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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關於三星堆遺址性質和來源問題的觀點主要有三種：
（1）「本土說」，三星堆是華夏文明獨自演化出的亞文明，是中原文明的一個分支；
（2）「西來說」，三星堆是來自古印度、或古埃及、或古西亞的文明成果；
（3）「互動說」，三星堆是「中原文化」和「外來文化」互動下的文明成果。
主流觀點是「本土說」，認為三星堆文化是從中原地區遷過去的。三星堆移民形成了蠶叢與魚鳧等族群，有的接近華夏民族，是留髮髻的。有些則梳辮子，接近三苗（或百越）族。三星堆綜合了華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多元影響，整體上看隸屬於中華文明。
三星堆遺址中沒有發現三星堆人DNA樣本，因此無法判斷三星堆人究竟更接近哪個人種或族群。有文章推測中國彝族是三星堆人後裔，基因測定彝族中的黑彝與古印度人血緣接近。
主流觀點不代表定論，只是在現有證據的條件下得出的多數人認同的結論。當解釋還有不圓滿的地方時，允許有其它推測和猜想，也許各種觀點證據都不充分，但可以繼續探尋。
主流觀點的最大問題是，三星堆青銅人像的確不像中國人（更像西亞人），三星堆表達的信仰的確與中國各地不同（更像西亞神話），本土產生雖也可能，但邏輯上總不圓滿。
「西來說」則明顯缺乏證據支持，特別是主張整個華夏文明都源於古印度、古埃及和古西亞，那麼，發源地有沒有相關記載？遷徙沿途有沒有相關考古證據？語言文字信仰是不是一致？
「互動說」則常常觀點含糊，因為世界文明本來就是互動形成的，歷史上人類文化也一直處於互動之中，這種特徵說不說都一樣，關鍵是大量三星堆文物特徵為什麼更像西方而非東方？
關於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和推測，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力求還原歷史真相，不被主觀情緒左右。世界文化發展源流眾多，沒有嫡長之爭，只要合理，任何結論都不影響文化自信。
本文提出「融合說」，認為上古時期有大量移民與文化進入東亞，華夏文明猶如一個大熔爐，不斷融合外來文明。而三星堆文化起初源於一支西來的文化族群，後來被本土文化融合。
1、三星堆文化的產生，是本土的、外來的、還是融合的？
三星堆文物的兩大奇特之處：一是人物相貌奇異；二是宗教信仰獨特。
三星堆青銅人像造型與當地人乃至中國各地區的本土居民相貌迥然不同：高鼻深目、刀眉立眼、闊嘴薄唇、大耳穿孔。從相貌到穿戴，為什麼都更接近西亞風格，而不像東方人？
無論這些青銅人像造型是代表製作者的祖先還是神靈，必然要以現實存在為藍圖，亦即，製造者的現實世界中必然存在這樣的形象。西安兵馬俑的形象就很明顯是中國人。
三星堆青銅人像的原型，去除藝術誇張成分，仍然迥異於中國人。如果古蜀人或雲貴地區西南夷是這種相貌，後世可以在圖畫遺蹟、文字記載、考古發掘中驗證這一點，然而卻沒有。
《華陽國志》雖然提到：「有蜀侯蠶叢，其目縱。」 （「縱目」可能是眼睛向外凸，也可能是兩目向上豎挑的「鳳眼」，或因眉間懸針紋形同 「第三隻眼」）但蠶叢，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
《蜀王本紀》說：蠶叢、柏灌、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從「數百歲」的時間長度看，應該是指開創古蜀國、掌握統治權力的三個部落或家族，因為個人很難有這麼長的真實壽命。
相貌受制於人體基因，信仰受制於文化基因。即使發生變異，也會有遺傳特徵，前後銜接。
三星堆文物中有龍、鳥造型（全球早期文明均有蛇鳥圖案），或可理解為中華文明中龍、鳳圖騰崇拜的早期雛形，不算神奇獨特。但三星堆文物中還有大量而神秘的眼睛崇拜。
除了眼睛巨大或凸出的人像造型，還有眾多的青銅眼睛、眼泡，及與眼睛有關的器物和圖形。這種現象在東亞地區其它文化中極為罕見，但在古西亞與古埃及地區文化中很常見。
三星堆文物中器物類型也非常獨特，不少為中國其它地區所沒有、僅三星堆文化所獨見，例如神樹、金杖、太陽輪、眼飾等，但在古西亞與古埃及文明中卻很常見。
三星堆文物中還有與古西亞人基本相同的帽子、辮子、靴子、太陽盤、生命樹之類的圖案或器物。三星堆文物主要是祭祀用品，這種青銅人像與器物不太可能是貿易商品，也不太可能是進貢產品。
三星堆文物中這些獨特信仰和器物，之前沒有，之後也沒有，同時期也沒有在中國其它地區擴散，尤其是青銅人面的古怪造型，既無前兆，也無流傳，怎麼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人們沒有在三星堆找到鑄銅作坊，也就是說，無法證明三星堆先民有鑄造這種水平青銅器的能力。包括當地不出產的特殊的象牙與海貝，可能都是外來的寶物。
可能1：是運來的文物，作為該族群精神寄託的國之重器，但不是當地鑄造；
可能2：是當地鑄造，但卻是外來族群在其統治時期按自己的形象鑄造；
可能3：是當地鑄造，由本土族群統治者利用外來技術人才鑄造。
第3種可能的情況下，本土族群統治者大概率不會製造外族人形象、用外族人宗教去祭拜。除非他（們）本身就是這種相貌、這種信仰。
三星堆文化大概沒有文字（只有圖畫標誌），無法通過文字比較將其與其它文化連接。
如果存在文字，有三種可能讓後世未能發現：（1）表意圖畫即是文字；（2）文字載體未能保存；（3）刻意不使用和流傳文字，如躲避敵人追殺，或擁有者處在拒絕使用該文字的更大群體中。
沒有發現或破譯文字，這些奇詭怪異的神像和形象也可以成為溯源的依據。
如果三星堆文物真的是來自外來族群，這個族群又從何而來？目前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來自古埃及文化，但同時期古埃及人的相貌明顯與三星堆青銅人像不同。
有來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的觀點，但與哈拉帕文化中人物形象也有較大差異。
相對而言，從青銅面相及器物內容看，聯繫神話傳說及歷史古蹟，來自西亞的可能性較大，經印度「身毒古道」進入四川。至於為什麼不是從反向擴散？因為只能看哪裡出現時間更早。
2、三星堆文化的成長，是放射型、吸收型、還是互動型？
如果三星堆文化的技術水平是放射型，即技術水平明顯高於周邊地區，並向中原等周邊地區進行文化和技術輸出，那肯定應該有內容輸出，且中原青銅文化的巔峰期應該晚於三星堆文化。但目前學界主流測定的年代是：中原青銅文化的巔峰期過後三星堆青銅文化才迎來巔峰期。
如果三星堆文化的技術水平是吸收型，那麼其器物應該有漸變的過程，即使是受中原文化啟發，變革創新、後來居上，也還需要時間，然而目前的發掘顯示三星堆文物似乎突然異常精美。有觀點認為商朝滅亡後大量中原青銅工匠進入蜀國推陳出新所致，那為什麼風格迥異？
如果三星堆文化的技術水平是互動型，即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互有影響，相互促進。這種情況考古工作已經證實存在，但同樣有很多疑點，如技術跳躍。還有種觀點認為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青銅技藝均受第三方的影響才發展起來，那就是技術同源、各為分支。
比較確定的是：三星堆文化起止時間大體在5000年前至3000年前（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延續了約2000年，期間發生過較大變化。
根據碳14測年數據，三星堆文化被分為四個時期，一期是石器時代，二到四期是青銅時代：
第一期距今4800年到4200年左右，大約在新石器晚期，與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晚期相當；
第二期距今4200年到3600年左右，大約在二里頭文化時期，或者說是夏代到商代早期；
第三期距今3600年到3200年左右，大約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商代；
第四期距今3200年到2600年左右，大約在西周時期。
三星堆遺址主體文化期測年數據4.2~3. 2 KaBP，即第二、三期。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沒有任何青銅，二期、三期開始出現，突然有那麼輝煌的青銅文化，說明有新的因素注入。
那些具有統一風格和鑄造水平、精美做工、誇張造型、驚人體量的三星堆青銅器文物，如青銅大立人、青銅面相、各種神獸等，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即周滅商（前1046年）前後。民間也有不同意見，或認為在夏商交替之際（前1600年）。
中原文化與三星堆文化肯定互相聯繫，互相影響，但同時必須承認，二者存在巨大差異：
（1）三星堆中的神像風格在商文化中不存在；商早期的青銅器風格在三星堆文物中也沒有。
（2）殷商青銅器多有刻字，而三星堆青銅器的器表上沒有文字。
（3）殷商青銅器基本只表現神，長江流域青銅器以動物為主，三星堆青銅器兼有人神鳥獸。
（4）三星堆青銅器金屬成分（例如含磷），與中原各地出土的商代時期青銅器有所不同。
三星堆和殷墟的青銅製品技術上都屬於青銅時代天花板的級別，鑄造水平各有所長，但總體來說三星堆的技術難度更高，在模具設計、鑄造工藝、重量尺寸、造型變化等方面均領先。
三星堆文物中有來自各區域的輸入：石峁的玉璋，良渚的玉琮，殷墟和長江流域的各種風格青銅器等。但似乎沒有對外輸出，其最獨特的器物與造型在其它地區的發掘中基本沒有。
這種現象的一種可能解釋是：三星堆文物只是運送和掩埋在該處，所有挖掘出的精品青銅器，均是外來產品，不可複製。當地並無高水平工藝，例如同期出土的日用陶器工藝就極其粗糙。
可能1：放射型技術。擁有三星堆文化的古蜀國（本土或外來政權），本身擁有先進的金屬鑄造技藝和獨特的宗教神話，鑄造出那些精美青銅和黃金文物，並控制了技術輸出。
可能2：吸收型技術。擁有三星堆文化的古蜀國（本土或外來政權）通過交流互動掌握了高超的冶鑄技藝，製造出獨樹一格的青銅製品，並發展出與眾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話。
可能3：本地無技術。三星堆只是一個統治集團的寶物匯集地，大量文物通過貿易或戰爭獲取，而包括最頂級的精美青銅和黃金文物，則是統治集團攜帶而來，都不是當地出產。
3、三星堆文化的消亡，是源自外力、內力還是自然力？
目前學術主流意見認為，三星堆神廟被燒毀、神像被埋藏，是古蜀國人內部矛盾衝突所致。可能在繼續與商人合作還是與周人合作問題上，三星堆兩個貴族族群意見分歧，其中一方與周人合作消滅了另外一方，勝利方作為同盟者參加了周武王的滅商戰役，並將都城遷到成都金沙，開始一個新朝代。
三星堆文物的掩埋，雖雜亂無章，卻頗有講究。早期坑是象牙在最下層，上層是青銅器和玉器，後期發掘的坑反過來，象牙放在最上層。不管怎麼放，肯定不是亂扔的，這基本可以排除了內部暴動者隨意毀棄的可能，因憎恨而銷毀寶物是不需要這這麼認真地分層次掩埋的。
原來考古專家曾認為三星堆文物的掩埋是用於祭祀儀式。這種方式令人感到不合理——祭祀也不需要毀掉這麼多寶物吧？而且，只祭祀這一次嗎？下次祭祀需要再製造這些很可能無法複製的精美青銅器嗎？因此，基本可排除為了祭祀而掩埋。
神器被砸碎、水澆火燎再掩埋，這種處理方式可以反映掩埋者痛恨或絕望的心情。因此，也可以排除為了遷都、將難以運輸的物品銷毀的可能。而且不應低估古人的運輸能力。
有觀點認為出土三星堆文物的地方不是祭祀坑，而是外敵入侵造成的滅國坑。可是，戰勝方毀棄戰敗方的青銅器、象牙、黃金是沒有必要的，更合理的作法是作為戰利品掠奪走。即使是因為野蠻而不知道寶物的價值，也應該不會以那種方式予以盡數掩埋。
由於三星堆文化的出土器物明顯是被人為破壞和焚燒過，且掩埋有顯著的人為痕跡，這樣也基本可以排除火災、洪水、地震等自然災害造成的寶器掩埋。
如果是三星堆人的貴族內訌，會是勝方貴族燒埋的嗎？不會。獲勝貴族不需要精美的黃金、玉器、象牙和青銅器嗎？這難道不是三星堆人的共同財富嗎？為什麼要銷毀和掩埋呢？
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三星堆文物的擁有者自行毀滅。在面對強敵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寧可毀棄本國世代相傳的珍寶，也不願讓敵人得到，這種絕望心理反應是合理的。
雖然，也有可能在戰爭、瘟疫等連續災難降臨面前，對原有的信仰崇拜失去信心，乾脆毀滅神器，以求擺脫災難，但這種情況的概率應該小於防止落入敵手，因為毀滅得太徹底了。
4、由於文獻和實物檢測證據非常有限，真實情況存在多種可能。對於還原歷史，猜測如下：
距今約12900年前，地球出現被稱為「新仙女木事件」的超強寒潮，全球氣候快速變冷，持續約1200年。期間大型哺乳動物減少或消失，可供採集的植物類食物數量驟減，原始人類開始大規模流動以獲取更多的食物，游群與部落在接觸與爭奪中，拉開了人類文明的序幕。
「新仙女木事件」期間，原始人類被迫拓寬食譜，食用大量植物種子與堅果。其後的2000多年的時間裡，地球氣溫回暖，有利植物生長，人類在長期與植物打交道的過程中發展出農業。在農業發明之前，在漁獵為主的人類游群移動頻繁，漫長的年代裡有大量的不同文化接觸。
距今8200年前的「8.2千年冷事件」之後，各地原始人類因環境變化，紛紛聚集到更適合生存的河谷與三角洲地帶，大規模人群的出現，使人類演化進入文明爆發階段，出現城市與國家。古西亞與古埃及文明均在此時誕生，並留下大量遺蹟，成為目前發現的最早人類文明遺址。
此時東亞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滿天星斗的文化聚落，且各有所長。有巢氏發明建築房屋，燧人氏發明取火用火，伏羲氏發明漁獵畜牧，神農氏發明種植五穀，軒轅氏發明車輪戰車，岷山氏發明養蠶紡絲，等等。陶器、弓箭、布帛、音樂等新事物也被同時發明或傳播。
約5000年前，地球氣候最適期結束，大部分地區發生了從濕潤到乾燥的轉變。西亞地區的城邦國家因環境惡化而戰爭頻繁，不停有族群向四面擴散，希望能夠找到更好的棲息地。其中有被滅國的族群帶著青銅技術和部分宗廟重器開始逃亡生活，分散定居，且不定期遷徙。
東亞地區因自然條件優越，逐漸成為各路遷徙族群的樂土，並與當地的眾多本土族群在這片「新大陸」上開始了土地、資源與人口的爭奪戰。
阪泉之戰、涿鹿之戰均是該時期的戰役。軒轅氏首領黃帝戰勝其他部落成為霸主，並與各部落聯姻，娶蠶絲產地岷山氏部落之女嫘祖為正室（因此隋唐之後嫘祖被奉為「蠶絲始祖」）。
4200年前的「4.2千年冷事件」帶來洪水與降溫，再次加劇了全球人口大流動。環境惡化導致大量族群無法在原有的高原地帶生存，紛紛到低海拔地區尋求生存和搶占資源。
此時東亞地區也頻現大規模部落戰爭，最終禹（黃帝的玄孫）取得勝利，建立了夏朝，統治中原，治理了洪水，恢復秩序，且融合出「華夏民族」，成為中華大地的主導。
禹生於富裕的岷江流域汶山石紐（西羌地區），其曾祖母也是岷山氏。岷江曾被視作長江正源，發源於四川、甘肅交界的岷山南麓。岷山氏居住在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位於岷江中游。
岷江流域野蠶眾多，因此岷山氏最早發明了養蠶紡絲，並以蠶為圖騰（「禹」字中的「蟲」可能是蠶）。通過絲綢的對外貿易，岷山氏富甲一方，成為南北絲綢之路的樞紐中心。
南方絲綢之路通往印度河流域，那裡有一個貿易對象，是最初來自西亞的遷徙族群。在當地已經融合數百年，但宗教信仰一直未變。他們在與岷山氏貿易往來的過程中，了解四川盆地及沿途的地理和物產狀況。
「4.2千年冷事件」後，印度河流域氣候變化、水源枯竭，環境所迫，該族群決定繼續遷徙。於是分兩路行動，一路經恆河平原進入中南半島，到達越南，一路從「身毒古道」進入四川盆地。
他們趕著大象、牛羊，馱著以前最精美的祭祀神器，帶著印度洋海貝和青銅兵器，抱著獨特而執著的宗教信仰，來到富庶的岷江平原。他們很快取得當地統治權，並與岷山氏融合。
這支西亞族群崇拜眼睛，岷山氏崇拜桑蠶，兩個圖騰崇拜組合在一起，稱為「蜀」（眼睛+桑蠶）。「岷山氏」也改稱「蜀山氏」。新國家由外來的古西亞族群和當地的蜀山氏族群共同組成，後世稱其為「古蜀國」。注入了新鮮血液的古蜀國統治區域由岷江上游逐漸擴展到中下游。
古蜀國統治集團大力發展該地獨特的養蠶紡絲技術與絲綢貿易，被稱為「蠶叢（叢者，聚也）」 。蠶叢氏來自異域，相貌奇特，髮髻與服飾均與當地人迥異，風俗也與眾不同，人死後用石棺石槨。他們有獨特的宗教信仰和神權政體，熱衷祭祀活動，盛行青銅文化，成為獨樹一幟的地方勢力。
蠶叢氏本就擁有從西亞帶來的先進青銅技術，又憑藉絲綢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從秦嶺、雲南、豫西運來銅礦，按照首領的樣子進行藝術加工，新鑄造出一批祭祀用的青銅器。
精美的青銅器和華麗的絲綢引起中原夏朝的注意，夏朝以夏禹故鄉被異族占領為名，要求蠶叢氏歸順納貢。蠶叢氏不肯臣服，憑藉先進的青銅武器與險要的川隴地形進行防禦。
蠶叢氏在與夏朝的長年戰爭中，國力不支，落於下風，於是採用進獻絲綢和美女（琬琰，夏桀元妃妺喜因忌怨琬琰二人，而好聞撕裂絲綢的聲音）的辦法，向夏朝求和。
夏朝也因對外戰爭頻繁，國力大損，被商國趁虛而入，滅夏興商。
商朝繼續進攻不肯稱臣的蠶叢氏蜀國。「蜀」字首見於商朝甲骨文（現存甲骨文中與蜀相關記載僅60餘條，其中部分是戰爭記錄，可能還有大量記載戰爭的甲骨遺失）。
商軍武器精良，戰力強大，蠶叢氏戰敗。蠶叢氏首領被殺，頭顱被商朝軍隊割下帶回都城獻祭，並被放進商軍統帥婦好墓（河南安陽）的陪葬坑。
蠶叢氏首領雖然戰死，但該族群宗教信仰是"神化不死"，稱其「成仙」。
戰敗的蠶叢氏餘眾沿岷江南逃，至柏樹茂盛、白鶴棲息之處（今四川彭州），將本部族名稱由 「蠶叢氏」改為「柏灌氏」，並以種植為主業，徐圖復興。
原有的青銅重器等祭祀用品也隨之南運，並在國力有所恢復後新制了一批青銅器（二期三星堆文物上有鳥的圖案，以鶴代表柏灌氏）。
原為蠶叢氏的屬民、以漁獵為主的魚鳧氏逐漸強大，建都魚鳧城（今成都溫江）。魚鳧氏人數眾多，本就與蠶叢氏通婚，長期受蠶叢氏統治教育，宗教信仰與政權模式均繼承蠶叢氏。為與柏灌氏爭奪蠶叢氏的正宗王權和祭祀重器，與柏灌氏展開激烈戰爭。
戰爭的結果，魚鳧氏最終吞併了柏灌氏，獲得所有寶物重器，並在三星堆位置建王城、復神權、制新器（三期三星堆文物上有魚的圖案，代表魚鳧氏）。還依蠶叢氏的宗教習俗製作了黃金權杖，刻畫圖案的意思是：蠶叢氏的王權（王冠人）傳遞（箭）繞過柏灌氏（鳥）傳給魚鳧氏（魚）。
魚鳧氏將統治區域擴大至整個成都平原與附近山區，正式取代蠶叢氏成為新蜀王。祭祀青銅器的鑄造雖沿用蠶叢氏形象，但嚴格禁止青銅冶鑄技術外傳。同時繼續與商朝進行戰爭。
商朝與蜀國的戰爭損耗了雙方巨大國力。商朝與朝貢國（如鬼方）、東夷、蜀國等進行多場戰爭，導致內部空虛。周人藉機發難，率眾伐商。蜀國自然積極響應，作為周軍的第二大盟軍，共同在牧野之戰擊敗商軍。
然而在魚鳧氏蜀國助周伐商之時，本地人杜宇起兵造反。魚鳧氏措手不及，腹背受敵，最終戰敗。為避免帶不走的祭祀神器落入異教徒之手，魚鳧氏殘眾焚埋寶器後逃亡，世人稱其「打獵成仙」。逃亡路線可能是西南方向，因為現代彝族、哈尼族等少數民族有類似文化遺蹟。
杜宇獲勝後向周朝稱臣，獲封蜀侯，後獨立稱王，號望帝。杜宇統治期間為三星堆遺址四期，其統治、信仰、政權均與蠶叢集團及魚鳧集團不同，這些變化也體現在該時期青銅器上，器物種類銳減，宗教信仰變化，青銅器水平質量下降，造型風格大變。
繼任者鱉靈遷都郫邑（今成都郫都），開啟蜀國開明王朝，進一步移風易俗。至此不再有三星堆文化。曾經風行一時的奇異的相貌造型和獨特的宗教祭祀都徹底消失於成都平原。
以上是根據歷史文獻與考古成果的推測，不是考證，僅為猜想，儘量合理，力求合乎邏輯，符合史料。「融合說」只是對三星堆歷史可能性的一種推測，並不否認「本土說」的可能性，也不與「西來說」爭辯，對歷史事實本身的多角度探討同樣體現尊重歷史與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