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農曆二月稱為花朝，農曆二月十二或者二月十五為花朝節，即百花的生日。節日期間，人們郊遊賞花，有人把鮮花插在頭上，是為簪花。在唐代，仕女簪花非常流行，如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描繪的就是幾位衣著艷麗的貴族婦女及其侍女賞花遊園的場景，她們的髮髻上分別插著芍藥花、海棠花、荷花、牡丹花等不同的花，以彰顯身份。而男子們簪花多在重陽節這天，如唐代詩人杜牧的「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扣合的是重陽節習俗。到了宋代時，男女簪花都很普遍，尤其是男子簪花成為一種風尚。到了明代時，簪花習俗已經不那麼盛行了，但還是有一些雅士男子愛簪花，這從陳洪綬、仇英的作品中也能得到印證。在明末以及清代，已經很少能見到男子簪花的情形了。
男子簪花在宋代升格為禮儀制度
男子簪花能夠在宋代蔚然成風，這與宋代的政治、文化直接相關。宋代重文抑武，不少官員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宋代的皇帝們更是文人文化的直接推動者，諸如宋真宗趙恆擅長書法，非常喜愛文學，著名諺語「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即出自於他；宋仁宗趙禎在位時期，「和而不同」的人文政治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全部活躍在仁宗時代；宋徽宗趙佶自創書法字體「瘦金體」，他所寫的楷書間架開闊，筆劃勁利，清逸潤朗，別具一格，可謂中國古代皇帝中最懂藝術的皇帝。
因而，上至皇帝，下到基層官員，這些掌握了政治話語權的人，把他們的審美理念、生活方式推廣到全社會，這也使得宋代的貴族、士人、平民，他們的日常生活有藝術化意味，他們強調精緻內斂、內心富足豐富，簪花便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宴會、雅集中。就拿宋徽宗趙佶來說，這位皇帝每每出遊，必定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不僅他自己簪花，他身旁跟隨的官員、侍從也是頭戴一朵花。「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宋代詩人楊萬里就寫過不止一首詩來形容人人頭上簪花的盛景。
簪花習俗的推廣還擔當著政治上的特殊功能，花作為賞賜之物，這是宋代君臣關係中的特殊現象。據史書記載，賜花會依據官位高低而賜予不同種類和數量的花，如「絹花以賜將校以下」「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皇帝賜予臣子牡丹花，寓意著對臣子的重視；皇帝親自給新科進士簪花，是對有才能的人的肯定讚賞。在大型的慶祝和宴會活動中，男子都要簪花，宴會結束時，還要簪花回家，這成為一項宮廷禮制，也象徵著權貴和榮譽。如南宋詞人辛棄疾「今夜簪花，他年第一，玉殿東頭。」說的就是人們對簪花所寄予的仕途願景。
宋代尋常百姓也愛簪花
在宋代由於自上而下的文化主導，簪花也成為底層市民自我娛樂消費的一種方式，反映了宋人由雅向俗審美文化心態的轉變，這體現在宋代帝王貴族的審美趣味下移，宋代底層人民的生活藝術化。簪花之風在宋代民間盛行，這從留存在世的多幅《貨郎圖》中就能得到印證。在北宋蘇漢臣(傳)、李公麟(傳)的《貨郎圖》中，推著琳琅滿目的車子的貨郎，頭上都簪著花，可見簪花習俗已深入民心。
就男子來說, 不論年齡、地位、身份, 都時興簪花。在《田畯醉歸圖》這幅畫中，就出現了一位老者簪花騎牛的形象。田畯是古時管理田地的官員，官職不大。在蒼松掩映下，一位田官身著長衣，留著短須，頭戴簪花方帽，醉意朦朧騎牛緩步而行。在田官的旁邊，有一人步行相扶。前面還有一名童子，他一手拿著壺飲水，一手牽著牛，三個人在緩慢地前行，整個畫面極富鄉村氣息。畫中人物姿態古樸，神態自然，可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
即使是在描寫北宋末年梁山好漢聚義故事的《水滸傳》中，好漢也喜歡簪花。乍一看，鮮花與草莽、芳香與血腥、嬌艷與粗獷，極其不協調，卻又極其真實，如「鬢邊長插四季花」的浪子燕青，「鬢旁邊插一枝羅帛象生花」的「小霸王」周通，「鬢邊插朵石榴花」的阮小五和「生來愛戴一枝花」的蔡慶等人。
男子簪花習俗，不僅是宋人審美情趣和精神面貌的反映，也是宋代花文化成熟和繁榮的體現。由於簪花群體龐大，宋代的賣花業、制花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宋代詞人蔣捷就描述過花販賣花時的情形，「擔子挑春雖小，白白紅紅都好，賣過巷東家，巷西家。簾外一聲聲叫，簾里鴉鬟入報。問道買梅花？買桃花？」
宋人張邦基在《陳州牡丹記》中對種花的花戶有過這樣的描寫，「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南宋詩人陸游在其所著《天彭牡丹譜》中說，「至花戶連畛相望」，側面印證了宋代花戶數量多，種植面積大，種植的花卉品種也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