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

進入秦漢以後，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台，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範疇，又是一個文化範疇。作為歷史範疇，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文化範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後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於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於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後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幹――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

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於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裡，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

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並舉；政治上，不囿於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鬆自由，兼容並包，「因其俗，簡其禮」。

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於魯的封地位於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於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徵。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採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

進入戰國，由於齊國對魯國的兼併，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

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後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築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