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長河》一火如斯。
河道總督靳輔、布衣河伯陳潢二人組，被塑造成治河英雄，成就君臣知遇的千古佳話。
實際上，廟堂中任何爭論，都沒有那麼簡單。治河作為關乎民生社稷的大事，一旦牽連派系鬥爭，就會變味，朝著不可預料的走向發展。
治理黃河為什麼如此重要？
黃河泛濫的問題，始終伴隨中國歷代君王，從未真正消停過，黃河在古代經常發洪水，間歇性決堤、改道，嚴重可能導致流民失所、國家遷都、政權傾覆等後果，所以，治河成為歷朝歷代面對的重要政治問題之一。
黃河水患最嚴重的區域，是黃河下游地區，以河南、山東最甚，這裡是傳統的農耕農業區，也是炎黃文化的誕生地，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可謂大中華的「龍興祖脈」，所以各朝代不得不拿出相當的精力給予重視。
《爾雅·釋水》載，「河出崑崙，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
秦漢之前，「河」是黃河的專稱，而對於黃河、長江之外的河流，通常稱為「川」或者「水」。「黃」字用來描述河水的渾濁。
黃河發源之處，還是清澈的水流，只因「所渠並千七百一川」，使得河流沿途夾帶大量泥沙，水流成為黃色，而進入中下流後流速減緩，造成河道淤積。
置之不理，大量泥沙淤積，河道變淺，巨大水流溢出，導致改流、決堤，以大商朝之強盛，被迫五次遷都。
停浚築堤，泥沙繼續淤積，遲早超過河道容載極限，為了防止河水溢出決堤，只能不斷加高堤壩，如此泥沙淤積和加高堤壩成為死循環。
治河良策中的巨大隱患
河道總督靳輔與布衣河伯陳潢，長期從事治理黃河的工作，他們早期治河頗有成效，採用的就是利用自然水流沖刷河道，降低河床泥沙淤積的方式，意圖以此一勞永逸。通過不斷築堤和修建減水壩減輕河道壓力，減水壩的作用是約束水流速度，減緩對下游的衝擊，這個方式短期內頗見成效，但勢必增加水流泥沙的沉積，短時間似乎減輕水患，實則長期淤塞河道，隱患巨大。
按照「靳陳二人組」的思路，各種築堤、增垻的工程四面開花。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靳輔視察河南地區河工時，考慮到河南是治河的重要地區，一旦河南失守，那麼災禍必然殃及下游的江南地區，因此「乃築考城、儀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荊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滎陽埽工三百十丈，又鑿睢寧南岸龍虎山減水閘四。」在河南多個地區加高堤壩、修築閘口，試圖將黃龍封鎖在河南一線。
此時的高家堰堤壩以下的下河七州縣，在眾多垻口的圍堵下，已經變成巨大的蓄水池，成為懸在黃河下游當地百姓頭上的重磅炸彈。
其實，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就有監察御史李時謙上奏，懇請朝廷立即疏浚淮揚下河以救民生，矛頭直指河道總督靳輔的治河策略，指責他「連年止知運道之當急」，而不顧「減垻之水而無出路」，採用「築堤束水、建垻保堤」的方法，實際上是置下遊民生於不顧的愚蠢做法。
李時謙祖籍山西襄陵人，明末遷淮定居。清順治十八年（1661）李時謙科舉高中辛丑科進士，初任山東樂陵知縣，後巡視河東鹽政，政聲頗佳。升遷御史後，以敢言為人稱道。江淮是其故鄉，所以李時謙對黃河下游的危機特別重視。實際上，他也不是唯一一個看到靳輔治河弊端的人。
李時謙的彈劾摺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視，在南巡時特別留意河南河工的調查，而李時謙的彈劾，也成為黃河治理「下河之爭」的導火索。
慘烈的治河之爭拉開序幕
當康熙帝在高郵、寶應等州縣視察時，看到當地因為減水壩溢出的湖水泛濫，導致許多民田被淹，針對這個情況，「台臣有請浚海口出積水者」，建議疏浚入海口，將河水引導至海，減輕地方水患危害。
康熙皇帝認可這個建議，但是如何引導，河督靳輔並沒有很好的對策，因此康熙帝下旨「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並單獨撥付款項，雖然于成龍主持其事，但是工作隸屬上仍然要接受河道總督靳輔節制。
這樣的安排，其實又為治河兩派的水火不容埋下伏筆。
于成龍、靳輔採用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在涉及「下河」的問題上，兩位朝廷重臣發生了嚴重分歧。
于成龍的主張是疏浚泄積，逐步減輕上中游的壓力；
靳輔則以為，下河地勢低而水位高，疏浚有害無益，建議在高郵另築堤壩，用「束水」的方式強逼河水改道入海，原堤內的干透土地，租給百姓耕種，可收取佃價充實河工費用。
于成龍則認為「束水」絕不可行，並且讓出的土地本就是民田，再收佃價實為掠奪百姓，朝廷舊有賦稅，另立名目是害民、累民之舉。
針對于成龍疏浚河道的策略，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輔上疏朝廷建議，「請停濬下河，築高家堰重堤，清丈堤外田畝以為屯田」，讓出來的大批土地，可以每年為國家增產數百萬擔糧食。
兩人為此爭執不休，康熙皇帝委決不下，即召見二人入京奏對，會同九卿詳加討論，商討最終意見。
為了讓于成龍改變初衷，靳輔「費盡心機」
進京見到皇帝前，靳輔向于成龍示好求全，甚至放下身段，許諾他繼任河督一職，「余老矣，三年工竣，乞骸骨歸，此席（指河道總督一職）薦汝為之」，還為于成龍購置一件裘皮大衣，「至涿州出貂裘衣公」，但是都被于成龍拒絕。
治河辯論持續的時間和難度，也超出了康熙皇帝的預計。
雙方辯手于成龍、靳輔到位後，各抒己見僵持不下，主持人內閣大學士明珠的意見偏向河督靳輔，參會的九卿，多數意見也傾向靳輔，結論以為，于成龍雖然政聲卓越，但是擅長不在河工，靳輔久任河務，頗有成效，應採納他的意見。而有少數官員則堅持于成龍的觀點更有道理。
保奏河督靳輔的意見中，多認為他是著名治河名臣，治河十餘年，黃、淮水患明顯減少，方法得當，功不可沒。而彈劾靳輔的官員中，也有不少重磅大臣，比如先後遭到過于成龍、張書玉、徐乾學等名臣的彈劾，認為靳輔的河工策略並非完美，只是隱患尚未顯現。
此時的治河之爭，已經不單純是業務討論，而演變成朝堂的政治鬥爭，清代史學家蔣良騏《東華錄·卷十四》載，「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明確提出，河督靳輔背後的勢力強大，河工經費和河道職務都把持在以明珠為首的黨徒控制中，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
在利益鏈保護下，當新的治河任務下達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但結果卻大出意料，花落新貴于成龍手中。于成龍當時僅僅是一省按察使，不過是主管地方司法事務的三品官員而已，但畢竟是康熙指派，擔心他取代河督靳輔，又見到于成龍的主張果然大不相同，便糾集一黨極力阻撓，想要重新奪回主動權。所以在朝議上，出現了一邊倒局面，而誰對誰錯倒在其次了。
為了治河事業，康熙皇帝深追細查
既然朝臣的意見不統一，康熙皇帝也看出其中有黨徒勢力作祟，便下旨，「以河工事傳問淮揚七州縣籍現任京官」，傳召在京官員中，有祖籍下河範圍內淮揚七個州縣的，也來說說自己的觀點，內閣中書江蘇寶應人喬萊應召御前奏對。
喬萊是康熙六年（1687）進士，門風崇尚氣節，正直不阿，朝廷初授內閣中書，曾擔任翰林院編修，參與修訂明史，康熙皇帝對他的評價是「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每日為皇帝講解經書，這既是殊榮，又是信任。
河督靳輔聽說後又出策略，他拿出當初對付于成龍的方法，派人重利賄賂喬萊，但喬萊秉性耿直，靳輔沒有成功。在京許多淮揚籍人士擔心喬萊被收買，紛紛到他住處打探，喬萊義憤填膺表明態度，「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
喬萊奉旨意覲見康熙皇帝，針對淮揚河工事務，慷慨陳詞提出了「束水注海四不可議」，陳奏靳輔的河工之弊。大致如下：
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高河寬，勢必壞壟畝，毀村落，掘墳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
河臣議先築圍埂，用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淮揚地卑，原無干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
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於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即當未潰之時，瀦水屋廬之上，豈能安枕？不可行三。
至於七州縣之田，向沒於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歸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
不得不說，內閣中書喬萊的奏對，再次引起康熙皇帝的思考，他立即詔命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前往淮揚等地「詳問地方父老」，深入基層一線收集民情民意。這些官員不敢得罪明珠黨徒，竟然以刑訊逼供的手段，逼迫百姓承認于成龍的方法無效，然後帶著造假的「民意結論」回奏說，「疏浚無益，成龍議應停」。而義憤填膺的喬萊，因為得罪靳輔及其背後實力，「中蜚語罷歸」。
原本是事關國計民生的治河策略討論，最終演變為這樣一場鬧劇，確實也是醉了。
康熙對此真得毫不知情，任由明珠黨徒擺布左右麼？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二十二日，擔任監察御史的郭琇向朝廷提交了奏摺，名曰《參河臣疏》，致使河道總督靳輔被罷官，涉及河道工作的包括陳潢在內，都被不同程度處置。許多官員甚至建議應當處斬靳輔。
《參河臣疏》之後不久，郭琇第二道疏本《糾大臣疏》，筆鋒直指大學士明珠及一幫佞臣黨羽，康熙皇帝幾乎沒有猶豫，硃筆御批將明珠革職，余國柱等遣返原籍為民，盤踞朝野的「明珠幫」頃刻垮塌。
可見康熙皇帝也忍無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