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
從歐洲返滬，傅雷便住在我家，職務是上海美專校長辦公室主任兼西洋美術史教授。他對課程設置、教學質量、學生紀律以至人事安排，都一一過問，教職員對他都很器重。
我和他都屬猴，他比我小十二歲，感情卻不亞於手足。他的審美能力，鑽研精神都使我佩服。初到巴黎不久，我跟他學習法語。他畢業於上海徐匯中學，底子好，又用功，到法國後，巴黎話說得更加流暢，他教了我兩個月，便指出「我們見面老講上海話，這樣學不好，你應當找一個不懂中國語的太太去學，才有希望。」接著他為我介紹了一位女教師，從這件小事就可看出他的認真和嚴肅。
為了翻譯《貝多芬傳》，他曾經與羅曼·羅蘭通過信。這些信就印在卷首，為了弄清巴爾扎克名著《貝姨》《邦斯舅舅》等書中一二處用語，他和法國友人反覆通信，直到搞清楚之後才定稿，必要時還加上注釋。
今天，安徽省出版局印行他的譯文集，是一件極有意義極有見地的工作。幾十年來，他翻譯的文學作品在我國讀書界享有很高的信譽，對後學有很多啟示。譯羅曼·羅蘭寫的幾本傳記，質樸流暢，信、達、雅三條都具備。《約翰·克利斯朵夫》可以說是部長達一百多萬字的散文詩，但譯者沒有造一個生僻的怪詞，文筆之美，足以醉人。伏爾泰的小說以哲理見長，又是十八世紀的名人，寫過很多詩和哲學著作，文字純淨機智，很有回味。他把梅里美譯得優美生動，風格性很強。雖然只有兩種，也使人百讀不厭。傅雷譯得最多的是巴爾扎克的作品，渾厚、俏皮、準確，對話更見性格，我拿譯文和部分原作對照過，也算得旗鼓相當，銖兩悉稱。很難相信四個人的作品出於一支譯筆。
傅雷的老家在浦東，父親只活了十八歲，留下小片土地，出租勉強可供衣食。他雖是遺腹子，母親管教甚嚴，對他性格的形成頗有影響。他在學校念書成績始終很出色。四十年代初，祖傳的幾畝地便賣掉了，多少年都是靠譯書維持其清貧的生活。
我與傅雷在一九二九年相識，那時他正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文學，也常去梭旁恩聽藝術講座，到羅佛宮美術史研究院學習藝術史。異國訂交，立刻成為知己，常常一起到羅佛宮去觀摩世界名畫。羅佛宮的美術作品，按時間地區分別陳列，看畫的過程，很容易了解各種流派的變化、時代的特徵、作家的風格，從古希臘、埃及、中世紀歐洲、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十六世紀的法蘭德斯、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西班牙、十九世紀的法國，都比較全面。他的分析能力很強，不僅看畫，而且讀了大量的美學、美術史、音樂理論論著。他在作畫、作曲、彈鋼琴方面都作過努力，無奈他的審美水平比他的創作能力高出很多，所以對自己的繪畫和曲子以至彈奏技術都很不滿意。
看到他很為這件事苦惱，我就說：「怒安！你不要把時間再花在創作方面，還是研究美術理論、美術史吧。一樣可以成為出色的學者。」
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天天來討論學問的還有詩人梁宗岱，三個人不是娓娓清談，便是爭論不休，往往把我的妻從睡夢中吵醒，使她不得不下令逐客，他們才戀戀不捨地告辭。第二天晚上又是那樣。友情給人的安慰和力量是無法估量的，尤其是生活在異邦的窮苦青年們。如寫法文詩的何如來、畫家王濟遠、龐薰琹、張弦、陳人浩、汪亞塵、女畫家張荔英，還有研究歷史的黎東方，一坐咖啡館裡辯論起來，就是幾個小時，非常熱烈。今天荔英已去新加坡，健在的只有薰琹、亞塵和宗岱了。
我們和另一位留學生，後來也到美專執教的劉抗一起，拜訪了巴黎美術學院院長裴那、教授阿芒、約翰、雕刻家龍杜斯基（孫中山像作者）、畫家梵鈍根等，並曾同去憑弔過米勒的故居、梵谷的寓所、莫奈美術陳列館。我作了一些速寫，他則耐心看畫，不停地寫筆記。不久，傅雷和劉抗住在巴黎近郊的一個家庭宿舍中去了，兩個人更加親密。他曾吟過蘇子由的名句贈給劉抗：「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緣。」這種友情後來一直保持著，終生不衰。
一九二九年盛夏，傅雷去瑞士度假，住在萊夢湖邊一間小別墅里。主人是他的朋友，他便寫了信約我和劉抗、人浩也去作畫，下榻在一起。記得碰頭的第一夜，傅雷躺在床上，翻身打滾睡不著。
「你怎麼失眠了？」我扭開了電燈。
「到了這個地方，想起雅各、盧騷與羅曼·羅蘭，這些寫過傑出藝術作品而不見容於本國官方輿論的思想家，我很痛苦。一個人是否應當像盧騷、羅蘭那樣正直呢？」
「應當正直，死而無悔！」我們披衣走到房頂陽台上，一直談到曙色照著萊夢湖。衣服都讓露水打濕了，心裡卻是暖洋洋的。
「海粟！在中國，上億的人終生未到過縣城，在巴掌大一小片土地上勞累了一輩子。我們既然有幸來到歐洲，就應當學些真本事回去為祖國服務。國內學者，只有少數人能享受到我們現在這樣方便的條件。」他目光炯炯地望著旭日，似乎不是在同朋友交談，像是在和遙遠而又貼在心頭的祖國絮語。我們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討畫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語一樣，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風的。在我作畫的時候，他就看書，整理札記，十分勤勉。
一九三〇年，我們又同去比利時參觀該國獨立一百年的博覽會，看到了魯木斯、倫布朗的名畫。出會場的時候，他說：「比利時這樣小，辦了這樣大的博覽會，為小國揚眉吐氣，可是，我們中國卻辦不起來，……」他是多麼渴望祖國富強起來啊！
我們一起到了梵蒂岡大教堂，一起欣賞研究達文西、米蓋朗琪羅的作品。壁畫很高，還有繪製在屋頂上的。我們仰頭看累了，就躺下來看；眼花了，就用鏡子反照下來低著頭看。一天一天，完全沉迷在藝術的境界中。
我畫二千年前古羅馬獨裁者故宮和角斗場的遺址、畫翡冷翠、畫但丁與神秘少女Beatyix相遇的古橋、畫水鄉威尼斯的風光。我們討論著荷馬、但丁、歌德、莎士比亞、雨果的作品；談論文藝復興巨匠們的傑作，一直到羅丹的雕刻、印象派和野獸派的畫，也有過爭論，但並不影響友情。
我住在巴黎拉丁區沙蓬街十八號，羅林旅館四樓上一間小屋裡，每天都要到羅佛宮去臨畫我。認真研究大家代表作，從畫布大小、色澤深淺、構圖特點、美術史家的評論，做到一絲不苟，是和傅雷的鼓勵分不開的。有一次，我畫倫勒朗的《裴西芭出浴》，光線乍看只集中在幾小點片，但臨摹起來，發現用色極為複雜。我們討論著，啃著麵包，窮得連一般的菜也吃不起，但精神上卻很愉快。我在巴黎三年期間，臨了義大利威尼斯派大師提香的《基督下葬》、法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巨頭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和《十字軍攻入君士坦丁堡》（局部）、法國現實主義巨匠米勒的《拾穗》、柯洛的《真珠少女》、後期印象派創始人塞尚的《縊死者之屋》等等。這些畫一九七九年在北京被香港美術評論家黃蒙田先生看到，譽為「中國還沒有第二個人在鑽研古典油畫方面下過這樣大的工夫，這樣認真地吸收營養」。聽到朋友的讚譽，使我更加懷念傅雷了。
傅雷在法國很愛買書，對接濟窮苦的海外同胞，也十分慷慨。有一次，他向我要去一筆錢，三天便花光了。我知道他不會有不正當的開支，並不過問，他也無酸腐忸怩之態。
有位巴黎小姐瑪德琳，一頭金髮，皮膚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樣蔚藍。她很會畫幾筆，也能彈鋼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卻酷愛探討藝術，和傅雷一談話，就像賽納河中的流水聲一樣喁喁不絕。他倆的感情逐漸深厚。
早在傅雷出國之前，老母便給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這位值得尊敬的未婚妻，具備東方人傳統的美德，不過當時還沒有表現這些美德的機會。傅雷平生尊重母親，對老人家的決定一向沒有異言，現在遇到有共同愛好的瑪德琳，覺得比表妹可愛得多了。
現在讀到一些學者、名人傳記，很少涉及愛情，我並不主張連篇累牘喋喋不休地去描寫私生活，但是如實敘說他們的思想感情活動，也包括純潔向上的愛情，並不損害傳主。完人不多，既有事實，何必為死者、賢者諱？
傅雷是個內向的人，他用理想的漆，塗到瑪德琳身上，讓她通體發出光輝，來促使自己狂熱地愛她。這一點，我是旁觀者，稍為清醒一點，提倡或反對找異國配偶，都無必要。只是覺得這位巴黎小姐未必能遠涉重洋嫁給一個窮書生。熱戀中的判斷並不理智，我對他們的戀愛持保留態度。經過反覆的思想鬥爭，傅雷給母親寫了一封辭婚的長信，並向老太太介紹了金髮女郎的各種長處。看完信後，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戀愛並沒有經過什麼考驗；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對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擊，我最後決定：把信揣在懷中不寄。
幾個月之後，瑪德琳同傅雷終於鬧翻了。傅雷的脾氣也的確很怪，有些地方不近人情。瑪德琳和他決裂是性格上的衝突所導致。不見得都怪這位巴黎小姐。
一天，旅館老闆很驚慌地告訴我：「你的朋友來了，手裡拿著一支槍，看來火氣很大……」
一會兒，傅雷氣沖沖地走了進來，將手槍放在桌上，面色蒼灰，兩頰下陷。我不敢去奪槍，只溫和地和他講話，一面給妻使眼色，讓她把槍拿到手中。
「你為什麼生這樣大的氣？」
「瑪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變了！」
「隨她去好了，不用生這麼大的氣！」
「不能！我太痛苦了！」
我叫劉抗把巴黎少女叫來了，對她說：「即使愛情破裂，友誼仍應當存在！」
兩個人吵了一陣，姑娘哭著，傅雷流著淚，我們又一起去吃了飯，用了咖啡，他們仍有感情，也還有格格不入的一面。手槍交給了旅館老闆鎖入了保險箱中。一齣戲的高潮過去了，但並未結束。
我拉著他到塞納河邊去漫步，百般安慰他，並且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建築在沙灘上的愛情本來就沒有基礎，崩潰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此種沒有前途的愛情，被浪濤沖毀並不是壞事，何必自找許多無代價的痛苦來妨害事業呢？」
「謝謝老兄美意，我還不死心，要試一試，瑪德琳會愛我的！」說完便分手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敗之後，對我說：「我是自找苦吃，誰也不怨，捫心自問，沒有對不起瑪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殺，是因為上次的信給母親的打擊太重了。當時太糊塗，如果表妹尋死，老人家活得成麼？」
「如果你死了，你母親不是更痛苦麼？」我把揣在懷中未寄的信退還給他，他感動得流下了淚水。
那時，巴黎是世界美術中心，在蒙博那斯，有許多專供藝術家休息談心就餐的咖啡館，其中波爾咖啡館很有名，我們一道在那裡見過很多的畫家。傅雷的法語非常流利，引起法國藝術家們的驚奇。
我和傅雷回國一周後，蔡元培先生在威海衛路一家不大的菜館中為我們洗塵，作陪的有周子勤，還有後來附逆的褚民誼。當天就爆發「九一八」事變，整個上海都沸騰了。
十一月底在功德林酒家，我和蔡先生正商議把中國現代畫赴德展覽一事推遲到一九三五年進行。忽然一位工友將我請到鄰室說：「傅先生被學生圍起來了。
「為什麼事？」我毫不掩飾自己的驚詫。
「他和學生會發生了衝突！」
原來學生會提出：要准許同學們上午開會，上街遊行、宣傳，把繪畫課改到下午上。
傅雷堅持：改動課程可以，但是，原定在下午講授的美學、美術史課程要在晚間補上，不能荒廢學業。
學生會的骨幹們也同意了。
這天下午一點半鐘，傅雷正在給一班學生講《西方美術史》。他用彩色幻燈把名畫的複製品投射在粉牆上，使學生身歷其境，如對原作，加上他的分析富於創見，把畫中的人物關係及背景介紹得如同一幕戲劇，深入淺出，條理清晰，層次分明。當學生會通知集合的時候，這班學生聽得入了迷，完全被傅雷的生動講課所吸引，紋絲不動。幾位熱情洋溢的學生會骨幹便闖進課堂，要求停講；傅雷一定要講完這一節，推遲二十分鐘開會，否則校規便會等於廢紙。
這樣，他被學生們圍住了。
我很理解群眾的心情，更能體會傅雷也是個堅定的抗日派，他對學生是善意的。經過一番思考，便叫工友回去，因為我確信師生之間是可以達到諒解的。在這樣的時刻，不但我回去左右為難，就是驚動蔡老到學校去，同樣解決不了問題，只能以靜待動，靜觀應變。回到家中，我心中依然很不安。
晚上十二時，學生會主席成家和，還有活躍分子趙丹、徐韜、王為一等十位學生把傅雷送回家來。
阿丹說：「我們年輕人很鹵莽，說做就做，希望傅先生不要生氣。」
傅雷在屋裡徘徊了片刻，手扶著桌角嘆了一口無聲的氣說：「這書也沒法教，學生也沒法學，從此我不再進課堂了。」
我對阿丹他們說：「你們回去和同學們作些解釋，明天開個歡迎會，我負責讓傅先生出席，並且把課教完。」
阿丹說：「傅先生不要扔下我們！我們真愛聽您講學！」
成家和說：「歡迎會我們負責開得熱熱鬧鬧，但是校長一定要請他出席！」
直到一點多種，學生們才回去。
第二天中午，傅雷笑盈盈地回到家中，興致很濃地說：「今天會開得很熱烈。學生們單純、坦率、可愛極了。對於抗日，我一向堅決擁護，也有勇氣為祖國獻身，可是辦學校總不能沒有一點紀律，現在看來，我的擔心屬於多餘，他們完全懂得我的心意。為了這樣有為的一批青年，我把課講完，累死也高興！一定要把學校辦好，辦到國際水準讓大家滿意，做到抗日、功課兩不誤！哈哈，我覺得自己變得年輕了。」
我也分享了怒安的喜悅。傅雷本人和阿丹他們一樣單純、坦率、可愛。但是在本期課上完之後，傅雷便宣布辭去教授職務，不再上課，並將辦公室內所有表冊文件，圖書一清點回到家中，便以譯書為樂。我問他為什麼這樣。他說：「說過的話不能改，不但現在不教，將來也不教，若在別的學校教一節課，我對不起你。」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好勉強了。後來外國語學校出高薪請他去當法文系主任，他果然堅決謝絕。事過二十五年之後，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願教書並不是和同學們意氣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後來一位參加過圍攻傅雷的同學楊志榮告訴我，那天他和同學們一起衝進教室的時候，曾經打過傅雷幾拳頭。為了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慮再三，最後還是把真相告訴了我。志榮解放前參加過進步運動，曾經遭到反動派的逮捕和關押，出獄後，去巴黎留學。一九三五年我路過巴黎參觀馬蒂斯畫展，遇見過他和梁宗岱。解放後他與我在華東藝專同事，後來因病調離，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他當年的這種認錯精神還是好的。傅雷後來也認識了楊志榮，對挨打一事從未提及，很符合他一貫的性格。
一九三五年，怒安去洛陽龍門石窟進行考查，工作項目有測量、攝影、繪畫、記述、考據，十多個石窟，其中雕像少的十多尊，多的達八九十尊，他費時四個月，寫出了詳細的報告。可惜這本書沒有出版，現在怕連稿子也不會有了。但這項工作卻很有意義，使他有機會對古代雕刻，深入研究，和西方的古典作品做了個比較，後來和孩子們談雕刻就更全面了。他說過一段很透闢的話：「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優良傳統和精神，才能徹底了解別個民族的優良傳統，滲透他們的靈魂。中國藝術最大的特色，從詩歌繪畫到戲劇，都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雍容有度，講究典雅、自然，反對裝腔作勢和過火的逗趣，反對無目的地炫耀技巧，而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級藝術共同的準則。」這種精神後來也貫串在他和兒子討論音樂、繪畫的全部著作中。
這年，他和劉抗同登黃山。山上的峭壁、石筍、瀑布、奇松、雲海，都使他為之狂喜。他觀日出、漱飛泉、聽松濤，在奇峰之巔抱膝長吟，在升仙台上對雲凝思，回來後無限感慨地說：「只有登了黃山，才能達到蕭然意遠，恬靜曠達，不滯於物，不礙於心的境界。中國畫家向大自然尋求靈感，獲得了成功，這種意境，西方畫家很難夢想得到！」
抗戰勝利後，他搬到愚園路宋春舫家，和宋奇等友人一起編《新語》刊物。出不到九期，便被迫停刊。刊物內容已記不清了。但他後來對我講過：「中國的晉、魏六朝是文學藝術的一個高峰，那些殺人很多極有權術的人，在客廳里清淡起來，又是那樣超脫，無怪日本人把《世說新語》一直當作枕邊秘籍，千年來傳誦不衰。所以我把刊物命名《新語》半月刊，對文學風格比較講究，還有不少東西可以重新翻翻的！」這段自我批評的話很客觀。
不久我和他為一件事，整整十年沒有來往。
傅聰很小，傅雷不讓他上學，自己教他文化，請上海樂團一位義大利學派的專家教指法，樂團指揮兼提琴家教樂理，每天要傅聰練習鋼琴傅雷聽覺靈敏，聽出差錯就打，這一點我很反感，勸他說：「小孩子應當上學，過集體生活，讓他全面發展，這樣打太不好了。」
傅雷說：「我教訓自己的兒子你也要管麼？」
「你用瓷盆子砸在孩子鼻子上，留下一個疤，這太過分了，我為什麼不能管！」
「我偏不服你管！」他的聲調提高了。
「你這樣做要後悔的！」
「永不後悔！」
他真的不後悔麼？不。在認清了自己的過失之後，責己之嚴，正是怒安本色，他曾對兒子說過：「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但這已是後話了。
自那次分手之後，我一直悵然若失。想到傅雷沒有人談心，一定會很寂寞。幸而黃賓虹、林風眠兩位先生常去看看他。一般的人，他不肯與之往來。
我的女兒英倫，兒子劉麟和傅雷的兒子傅聰、傅敏兄弟常在一起玩。傅敏說：「伯伯！爸爸想你啊！
一九五六年冬天，我忽然接到傅雷的電話說：「我來看你。」
「來吧！我們全家歡迎你！」我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
他真的來了，一切和好如初。從此，我們每周總要見面兩回，有時一起去廣東路古董店走走，他愛買些小擺設，拿來和我一起評賞，只要我說好，他就笑顏頓開。
在反右派鬥爭這件事上，我對傅雷很負疚。他到政協參加大鳴大放會議，是我請他去的。那天在「中蘇友好大廈」開座談會，發言的次序是周谷城、蘇步青……傅雷第六，我第十二。當我講完之後，他又再次發言，對院系調整提了很多意見。後果真慘，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後，很激動地說：「我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永遠愛著我的祖國，問心無愧。既然你們視我為異類，從今以後，我不參加任何會議，該有什麼罪，該負什麼責任，聽候處理。有些善意的意見，我感謝；那些誇大其詞的攻擊，我反對，決不接受！」從此杜門不出，連領導同志去看他，他也不見。市委在六一年要給他摘帽子，我去找他，希望他不要反對，由梅馥寫幾句表態的話算了。他沒有反應，變得默然，把全部精力用在巴爾扎克著作的翻譯上去了。
今天，《傅雷家書》出版了，海內外傳誦，被人稱為愛國主義的教科書。怒安人品之高，情操之美，感動著千千萬萬的讀者。當年執行極左路線的上海市委負責人，雖已去世；打擊傅雷最凶的張春橋也被人民關在監獄，可以說是歷史無情又有情了。我的一位老熟人在去年對我說：「當年市委領導人當中，對定傅雷為右派一事就有人反對。我也奉命批判過傅雷，當時也是為了保自己。今天讀到傅雷的家書和譯文，我知道自己的做法破壞了毛主席制定的統一戰線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在國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慚愧萬分。傅雷是不朽的，批判他的幾個人沒有一個能和他相比！」說畢，他痛苦地流下了老淚。我也泫然，久久說不出話來。
在幾十年間，對於朱梅馥同志，我是充滿著敬意的。她是個無名英雄，從不拋頭露面，把一切獻給了丈夫。傅雷學術上的成就是和她的關心照顧分不開的。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驚人的溫柔，成天忙於燒飯、洗衣、帶孩子；還替他查字典、翻書、抄稿、寫信，忍受著他有時極不近情理又沒有來由的慍怒。傅雷偶然同幾個朋友打兩圈小牌，打一兩次回力球，夫人靜觀，不敢多口。他輸了卻怪夫人不替他當好參謀，大叫一通，嚇得孩子們不敢吭聲。但等怒火一過，他又向夫人反覆道歉，表現得格外真誠。於是梅馥一笑置之，她理解怒安身上特有的長處，尊敬他的學問、人品。對於這些枝節小事，在別人處於同樣情況下認為難堪的，而梅馥並不計較。在對傅雷的理解上，我以為她是別具慧眼的。
傅雷很固執，認定為真理的，決不肯輕易改變觀點。這裡想談一件小事：我到巴黎近郊去看望朱光潛時，畫了一張油畫《玫瑰村》。傅雷一看便說：「很好，在色塊的處理上、構圖上都消化了塞尚的影響！」剛巧梁宗岱也在場，便和他唱反調：「這畫是海粟自己的東西，與塞尚無關！你看走了眼！」兩位老友爭執不休，最後發展到揮拳動武，誰也說服不了誰。我不在家，急得我的妻子放聲大哭。兩人又吵到警察局，局長問明吵架的原因後，哈哈大笑，他們也笑了，和解了事。當我寫這篇回憶錄的時候，宗岱已患重病，臥在床上，他很久不寫詩、不研究文學，也不從事翻譯，在做些科學研究工作。老友越來越少，我想起這些往事，希望激發他的懷舊之情，早日康復，寫出動人的回憶錄來！
傅雷的爽直坦率也是很罕見的。有位美專老同事，治學勤勉，擅於著作。剛到學校，為了樹立威信，便將自己的畫掛在長廊上。傅雷一見，蹙著眉頭說：「這些畫不行，收掉！」弄得別人很尷尬。我又介紹他們相識，傅雷點點頭，一言未發便走開了，弄得我更難堪。事後我問傅雷：「你怎麼這樣傲慢？」
「此公沒有本領，只會抄書。」
「你太狂妄！」我生氣地說。
「沒有閒功夫！」傅雷揚長而去。
我只好向老同事道歉，他哈哈大笑：「傅先生學識高，我不計較。他對我這樣的態度是鼓勵。我的確只會抄書，以後要用功啊！」這種度量是驚人的。兩位著名的學者後來果成了好友。
劉抗結婚，傅雷像孩子一樣高高興興地跑去鬧房，趁著我們喝酒的機會，他一個人溜進洞房，把香粉倒進菸灰缸，把皮鞋掛到窗外，將唱片藏在枕頭底下，襯衫吊在天花板上，使新郎、新娘又好笑又難堪。他那天真的笑容使你無法對他生氣。他很愛劉抗的畫，但在自己婚後第二天便把劉抗贈他的畫全部退還，使劉抗大為驚愕，原來是劉抗的夫人未來參加傅雷的婚宴，他認為不給面子，雖然講過有病，也照樣大發怒火。這些地方也能看出他的純潔真摯，一旦解釋清楚便毫無芥蒂。他和劉抗通信最多，希望抗弟能將這些東西整理出版。
怒安篤於友情，見義勇為。一九三六年夏天，張弦返浙江老家過暑假，不想患腸炎脫水病去世，怒安和劉抗徵集張弦遺作辦了一次畫展。一九四七年為龐薰琹辦一次畫展，奔走之勤，挑選作品之嚴，為當時罕見。一九四三年，黃賓虹八十大慶，傅雷為他舉辦首次個展，這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他評論黃賓虹的畫，見解也很獨到：「以我數十年看畫的水平來說，近代名家除白石、賓虹二公外，其餘多欺世盜名，而白石嫌讀書太少，接觸傳統不夠（他只崇拜到金冬心為止）。賓虹則是廣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歷代各家精華之大成，而構成自己之面目。尤可貴者，他對以前的大師都只傳其神而不襲其貌，他能用一種全新的筆法給你荊（浩）、關（仝）、董（源）、巨（然）、范（寬）的精神氣概，或者是子久、雲林、山樵的意境。他的寫實本領（指旅行時勾稿）不用說是國畫家中幾百年來無人可比。即使赫赫有名的國內幾位洋畫家也難與比肩。他的概括與綜合的智力極強，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極。我認為綜合方面，石濤以後，賓翁一人而已。」
他知道樓適夷同志是位老黨員，解放前來上海做地下工作，常常住在他家，感情很深。他反覆叮嚀孩子，不要詢問這位叔叔什麼事情。這些適夷自有動人的追悼文章在報上發表，不再多述。
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開始燒了一些東西。當時的上海市委怕毀壞文物，但又不便阻止，只好召開一次專門會議，號召保存及愛護文物。
傅雷知道這件事，立即打電話給伊喬說：「燒東西簡直是胡鬧！太氣人了，你要叫海老千萬保重，不要為我操心，我的家裡十分平安。」
八月廿七日，我們兩家合請的花師李阿小師傅悄悄來到我家說：「傅先生不讓我上門，怕我吃紅衛兵的虧，送了我酒和餅乾，我不怕受連累，就怕他要出事，這個人脾氣太剛了！」
九月二日，我叫伊喬打電話問他的下落，電線被剪掉了，叫不通。儘管我已是泥菩薩下水，為了怒安仍不能入睡，他的性格是不會屈服於受蒙蔽的孩子們的。
徘徊到天明，李花師流著熱淚衝到我家樓上說：「××帶著紅衛兵抄了傅先生的家，把他按著跪下，折騰了一天才走。先生寫信到十點多鐘，給內弟、孩子一一交代清楚，還要多付我一點工錢，……我能要麼？今天早上才知道，他和傅敏媽媽也一道自盡了。屋子封了門，書燒光了。」
我忍不住放聲大哭。伊喬也淚如泉湧。清人何瓦琴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可嘆他正在盛年，學術上日益成熟之期，就遭這樣下場，太悲慘了！應當是他來哭我的，卻讓我來哀悼他，啊！這真是太顛倒了！
幾十年中，他寫了不少才氣橫溢的評論，以研究《摩那麗莎》的文章而言，我見過幾十篇，都沒有他寫得簡明深刻。據我所知，他還有不少稿件，沒有發表，而今人亡稿失，抱恨終天。他說願以五年時間為我作傳，想不到我在為他描容了。
一九七六年冬天，我的一個學生拿來一張畫：《長城八達嶺》，這是我解放初期送給怒安的。封門之後，小偷從屋頂爬進去偷出畫來，賣到舊貨店。我的學生從舊貨店買了回來，真是叫人感慨萬千！
現在，我對著華燈，在黃山「散花精舍」敘述這些前塵影事時，忍不住熱淚縱橫。前夜，又夢見了怒安，他皺眉而笑，我猜度：「笑是為了自己平反昭雪而欣慰；但皺著眉又是為了什麼呢？」他說：「還有一件大心事：那便是傅聰正在海外飄流，遊子不歸，難以瞑目。」我說：「怒安放心，聰兒在海外從來不說反黨反祖國的話，也不到敵視祖國的國家去辦音樂會，至於為台灣同胞演奏，那是應該的，台灣是中國的土地，你不要有負擔，他會聽你的話回來的！」怒安的眉毛舒開了，淡淡一笑，笑畢而逝。我猛然醒來，一身冷汗。作為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人，並不迷信，夢只能是思想的反映，人死了不可能有靈，否則四人幫能橫行十年麼？傅聰從小很受到我的鐘愛，聽說他知道父親去世噩耗時，正在劇場演奏貝多芬的曲子，後半闋彈得遠離樂譜，哀痛莫名。觀眾們並不認為唐突樂聖，也在涕泣唏噓，這是善良者編造的詩篇，還是確有其事呢？我無從知道。我只能替怒安再呼喚一次：回來吧，離開祖國這棵大樹的鳥兒，是唱不出好歌的。回來吧，當你在祖國的沃土上面對廣大聽眾吐出第一個和弦之前，我確信你會為人民的掌聲流淚。到那時候，父老姐妹的深情，遊子思親的愁緒可以交流，我可以代表怒安歡迎你歸來呀！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