5]，應該是可信的。
佳縣石摞摞山和神木寨峁石城址除了廟底溝二期遺存，還有更晚的龍山時代遺存，但石城的初建年代可能在廟底溝二期。石摞摞山石城所在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石城本身分內、外城，外城石牆大致環繞成不規則三角形，面積約6萬平方米，內城約3000平方米。外城牆是在夯土基礎上壘砌厚約1米的石牆，局部有寬約10米、深約7米的城壕，發現有城門和瓮城結構，防禦功能明顯。該城址第一期屬於廟底溝二期階段，出土了小口折肩罐、口部箍多周附加堆紋的深腹罐等陶器。發掘者認為該城興建於廟底溝二期晚段[6]。寨峁遺址約17萬平方米，遺址中南部有道石牆，石牆以南為三面臨崖的遺址主體區[7]。其中第一期流行橫籃紋，屬於廟底溝二期。
內蒙古中南部准格爾明確始建於廟底溝二期的石城址有小沙灣和寨子塔。小沙灣遺址僅有4000平方米，在遺址南部以兩道石牆隔出一個三面懸崖峭壁的小空間，石牆寬3~4米[8]，所出陶器均屬廟底溝二期早段，有底部帶小紐的小口尖底瓶、口部箍多周附加堆紋的罐等，流行橫籃紋，可見這是一處廟底溝二期早段的石城址。寨子塔石城址面積近5萬平方米，在臨懸崖陡坡的三面建有不連續的石牆，在北側方便與外界相通處建有兩道石牆形成瓮城，內、外牆前面都有寬約20米的壕溝，僅在中軸位置留出通道，內、外城門錯位，內牆裡側還有一道短石牆圍出瞭望台類的設施，軍事防禦功能十分明顯（圖二）。寨子塔石城最早的遺存屬於廟底溝二期，之後是龍山時代遺存，由於疊壓城牆和被城牆疊壓的文化層都屬於廟底溝二期，所以石城的始建年代當在廟底溝二期[9]。在准格爾還有一個白草塔遺址，面積近3萬平方米，遺址中部有一道寬近1米的石牆，石牆以北的居址區三面臨懸崖[10]。該遺址第一期為仰韶文化晚期遺存，第二期為廟底溝二期遺存。由於石牆外疊壓石牆的第2層堆積中出土仰韶晚期的陶片，發掘者因此判斷石牆建於仰韶晚期，但第2層也存在因擾動而混入早期陶片的可能性。目前在北方地區發現的最早石城均不早於廟底溝二期，因此白草塔石牆始建於廟底溝二期的可能性更大。
在包頭以東大青山南麓的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板、威俊等遺址，也都曾發現建有石圍牆的廟底溝二期石城址[11]。面積小的僅有數千平方米，最大的阿善約5萬平方米，牆基寬多不足1米。這些石城址裡面基本都有石牆房屋，應當和石城牆同時，而石牆房屋所出陶器流行橫籃紋，有小口瓮、口外箍多周附加堆紋缸、小口罐、折腹盆、折腹豆等，屬於阿善三期或廟底溝二期。
涼城老虎山石城位於岱海盆地西北部的山坡高處，面積約13萬平方米，石牆寬約1米。如果有瓮城的話，理應建在下部平緩易通行之處，可惜下部城牆破壞殆盡，情況不明。我們曾將該城址遺存分為兩期，認為第一期和同在岱海盆地北側的園子溝遺址第一期同時，均屬於龍山時代前期早段，推測年代上限距今約4500年[12]。仔細分析，老虎山第一期的F6、F7等只是單間房屋，平面圓角方形，火塘不甚規整且表面鋪墊料姜石和石塊；而園子溝第一期早段的F3042、F3044分主室和外間兩部分，主室「凸」字形，圓形火塘規整乾淨。兩者有明顯差別。老虎山F6、F7開口於II區第3層下，可能與其大致同時的各區的第4層陶器流行橫籃紋[13]，和寨子塔第一階段遺存接近；而園子溝F3042則以斜籃紋為主，和寨子塔第二階段遺存接近。園子溝F3042所出高領罐直領鼓肩，也是和寨子塔第二階段同類器近似，而與第一階段弧領鼓腹的高領罐有別。所以老虎山第一期很有可能早於園子溝第一期[14]，早到廟底溝二期階段。
晉中北的偏關天峰坪城址的始建年代也可能在廟底溝二期。該城址約3萬平方米，是在一個台地邊緣砌築石牆，內有石牆房屋，已見諸報導的橫籃紋的折肩罐、折腹盆等，和准格爾、包頭地區廟底溝二期遺存類似。在冀西北的崇禮鄧槽溝梁也發現有帶瓮城的石城，防禦功能顯著，所出陶器和老虎山遺存近似，不排除該城始建於廟底溝二期的可能性。此外，調查發現隴東的鎮原老虎咀遺址也有廟底溝二期的石城遺蹟。
二
北方地區早期石城興起之時正好是廟底溝二期之初。在仰韶晚期向廟底溝二期轉變之際，黃土高原大部地區文化仍然連續發展，而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區的文化面貌則發生了突變。
黃土高原大部地區，指的是關中、晉中南、甘肅中東部和陝北地區。除陝北外，其他地區從廟底溝時代到仰韶晚期再到仰韶末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穩定連續發展。雖然晉、陝、豫交界區進入仰韶晚期的時間要滯後於周邊區域[15]，但從仰韶晚期進入廟底溝二期卻步調一致。關中和晉南豫西在仰韶晚期分別為半坡晚期類型和西王類型，之後都發展為廟底溝二期類型[16]。晉中仰韶晚期為義井類型，後發展為白燕類型[17]。甘肅中東部仰韶晚期為大地灣類型[18]，後發展為常山類型。以晉南地區為例，瓶、罐、瓮、缽、盆等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前後相承，只是繩紋、彩陶和素麵陶減少，橫籃紋、附加堆紋越來越流行，常見在深腹盆中腹飾篦點紋者，肩部帶鋬的器物減少；仰韶晚期的喇叭口小口尖底瓶，至廟底溝二期早段時變得矮胖鈍底，卷沿盆減少而無沿盆增加，新出擂缽等（圖三）[19]。廟底溝二期晚段在晉南率先出現陶斝[20]。
陝北地區廟底溝時代和仰韶晚期偏早的遺存很少，到仰韶晚期晚段突然增多，很可能存在一個從隴東、關中等地移民至此的過程。陝北仰韶晚期遺存以靖邊廟梁早段遺存為代表[21]，可暫稱廟梁類型。廟梁類型的陶器和半坡晚期類型、大地灣類型有較多相似之處，但少見半坡晚期類型那種肩部帶雙鋬的罐，不見海生不浪類典型的小口大鼓腹雙耳罐，普通房屋則基本都是前後室白灰面窯洞式建築，類似房屋還見於隴東的寧縣陽坬遺址[22]。陝北中北部廟底溝二期遺存和內蒙古中南部包頭至鄂爾多斯地區同時期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可稱仰韶文化阿善三期類型，陶器和廟梁類型一脈相承，普通房屋仍然主要是前後室白灰面窯洞式建築，出現石牆房屋。陝北阿善三期類型的遺址數量比仰韶晚期又有大幅度增加[23]，並且在靖邊高家溝等地出現了大規模聚落群。從橫山楊界沙[24]、靖邊五莊果墚[25]、吳堡後寨子峁、神木寨峁、府谷鄭則峁[26]等遺址發表陶器看，從繩紋為主逐漸轉變為流行橫籃紋，常見口沿外箍多周附加堆紋的罐、瓮、缸和上腹素麵壓光的深腹盆（尊），有的深腹盆中腹飾篦點紋（圖四）。可有早、晚之分，早段的胖直腹鈍底或底部帶退化小紐的喇叭口小口尖底瓶，到晚段變為小口平底罐；早段還有少量雙腹器，晚段開始出現可能源於晉南的陶斝[27]。
內蒙古中南部廟底溝二期的阿善三期類型和仰韶晚期的海生不浪類型總體面貌相差甚大。就包頭和鄂爾多斯地區來說，阿善三期類型陶器雖然與海生不浪類型存在一定的繼承關係，比如阿善三期類型的斂口雙耳瓮應該和海生不浪類型的小口大鼓腹雙耳罐有承襲關係，兩者也都以半地穴式房屋為主，但整體上二者之間缺乏連續演化的中間環節：阿善三期類型流行橫籃紋和方格紋，不見彩陶，而海生不浪類型流行繩紋和彩陶[28]；阿善三期類型大部分陶器都和海生不浪類型有顯著差異，而與陝北同期遺存面貌基本相同（圖五），並新出石牆房屋。岱海地區的老虎山第一期至少可以早到阿善三期類型的晚段，陶器主要分兩系，一類是和阿善三期類型基本相同的橫籃紋灰陶系，另一類是極具地方特色的素麵紅褐陶系。橫籃紋灰陶系肯定來自陝北和鄂爾多斯，而素麵紅褐陶系則為當地海生不浪類型傳統（圖六）[29]。先前我們將老虎山第一期定在龍山之初，認為其與當地海生不浪類型之間有著一段「空白」期，但也一直疑惑海生不浪類型因素通過何種方式能傳承下來？現在看來，二者之間並不見得存在「空白」期，實際上很可能只是阿善三期類型擴張到岱海地區後，和當地海生不浪類型發生了融合。稍後園子溝一期的前後室白灰面窯洞式建築，更是直接來源於陝北地區。黃旗海地區察右前旗廟子溝遺址的災難現場，一般被認為是瘟疫所致[30]，但也不排除是戰爭原因，該地區此後文化長期中斷。此外，晉西北地區天峰坪早期遺存屬於阿善三期類型，來源自然應該在陝北和內蒙古中南部，而當地仰韶晚期為海生不浪類型遺存[31]，文化突變的情況和准格爾地區一樣。
冀西北地區的張家口賈家營遺址有明確的老虎山文化前期遺存[32]。鄧槽溝梁城址也被認為屬於老虎山文化，老虎山文化的上限有可能早到廟底溝二期。而當地蔚縣三關第三期[33]、陽原姜家梁墓地等仰韶晚期遺存[34]，則屬於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和海生不浪類型有很多接近之處，與老虎山文化或者阿善三期類型則有根本性差異。再放大到北京和冀中地區，曾經也是雪山一期文化的分布區[35]，但廟底溝二期階段則一片「空白」。冀南豫北地區廟底溝二期早段以輝縣孟莊仰韶文化遺存為代表[36]，流行花邊籃紋附加堆紋深腹罐、深腹盆、雙腹盆、高領罐、豆、杯、壺等陶器，與晉南廟底溝二期類型偏早階段遺存面貌接近，尤其上腹素麵、中腹飾篦點紋的籃紋罐，在陝北、內蒙古中南部和晉南都比較常見。這類遺存當然也繼承了當地仰韶晚期大司空類型的部分因素[37]，甚至還有秦王寨類型因素（圖七），但整體上以來自西部的文化因素占據主體，文化格局也是發生了劇烈變化。
豫中地區廟底溝二期階段的鄭州大河村五期（「龍山文化早期」）遺存，雖然繼承了大河村四期的高領罐、杯、壺等，但整體上差異甚大，新出籃紋和繩紋深腹罐、附加堆紋斂口鼎、雙腹盆等陶器（圖八）[38]，顯然是接受了來自黃土高原地區的強烈影響。此時鄭州地區聚落數量驟減，雙槐樹等大型聚落全面衰落，文化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此外，海岱地區廟底溝二期之初時當大汶口文化中期向晚期過渡之際，當時發生的主要變化之一就是橫籃紋的數量顯著增加，也當與來自黃土高原的影響有關。
三
廟底溝二期之初黃土高原大部地區文化連續發展，而以東地區發生大範圍突然性的文化格局巨變，只能與大規模的戰爭事件相聯繫，黃土高原一方人群顯然是勝利者。恰在此時北方地區軍事性質突出的石城興起，很可能一方面是為了滿足黃土高原人群的戰爭需要，一方面是戰後穩定地方的需要。結合文獻記載，這場戰爭很可能對應《逸周書·嘗麥》《史記·五帝本紀》等所記載的軒轅黃帝誅殺蚩尤的涿鹿之戰。
按《國語·晉語》等的記載，結合徐旭生的考證，可知屬於華夏集團的黃帝和炎帝都發源於黃土高原，是兩個同源部族首領的稱謂，而軒轅黃帝為歷代黃帝中最後一統天下者。徐旭生論證說，炎帝部族發祥於渭河上游，黃帝部族發祥於隴東陝北，後來他們向東遷移的路線是炎帝部族偏南而黃帝部族偏北[39]。沈長雲等進一步論證認為，軒轅黃帝的根據地在陝北[40]，而涿鹿很可能就在包括現涿鹿在內的冀西北一帶[41]，張家口是從內蒙古中南部進入太行山以東地區的必經之地。廟底溝二期時的石城從陝北、內蒙古中南部、晉西北一直到岱海，甚至有可能延伸至張家口地區，並導致包括內蒙古中南部、晉西北、冀西北在內的黃土高原以東地區文化面貌發生巨變或出現文化「空白」，與涿鹿之戰發生的地理位置和慘烈程度正相符合。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期向晚期的轉變，很可能也與涿鹿之戰有關。
需要討論一下涿鹿之戰發生的年代，也就是廟底溝二期之初的絕對年代。
廟底溝二期的開端當從西王上層（西王III期）開始，與其同時的還有寨峁一期、小沙灣遺存等，黃土高原各地彩陶已基本不見，普遍流行橫籃紋、多周附加堆紋陶器，有底部退化近平的小口尖底瓶等，和仰韶晚期已有較大差別，稍後出現陶斝。廟底溝二期上限的大致年代（包括出現最早斝的時期），以往木炭樣本測年的結果多在距今4800~4700年（以下均為校正數據）：陶寺廟底溝二期早段（無斝）的兩個木炭樣本數據的中心值分別為公元前3103年、2810年，一個獸骨樣本數據的中心值為2695年，發掘者判斷總體當在公元前2800~前2700年之間[42]。廟底溝遺址H558（有斝）的一個數據在是公元前2780年左右[43]。垣曲古城東關「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有斝）的兩個數據的中心值分別約為公元前3000、2660年[44]。垣曲豐村「廟底溝二期文化」的一個數據中心值是公元前2839年[45]。武功滸西莊「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的幾個數據中心值在距今4965~4745年[46]。藍田新街「龍山時代遺存」（有斝）的3個數據中心值在公元前2780~2665年之間[47]。阿善三期的一個數據中心值是公元前2806年[48]。近年根據對廟底溝遺址獸骨的新測年，西王村III期的上限被推定在公元前2800年[49]。綜合新舊測年，將廟底溝二期開始之年確定在距今4800~4700年之間，應該是大致不差的。傳承下來的黃帝紀元元年為公元前2698年，正在這個年代範圍之內[50]。
嚴文明曾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等當中軒轅黃帝征伐天下、建立政權等的記載，推測其年代當在社會趨於複雜化的仰韶文化後期，是很有見地的認識[51]。筆者曾認為涿鹿之戰可能和仰韶文化前期廟底溝類型的強力擴張影響有關[52]，現在看來並不能成立，廟底溝類型的擴張更可能對應炎帝部族的發展壯大。黃帝部族的根據地應該在黃土高原或者古雍州，其與冀州、豫州等發生關聯當是距今4700多年前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後的結果，之後黃帝部族一定程度上統一了黃河流域。關於黃炎之間的阪泉之戰，待以後另文討論。
注釋
[1]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2~30頁。[2]蘇秉琦：《象徵中華的遼寧重大文化史跡》，《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92頁。[3]韓建業：《試論作為長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帶》，《華夏考古》2008年1期，第48～53頁。[4]《陝西吳堡後寨子峁新石器時代遺址》，《200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25頁。[5]王瑋林、馬明志：《榆林吳堡後寨子峁史前城址》，《留住文明——陝西「十一五」期間基本建設考古重要發現》，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42~46頁。[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院：《陝西佳縣石摞摞山遺址龍山遺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4期，第3~13頁。[7]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神木縣寨峁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3期，第3~18頁。[8]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爾旗小沙灣遺址及石棺墓地》，《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225~234頁。[9]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爾旗寨子塔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280~326頁。[10]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爾旗白草塔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183~204頁。[11]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內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2期，第97~108頁；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內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6年6期，第485~496頁。[1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集》，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81、497~500頁。[13]老虎山遺址的第4層並不單純，比如V區第4層雖然多見橫籃紋，花邊鼓肩罐也和寨子塔第一階段器物類似，但也出有高直領罐的口沿，與園子溝F3042同類器相同，這也是我們當初認為其與園子溝第一期同時的主要依據。[14] 魏堅、馮寶：《試論老虎山文化》，《邊疆考古研究》2019年第2期，第141~156頁。[15]韓建業：《廟底溝期仰韶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文物世界》2021年第2期，51~54頁。[16]張岱海、高天麟、高煒：《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分期試探》，《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第34~42頁；嚴文明：《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階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2～165頁。[17]韓建業：《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6頁。[18]大地灣四期遺存總體面貌和寶雞福臨堡、扶風案板等地同期遺存基本相同，只是彩陶數量更多，稱之為大地灣類型是比較妥當的。徐永傑：《黃土高原仰韶晚期遺存的譜系》，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04~206頁。[19]晉南地區的仰韶晚期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遺存，分別以芮城西王村仰韶晚期和「龍山」遺存為代表。仰韶晚期遺存還見於垣曲上亳和古城東關等遺址，廟底溝二期早段遺存還見於襄汾陶寺、夏縣東下馮等遺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芮城東莊村和西王村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第1~63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上亳》，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27頁；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縣博物館：《垣曲古城東關》，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17~15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3~121頁。[20]張忠培、卜工等將陶斝的出現作為進入廟底溝二期的標誌。張忠培：《試論東莊村和西王村遺存的文化性質》，《考古》1979年第1期，第37~44頁；卜工：《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幾個問題》，《文物》1990年第2期，第38~47頁。[21]邸楠將廟梁仰韶遺存分為早、晚兩段，其中早段屬於仰韶晚期遺存。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靖邊縣文管辦：《陝西靖邊廟梁遺址仰韶時代遺存發掘簡報》，《文博》2019年第1期，第3~12頁；邸楠：《從廟梁遺址看陝北地區的仰韶晚期遺存》，《文博》2019年第1期，第49~55頁。[22]慶陽地區博物館：《甘肅省寧縣陽坬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10期，第869~876頁。[23]據《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榆林地區所謂「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數猛增至仰韶文化的5.7倍。這裡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指廟底溝二期和龍山時代，且往往在同一個遺址存在兩個時期遺。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年，第100頁。[24]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陝西橫山楊界沙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6期，第64~72頁。[25]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靖邊五莊果墚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6期，第53~63頁。[26] 榆林地區文管會、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北考古隊：《陝西府谷縣鄭則峁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第17~27頁。[27]寨峁遺址第一期的灰坑僅出土退化形態的小口尖底瓶，這些灰坑應當均疊壓於第4層之下，年代偏早；第4層出土斝，理應偏晚。[28]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准格爾煤田黑岱溝礦區文物普查述要》，《考古》1990年1期，第1~10頁。[29]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國考古學研究會岱海地區考察隊：《王墓山坡上遺址發掘報告》，《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區考察研究報告集》，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46~205頁。[30]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廟子溝與大壩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31]如老牛灣新莊窩主體遺存。北京大學考古系、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偏關縣博物館：《山西大同及偏關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94年第12期，第1057~1062頁。[32]以賈家營H3為代表。陶宗冶：《河北張家口市考古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6期，第13~20頁；韓建業：《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3頁。[33]孔哲生、張文軍、陳雍：《河北境內仰韶時期遺存初探》，《史前研究》1986年3~4期，第7~15頁。[3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陽原縣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2001年2期，第13~27頁。[35]韓建業：《論雪山一期文化》，《華夏考古》2003年4期，第46～54頁。[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輝縣孟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8~64頁。[37]大司空類型晚期以安陽大正集老磨岡H3、H6和鮑家堂H5、H7等為代表。嚴文明：《大司空類型彩陶之分析》，《中華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27~156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洹河流域幾個遺址的試掘》，《考古》1965年第7期，326~33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安陽鮑家堂仰韶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第169~188頁。[38]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38~452頁。[39]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48頁。[40]沈長云：《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光明日報》2013年3月25日，第15版。[41] 白國紅、沈長云：《古涿鹿地望與黃帝相關問題新探》，《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第5~10頁。[4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20~121頁。[43]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考古》1977年第4期，第217~232頁。[44]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縣博物館：《垣曲古城東關》，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591年。[4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7頁。[4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報告——滸西莊與趙家來遺址》，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3頁。[47]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藍田新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587年。[4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1頁。[49] 張雪蓮、仇士華、鍾建等：《仰韶文化年代討論》，《考古》2013年第11期，第84~104頁。[50] 1912年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則黃帝紀元元年當為公元前2698年（金西來：《軒轅甲子·黃帝紀元考》，《學術月刊》1986年第7期，第69頁）。2019年出版的《姬氏祖傳經》前言中，傳承人姬英明註明當年為「黃帝紀元四千七百一十六年」，則黃帝元年也是在公元前2698年（姬英明輯：《姬氏祖傳經·仁經（人經）》，線裝書局，2019年）。[51]嚴文明：《炎黃傳說與炎黃文化》，《炎黃文化與民族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5~60頁。[52]韓建業：《涿鹿之戰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第20～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