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迎（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巢清塵（國家氣候中心主任、研究員）
在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氣候風險不斷加劇。氣候危機、環境污染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之間存在複雜的關聯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人類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氣候風險，走具有氣候恢復力的發展道路，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也與每個國家、城市、企業，甚至每個人都命運攸關。
全球近50年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特點
根據2021年9月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天氣、氣候和水極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圖集（1970-2019）》，近50年全球天氣、氣候和水相關的災害數量11072件，約占所有災害的50%，造成206萬人死亡，約占總數的45%，帶來3.64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約占總數的74%。全球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給人類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威脅。全球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全球經濟損失持續增加。1970-2019年，排名前十的災害事件有風暴和洪水，其中38%與颱風有關，洪水占31%。經濟損失持續增加，2010-2019年報告的經濟損失是1970-1979年的七倍多。損失最重的10次災害中有3次發生在2017年，且都是颶風，即「哈維」「瑪利亞」和「厄瑪」，三個颶風的經濟損失占1970-2019年全球十大災害經濟損失總額的35%。
二是全球死亡人數顯著減少。1970-2019年，排名前十的災害中人員傷亡最重的災害是乾旱、颱風、洪水和極端高溫。其中，颱風和乾旱造成人員死亡占比分別為38%和34%；死亡人數從上世紀70年代的5萬多人下降到本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不到2萬人，減少約2/3。
三是全球災害地區分布和災情影響嚴重不均衡。其中亞洲是受天氣、氣候和水極端事件影響最嚴重的地區，災害數量、死亡人數在全球的占比分別為31%、47%，均明顯高於世界其他地區，而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在全球的占比為33%，低於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區，但高於世界其他地區。不同地區最常發生和影響最大的災害類型各有不同，例如非洲，洪水占災害數量的60%，但乾旱造成了95%的人員死亡。對於南美洲，洪水是最常發生也是影響最大的災害類型，洪水占災害數量的59%，造成77%的人員死亡和58%的經濟損失。
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造成世界各地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損失慘重。例如，2021年2月中旬，美國德克薩斯州經歷百年一遇的寒潮，全州254個縣同時受到強暴風雪襲擊，不僅陸運和空運交通嚴重受阻，還造成了城市大規模停電、停水，約四百萬居民的生活苦不堪言。2021年8月底，一場170年最強的颶風「艾達」突襲美國東北部，帶來暴雨、洪水和龍捲風的侵襲，至少造成數十人死亡，超強破壞力造成巨大損失，登陸地附近造成上百萬居民斷水斷電。紐約市地鐵站雨水倒灌，20餘條地鐵線路一度暫停服務，全市因「歷史性氣候事件」進入緊急狀態。
中國受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影響情況
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中國重大自然災害乃至巨災時有發生，自然災害呈現出種類多、分布地域廣、發生頻率高、造成損失重、災害風險高等特點。由於我國是典型的季風氣候國家，氣候覆雜多樣、時空變化大，自然災害中氣象災害尤為突出，其中暴雨具有季節性特徵突出、強度大、持續時間長、範圍廣等特點。
近年來，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也呈現頻發態勢，帶來的氣候風險日益凸顯。據國家氣候中心的評估結果，1984-2020年，全國平均每年氣象災害直接經濟損失總體呈現經濟損失增加但占GDP比重明顯減少的趨勢。若以2020年價格計算，年平均經濟損失約為4815.2億元。近30年，每年因災死亡失蹤人數平均約3039人，由1991-2010年約4007人，下降為2011-2020年約1102人，下降趨勢明顯。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造成經濟損失增加和死亡人數的減少的特點與全球規律基本相符。
就災害影響看，根據2003-2020年氣象災害損失統計，暴雨洪澇災害直接經濟損失占比最大（44.8%），其次為乾旱（19.4%）、颱風（17.8%）。因暴雨洪澇死亡人數占比最多（63.4%），其次為強對流天氣（24.7%），颱風和低溫冷害比例分別為10%和1.8%。
全球氣候風險的趨勢
未來，全球變暖將進一步加劇全球水循環，極端事件將變得更為嚴重，即使在全球變暖1.5℃的情況下，一些觀測記錄中前所未有的極端事件也將越來越多地發生。與全球變暖1.5℃情景相比，在2℃情景下，各種氣候影響驅動因素的變化更為普遍，在更高的變暖水平下，變化將更為廣泛和明顯。有研究表明，在1.5℃溫升的情況下，全球每5年一遇的高溫熱浪影響人口約14%，但如果溫升達到2℃，影響人口就會飆升至37%左右。氣候變化還會加劇海平面上升，影響生態系統、糧食生產等很多方面。雖然1.5℃與2℃僅僅相差0.5℃，但造成的影響卻很明顯。在很多情況下，氣候變化的影響與溫升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而是接近指數性的關聯。
2021年8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布的第六次評估第一工作組報告強調，隨著全球變暖的加劇，預計每個地區都將越來越多地經歷氣候影響驅動因素的同時和多重變化，如高溫熱浪和乾旱並發，極端海平面和強降水疊加造成的複合型洪澇事件加劇。到2100年，一半以上的沿海地區所遭遇的百年一遇極端海平面事件將會每年都發生，疊加極端降水，造成洪水將更為頻繁。
如何定量評估未來人為排放的氣候風險？2021年9月30日，環境科學領域著名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發表題為《評估人為氣候變化的全球風險》的論文，來自法國可持續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科研人員領導的國際研究團隊開發出一個評分系統。研究結果顯示，到21世紀末，全球氣候風險將隨著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而大幅增加。比較全球升溫1.5℃和2℃情景，全球變暖每增加0.5℃就會導致全球氣候風險增加約1/3。在典型濃度路徑RCP2.6與RCP8.5下，綜合風險評分分別增加了2倍和4倍。
特別需要警惕的是，氣候變化的影響有些是極端事件，有些緩慢發生，還有可能全球氣候系統越來越不穩定，不排除發生類似南極冰蓋崩塌、海洋環流突變、森林枯死等氣候系統臨界要素的引爆，一旦發生將對地球生存環境帶來重大災難。2019年底，澳大利亞氣候學家斯特芬及其研究團隊在《自然》期刊上發表論文指出，北極海冰、格陵蘭冰蓋、北方針葉林、多年凍土、大西洋經向翻轉環流、亞馬遜雨林、暖水珊瑚、西南極冰蓋、東南極威爾克斯盆地等9個臨界點已經被突破，而另有6個臨界點正在突破中。2021年8月，北極格陵蘭島下起了人類有氣象記錄以來第一場大暴雨，導致高達87.2萬平方公里的冰川發生融化，至少70億噸水伴隨暴雨流失。全球一系列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發生和影響，讓越來越多的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氣候風險在不斷加劇，地球正處於氣候危機之中。
應對氣候風險的主要途徑
全球氣候變化引發的氣候風險不僅影響當代人，還加劇了代際間的不公平，對人類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2021年9月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與上一代相比，40歲以下的人們，尤其是今天出生的孩子們一生中面臨的極端氣候風險將不成比例地大幅增加。具體而言，相比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2020年出生的孩子們一生中面臨多7倍的極端高溫天氣，2.6倍以上的乾旱，2.8倍以上的洪水，1.5倍以上的熱帶氣旋（颱風），幾乎3倍以上的農作物歉收，2倍以上的野火等等。後代人不可能參與今天的決策，但他們的安全註定受到氣候變化的更多威脅，當代人顯然有責任保護後代人的氣候安全。因此，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全球氣候治理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
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的主要途徑不外乎減緩和適應。減緩指通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碳匯來改變氣候系統，而適應是通過調整自然或人類系統應對現實或預期的氣候變化及其影響以減少損失。減緩行動雖然在本地實施，但其影響是全球的、長期的。而適應行動在本地實施，可以短期見效，但效益也多為局地或區域的。針對未來預期的全球氣候風險，應減緩和適應並重。一方面大力減排，控制全球溫升水平，減少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即使全球大規模減排，氣候變化已經並將持續發生，提高人類和自然系統的適應能力和採取應對風險的適應行動也至關重要，二者相輔相成，都不可偏廢。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評估報告的科學結論表明，要在本世紀末前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必須在205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而要實現2℃目標，全球需要在207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顯然，實現1.5℃相比2℃目標可以顯著降低氣候風險，但需要全球付出更多的減排努力，未來十年將會是採取行動實現1.5℃目標的最後機會。除非深入、迅速、持續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否則無法實現將全球溫升限制在1.5℃甚至2℃的目標。2021年12月發布的中英氣候變化風險評估項目第三階段成果報告通過氣候變化經濟損失評估分析強調，現有統計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嚴重低估了氣候風險，實現碳中和是有效管理氣候風險的必要策略，實現碳中和目標可以使中國避免約80%的累計氣候變化損失。
應對氣候風險歸根到底是發展路徑的轉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六次評估報告提出，考慮到氣候與社會生態系統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關係，人類未來需要轉向「具有氣候恢復力的發展路徑」，即將減緩和適應結合起來，在積極減排的同時更好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還要將應對氣候變化與其他經濟社會目標結合，協同推進可持續發展。
構建氣候風險多層治理體系
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風險挑戰，促進具有氣候恢復力的發展路徑轉型，氣候風險治理勢在必行。氣候風險不僅來自於氣候變化的直接影響，也與經濟社會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密切相關。綜合應對氣候風險，需要在全球、區域、國家，以及部門、城市等次國家行為體等不同層面，通過政府、企業、社會群體和公眾等不同主體的共同參與，構建氣候風險多層治理體系，引導和鼓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從而實現增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降低氣候風險的社會功能。
在全球層面，2021年11月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屆締約方大會（COP26）完成了《巴黎協定》實施細則中市場機制、透明度規則以及共同時間框架等幾個遺留問題，並就減緩、適應和資金等關鍵問題形成了相對平衡的一攬子成果，標誌著全球氣候治理進入全面實施《巴黎協定》的新階段。《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為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取得成果發揮了重要作用。會議通過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集中體現了加強全球氣候治理應對氣候風險的全球共識，其關鍵要點包括：首先，重申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事實和不斷加劇的氣候風險發出嚴重警告。其次，罕見地將適應段落提到了減緩段落之前，凸顯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性。會議決定建立並啟動為期兩年的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適應目標兩年工作計劃，探討落實《巴黎協定》全球適應目標的要求。損失損害也從適應中獨立出來作為單獨一段，以強化適應行動並更多關注遭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最為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再次，減緩依然是核心，在重申《巴黎協定》目標的同時著重強調1.5℃目標，呼籲各締約方加速能源轉型進程，逐步減少無減緩措施的煤電，取消低效率的化石燃料補貼等。最後，在資金方面，會議要求發達國家儘早實現2009年承諾的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持續到2025年，並於2024年制定2025年後新資金量化目標，2025年將適應氣候資金總額在2019年基礎上至少增加一倍。總之，格拉斯哥氣候大會雖然為加強全球氣候治理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應對全球氣候風險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將承諾變為實際行動仍然任重而道遠。
近年來，我國在應對氣候風險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與防災減災相關的觀測監測、預警預報、應急響應、社會動員、物資儲備調用、重大工程設施、災害損失評估和災後重建等，另一方面是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戰略、政策和行動。在國家層面，中國發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在部門層面，適應氣候變化在減貧、城鄉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健康保障等多領域政策中有所涉及。在城市層面，2015年財政部、住建部、水利部開展海綿城市建設試點，首批列入16個城市。2017年國家發改委、住建部開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首批列入28個城市。在企業層面，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將氣候風險納入風險管理，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六大國有銀行均在其社會責任報告中對環境社會治理（ESG）進行披露，並增加了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相關信息。
然而，在全球氣候風險日益嚴峻的新形勢下，加強氣候風險治理體系建設仍是一個需要努力破解的新命題。首先，現有以防災減災為主的氣候風險治理體系仍需加強。未來特大暴雨等氣候災害可能並不罕見，需要有更合理完備的預案，更加快速精準地溝通風險信息，多部門應急響應，協同聯動，調動資源等。其次，防災減災和氣候適應的政策體系之間還相對獨立，需要融合發展。對氣候風險的理解不只是突發性的氣象災害，緩慢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可能損失更大。對典型氣象災害的分析和反思，往往是提升氣候風險意識和加強氣候風險治理的契機。只有在國家、部門、城市、企業乃至個體等多層次上全面提升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才能在下次氣象災害發生時應對得當，減少損失。最後，減緩和適應之間存在不平衡，減緩和適應行動的協同效益還沒有充分挖掘。一些部門、一些領域在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時對適應氣候變化重視不夠。實際上，減緩和適應都是氣候風險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減緩和適應行動還存在協同效益，如生態工業園建設，通過清潔生產、能源審計、生命周期分析的國際認證、產業共生、城市共生等手段，在增強城市可恢復力的同時具有非常明顯的節能減排效果。又如，林地和濕地保護、生態系統修復在增強生態系統可恢復力的同時還能增加碳匯。
總之，從長遠來看，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加強氣候風險的多層治理體系建設，還要跳出氣候變化，在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大框架下，促進面向具有氣候恢復力的發展路徑轉型。面對這一關係人類未來命運的宏大考題，中國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將以實際行動交出一份負責任的答卷。
【註：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碳中和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總體戰略和階段性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2ZDA111）階段性成果】
來源： 人民論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