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存留於世的精神本質——讀《枕頭人》

王栩的文字 發佈 2022-08-09T01:09:57.863740+00:00

所有的有著藝術才能的人都是這種「眼光」下的囚徒,都是如卡圖蘭般只知創造作品,卻不知自己因為創造作品早已被人給盯上。

文/王栩

(作品:《枕頭人》,[英]馬丁·麥克多納 著,胡開奇 譯,收錄於《枕頭人:英國當代名劇集》,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

小說是否反映出作者的用意,或者某種暗示?這種明顯屬於猜測般的疑問大體上說來將作者置於一個不可靠之人的境地。處於這一境地的作者,被審視般充滿狐疑的眼光打量著,難以獲得「眼光」的信任,亦即難以得到普遍的認同。

所有的有著藝術才能的人都是這種「眼光」下的囚徒,都是如卡圖蘭般只知創造作品,卻不知自己因為創造作品早已被人給盯上。只是,藝術家們未曾遭到卡圖蘭的厄運,並不代表他們僥倖,而是社會上、生活中還未發生能和他們筆下的故事重合一致的事件使得他們被執法者以審問的方式來追究其作品背後的動機與意圖。

對作品創作動機的追究有著一邊倒的強制性,它無視藝術規則和創作技巧的概念,在對作者的追究下,其所有的作品都應該有一個主題,這個主題看得見,摸得著,它可以充分反映出作者的寫作意圖,即使作者筆下有曲折和隱晦,那也能從中追究出較為清晰的暗示性指向。

在這屬於執法者思維的主導下,因為寫了一系列虐殺兒童的小說的卡圖蘭將自己的寫作解釋成毫無用意、沒有暗示根本無法令執法者相信他和社會上發生的一樁樁兒童虐殺案無關。那些案件里被害兒童的死因同卡圖蘭的小說描述的恐怖情節驚人的一致,這讓小說作為犯罪證據在執法者的理解上顯得並不誇張。

卡圖蘭要為自己辯護,辯護「講故事者的首要責任就是講一個故事」。這也是講故事者的唯一責任。它實際上是作者之所以成為作者的基本素質。這種素質被賦予責任的要求,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是作者的社會分工給予作者的準則。遵照準則創作故事的作者,對故事的掌控在於,把一個故事講得有模有樣,有型有色,而並非一開始就構思如何在故事裡揉入什麼動機和意圖。

執法者思維則強調出,國家安全、社會安全是一種特定的準則。這裡用「特定」來修飾「準則」,意在構建懷疑一切的高壓態勢。這種態勢下對故事的解讀,可以細化到卡圖蘭小說里「孩子」代表了什麼,「父母」又有何意義。哪怕沒有社會目的,也要找出故事裡的真相。

真相在卡圖蘭的辯護里,是「我只是寫小說。僅此而已」的鎮定。對一個單純的作者來講,鎮定無法偽裝,那就是真實的卡圖蘭。就像他在小說里寫到虐殺兒童,他就這麼寫了,他把這稱為偶然,並非蓄意地告訴人們,依樣畫瓢的照著做。這其實也是藝術家們面臨的一個職業風險,當作品被創造出來,其所引起的社會行為藝術家本人是否要承擔連帶責任。這個命題在麥克多納的劇作《枕頭人》裡有著精彩的演繹,無論具體的論斷如何,通過閱讀《枕頭人》,至少可以得出這麼一個認識,藝術家的作品和社會行為的關係有著偶然的重合性。卡圖蘭小說里的情節在現實中真實地發生了,可它要是沒有發生呢?發生了就引起執法者的注意,既而就將其視作對安全準則的挑釁立馬重視了起來。

執法者的重視表現在警官圖波斯基直接了當地告知卡圖蘭,「我們喜歡處決作家」。這釋放出了一個信號。圖波斯基並不是很明白「信號」的意義,但他顯然喜歡以一個業餘作者的創作認知對卡圖蘭施以創作上的指導。這樣的指導以圖波斯基的故事《紙飛機》為事例,即使其中有著明顯的硬傷和邏輯上的謬誤,但它依然表達出執法者的某種世界觀。一種被製造、被偽飾出來的善好過直面恐怖、獲取光明的可能。在這樣的比較下,圖波斯基認為自己的故事好過卡圖蘭所有的故事。

圖波斯基的創作認知是對「怎麼寫」做出的具體要求,卡圖蘭的直面恐怖則是「寫什麼」的自覺。自覺讓卡圖蘭寫出了精彩的故事,也寫出了真實的恐怖。他願意這樣,讓黑暗、虐殺、恐怖……作為自己筆下的素材,不斷的加以變化,創造出一個個新的故事,而不是去揭示它們的可怕。所以,同圖波斯基的故事裡有一個明確的關於「善意」的主題迥異的是,卡圖蘭的故事只是故事,對光明的獲取只存在於解讀的可能里。

有了解讀的可能,卡圖蘭的四百篇小說在執法者看來才有著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執法者的思維里,對文學作品主張主題明確,易於解讀,這就要求作品能容易辨識出到底講了什麼。卡圖蘭書寫恐怖,把虐殺兒童的故事講述得真實可信,讓執法者斷定,他一定是藉助小說的形式在教唆。

教唆惡行,誘導犯罪,執法者從自己的角度辨識出了卡圖蘭的小說里明確的主題。它跟藝術準則無關,但它能佐證安全準則的又一個勝利。於是,卡圖蘭的全部作品註定了要被燒毀,被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抹去。劇中,燒毀卡圖蘭的小說成了一個事件,這個事件把對卡圖蘭的審訊置於一個滑稽而諷刺的層面。對執法者而言,他們需要一個藉口來貫徹自己對文學作品主題明確的主張,而不是以作者的意願出發,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可後者的意願如卡圖蘭這般,並沒有逾越藝術的準則,不過是創作自由受到了惡行的踐踏。小說被利用,被效仿,由此產生了罪惡,也由此使得作者失去了自由。

作者必得要承擔連帶責任,是向社會,向所有有創造力的藝術家們發出的警告。卡圖蘭的例子正是警告得以實施的工具,一個可以警誡世人的絕好的案例。卡圖蘭大概也明白這一點,因此,他不顧一切地承擔所有的罪責,包括把智力低下的哥哥麥可模仿自己小說里的情節對兒童施加的虐殺都攬到身上,只為了自己的全部作品能夠保存下來。

為保存小說而向執法者求告,讓卡圖蘭依稀有著思想殉道者的形象。實則,這並非思想的殉道,而是對藝術準則執意地維護。有些作品在作者所在的時代不被人理解,唯有等待時間的沉澱來磨平作品超前的稜角。這是卡圖蘭之所以選擇封存自己的小說,以五十年為限的無奈之舉。它是作者認罪伏法的條件,更是作者堅信自己的小說對社會無害的信念。

麥克多納在劇末借死去的卡圖蘭的口吻提示讀者,警官埃里爾「出於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實踐了作者生前的期望,將那全部的小說稿封存進卡圖蘭的檔案,並且貼上了封條。「它多少保存了這一事件的精神本質」,麥克多納的提示繪製了一幅當下不被理解、甚至遭到曲解的作品在未來的遠景:作品是作者唯一的所有,是作者的生命得以延續的見證。

2022.8.7


——文中觀點屬於作者本人,本人文責自負,與發文平台(含各類網站、論壇、自媒體、公眾號)、轉載紙媒、以及他人無涉——


作者簡介:王栩。所用筆名有王沐雨、許沐雨、許沐雨的藏書櫃、王栩326,定居重慶。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