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應該能感覺到，我們接觸到的有關農民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讚美農民樸實辛苦、憨厚老實。特別是上世紀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的一段特殊歲月，農民的形象更是被刻畫得無比光輝。現在城市人眼裡，農民的形象基本就是在街頭賣菜、地里幹活的場景，令人同情又可贊。而農民因文化見識不足以及貧窮造成的愚昧、短視和狹隘的另一面，則難以了解到。
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寫作品的人都不是農民。他們只從農民的表面形象同情農民，謳歌農民。像莫言這種幾乎沒上過學，幾乎全程生養在農村的作家，好像找不出第二個。他們要麼就考上大學了，要麼進入單位工作了，即使下放的知青，也只是一段作客式的體驗，所以在描寫農民的作家裡面，莫言對農民了解最全面最透徹的。
也許是讚美農民優點的文章太多，莫言不再隨波逐流，而是更多地揭示了當年農村社會的一些負面現象，點出了農民身上存在的諸多缺點。而這，也成為司馬南先生及其粉絲批評的把柄。一時間，那段差不多被遺忘的歲月，突然之間成為網絡討論的熱點。
以司馬南為代表的一方，竭力地維持著當年農民不畏苦難，樂觀向上的精神面貌。認為那時候苦是苦點，但是社會次序良好，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農民精神充實，小日子很幸福很快樂，認為這才是作家需要刻畫宣揚的正能量，以便激勵後人學習。但是莫言的作品與之截然相反，他著重描述當年農民生活的苦難情景，以及特殊條件下，農民身上體現出來的落後愚昧思想。他從反方面告誡我們要努力避免悲劇再現。在小編看來，這實際上與司馬南先生提倡書寫正能量是異曲同工的。如同兩個家長教育孩子，一個給孩子看窮人成功之後的自豪樣子，一個給孩子看窮人受苦時的可憐形象。司馬南淳淳教導，而莫言讓孩子自己去體會。
在小編看來，司馬南與莫言其實都沒有錯，只是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去書寫歷史，從兩個角度教育後人，粉絲們何必非此即彼，互相否定呢？歷史就是歷史，它是真實存在的往事，不能說只記錄什麼不記錄什麼，合則用之不合則棄之。更不能用政治立場進行取捨，否則就是文革思想，是不客觀的，也不符合開國偉人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但是有些人還偏偏打著《延安文藝講話》批評莫言，這無疑是對偉人的侮辱，開國偉人一直追求實事求是和辨證發展的觀點。活學活用，才走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成功之路。
新時代文學，已經不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也不再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應該以普遍的人性為核心，站在人的角度促使社會前行，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目標就是要消滅階級、消滅政治、最後消滅國家，所以再用階級立場與狹隘的民族立場定義文學，就是開歷史倒車，是舊思想復辟。以上是老朽的一點看法，贊成的希望點讚轉發，不贊成的也可以指正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