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琳/文
「世上最令人嚮往的是忠實於自己的自由，即誠實。」這是一個14歲的少女寫在日記里的話，這個少女是蘇珊·桑塔格。
忠實於自己，蘇珊·桑塔格用一生履行了對自己的承諾。這位雄心勃勃的女性知識分子，20世紀閃耀的文化明星，最歐化的美國人，經歷並見證了那個時代種種文化潮流和政治騷動，成為一種革命性文化的代言人，畢生熱愛文學，信仰文化的力量，恐怕如今沒有哪個作家能像她這樣，真正成為時代的文化標誌。
然而，桑塔格並不僅僅是一個標誌，一個符號，她是一個真實的坐標，一個飽滿的樣本。她的生活充滿相互矛盾的裂變，充滿無法協調的悖論，令人困惑，又令人好奇。雖然她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可人們更想了解的還是她本人。對於以著書立說存世的作家來說，這種狀況顯得有些啼笑皆非，但桑塔格又成為例外——因為她戲劇性的生活遠比她根據這種生活提煉出來的作品要更精彩。與其閱讀她那些晦澀難懂的小說和隨筆，不如直接聚焦桑塔格本人未經提純的真實人生，因為她的人生實在是乏味的對立面——桑塔格女士知天下事，識天下人，她的生命力大於生命本身。
聚焦桑塔格，又成為某種「桑塔格式魔咒」。當代有若干重要的女性知識分子，如果把公共性的標籤算上，有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麗貝卡·韋斯特、瑪麗·麥卡錫等諸位，但是也許只有桑塔格，始終熱衷於在公眾面前闡釋自我，又始終在抵抗這種闡釋。所謂「桑塔格式魔咒」，我想，就是這種對聚焦的強迫症，以及對這種強迫症的拒絕。正如桑塔格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反對闡釋》所體現的精神內核：藝術，就像我們自身一樣，需要一些外界的幫助才能變得真實，然而，「闡釋變成了一種偏見，使人對藝術作品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我們應當，學會更好地觀看，更好地傾聽，更好地感知。」
隨著桑塔格私人文檔的公開，關於她的傳記也變得愈加豐富。相較之前拉雜出現的幾本潦草甚至譁眾取寵的傳記，新晉完成的幾本傳記不僅越寫越厚，也顯得更為立體而多樣。比如中文世界剛推出的美國著名傳記作家班傑明·莫澤2020年普立茲獎獲獎作品《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Sontag:HerLifeandWork），厚達八百多頁，作者通過大量的研究和訪談，回歸文本闡釋，捕捉桑塔格人格中隱秘的精神碎片，用氣韻流暢的語言探索桑塔格刀槍不入的公眾形象背後的那張私人臉龐，對她進行了祛魅，與此同時也增加了許多貼合時代文化背景的總結和評述之語。可以說是一本帶有鮮明的文化評論家風格的傳記。相比之下，法國文學史學者貝阿特麗絲·穆斯利所著的《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顯得不同，這本接近七百頁的桑塔格傳記，是出自嚴謹細緻的文學史家的手筆。
2002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獲得了桑塔格的檔案文件。這份檔案中包含了她的手稿、作品校樣、信件、日記、筆記、學校資料以及大約兩萬冊的私人藏書。隨著桑塔格2004年的辭世，檔案被陸續公開。穆斯利從2010年開始為寫傳記而進行研究，她寫作主要依靠的就是這些檔案文件，以及已發表的評論或回憶文章，還有業已出版的作品。穆斯利在《智性與激情》中，以線性時間為軸，以其人生的若干關鍵時間節點為界限，把桑塔格的人生事件、情感創傷、藝術評論、文學寫作、電影和戲劇實驗、政治參與等經歷置於當時的時代進程中論述，勾勒了這個「包羅萬象的靈魂」一生的智性旅程。
穆斯利把桑塔格的人生長度「切割」成了十一個部分，從她的童年開始講起，直至去世，就像通常傳記採用的線性敘述方式那樣。但我們可以把這十一個部分「濃縮」成桑塔格人生的三段，並把它概括為：等待蛻變-裂變出多個自我-自我的轉向。
貫穿於桑塔格「三段人生」的關鍵詞，是重塑。無論是她寫下的那些千變萬化的作品，對各種領域書籍的貪婪之心，渴望學習多種語言的欲望，無法被身份、婚姻、學院規訓的自我意識，滿世界飛奔的旅程，或是多姿多彩的情史，在文學、藝術、政治和性的領域交叉立足的本事，桑塔格的一生看似眼花繚亂，實則只在做著一件事：闡釋自我，並抵抗外界對自我的闡釋，她始終都處於重塑自我的過程中。
蘇珊·桑塔格不斷丟棄自己的過去，只往前走，如果可以的話，走過的路也不想回頭看。她的兒子戴維·里夫不止一次說過，母親「總是儘可能不直接寫自己」，她對於自傳的敬而遠之是自始至終的。寫自傳對她意味著人生已經進入回望階段，但她是一個鬥士，儘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奪走了她的生命，直至離世前數周，她依然堅信自己可以活下來，正如前兩次戰勝癌症的經歷那樣。躺在病榻上，桑塔格只是重複強調著自己要儘快恢復工作，對所有她打算出院就要寫的東西念念不忘。
這樣一個拒絕自傳的人，她的人生註定只能由他人代筆。在進入重塑自我的動態過程之前，桑塔格等待蛻變。穆斯利從桑塔格的童年時光進入，一直滑向1957年這個蛻變的分界點，事無巨細地向我們展開這個早慧女性的人生畫卷。
一隻破繭的蝴蝶需要褪去多少層外衣？原生家庭、倉促的婚姻、猶太人身份，這幾種附著在桑塔格「自我」之上的標籤，是她畢生都在擺脫的「外衣」。穆斯利抽絲剝繭，梳理了這些桑塔格竭力要「扔掉」的東西，如何反作用於她塑造自己的風格。
蘇珊·桑塔格，原名蘇珊·羅森布拉特，是傑克·羅森布拉特和米爾德麗德·雅各布松的長女，逃離二戰大屠殺的波蘭猶太人的後代。作為大流散的猶太人，蘇珊將在往後歲月里持續思考這個身份，它對於美國東海岸知識分子圈的意義，它在衡量巴以衝突中以色列角色時所占據的比重。
蘇珊是一個非常「美國化」、世俗化的猶太人。在她去世前，曾在給小說家喬納森·弗爾的回信中系統地表達了她對恪守猶太人傳統身份做法的敬謝不敏：「我沒有猶太人的過去，我也從未慶祝過逾越節……我是散居國外的猶太人的一部分。而且我喜歡做猶太人中的某類人。100%世俗的那類人。」
事實上，桑塔格之所以叫桑塔格，從心理動機上看，是反感父親姓氏的結果，「桑塔格」這個姓「看起來沒有羅森布拉特那麼怪異，沒有那麼猶太，更沒國」。「羅森布拉特」，讓她在學校里多次成為反猶主義的受害者，「我以前在學校里被稱為骯髒的猶太人。我想我改了名字就放心了。」
改掉姓氏，是桑塔格淡化自我歷史的方式之一，而且她想要抹去更多，比如原生家庭。由於父親在她5歲時就猝然離世，桑塔格的原生家庭嚴格來講有兩個，而這兩個都是她要逃離的。羅森布拉特夫婦曾作為外國商人久居中國天津，卻不曾融入當地生活。對此，蘇珊選擇對同學編造自己「出生在中國」的「中國故事」，這種對歷史隨心所欲的發揮是她反抗父母「令人失望的審慎」的方式。
母親改嫁王牌飛行員內森·桑塔格後組建的第二個家庭，雖然給蘇珊帶來了安定，但那種美國郊區小布爾喬亞式的家庭生活卻也讓她不屑。蘇珊從來不能和母親愉快相處，而她對繼父的才智也流露出輕蔑。當這對夫婦被學業有成的長女嚇呆時，繼父忍不住評論說，「沒有男人敢娶這種時刻捧著書本的才女」，對此蘇珊想，「這個白痴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聰明的男子。他以為所有人都跟他一樣。」少女蘇珊，中學時代沉迷閱讀，大量接觸電影和音樂，成為校刊《拱廊》的主力，身上蘊含無窮能量。穆斯利總結到，「她不耐煩地等待著自己終於能夠展翔高飛的那一天，飛離家庭之巢，永遠將這段『讓人無法心服口服的童年時光 』拋在身後……」
蘇珊對長大已經迫不及待。從1949年到1951年的兩年，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到芝加哥大學，蘇珊聽講座、上課、看演出、聽音樂會，饑渴地汲取校園內外一切知識養料。智性上不知饜足的她在加速度地完成一切，不知疲倦地閱讀哲學和詩歌，參與各種課堂討論，不到十七歲，卻快要完成大學學業，她終於對這種加速度感到恐懼，她想要慢下來。然而，青春的桑塔格雖然大腦已被智性思考占據，卻開始受到性別問題困擾。在伯克利，她發展了和哈麗雅特·索默斯（她日記中的H）的戀情，對自己的性取向充滿困惑。就在此時，她突然和比自己大十歲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助教菲利普·里夫結婚了。
蘇珊結婚一個月後在日記里這樣寫，「我嫁給菲利普是完全清醒的+出於對我的自毀欲望的恐懼。」1952年9月28日，兒子戴維·里夫出生，母子倆只差19歲，這讓他們更為親近。在此後的人生里，這對母子將維持終生的親密關係，並在公共空間以雙人肖像式的形象出現，在文化領域裡進行和而不同的事業。然而，這段婚姻的可行性卻很快讓蘇珊懷疑，她開始重新審視與丈夫的關係。蘇珊和丈夫的核心分歧幾乎是不可調和的：她對流行文化的一切都感興趣，而他則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兩個人是開放和封閉的悖論關係。而蘇珊開始感到在婚姻中失去了自我，受到監禁。
事實上，蘇珊「受到新的冒險的誘惑，想要參與一場不利於她自己的豪賭，急於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1957年成為桑塔格蛻變的分水嶺。她得到了去牛津大學深造的機會，急切地逃往歐洲。但牛津封閉保守的做派讓她窒息，她又不顧一切奔赴巴黎。在巴黎，她像局外人一樣享受歐洲，和H重修舊好，認識西蒙·波伏娃，開始思考女性主義的意味，在知識和性上的探索讓她下決心離婚。
離婚是遲早的。因為蘇珊「需要激情來點燃內心的長明之火，她需要大城市帶來的刺激，需要有人能陪她冒險，共度她想要的那種人生」，所以，她的內心深處並不懷念已經放棄的生活，「她更想要畫出新的軌跡、踏上新的旅程。」
在編選出版桑塔格的日記時，兒子戴維洞察到了母親生命內核中一種古怪而迷人的衝動，「可能她最深沉的假設是，她能重塑自己，我們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其實能憑著自己的意願被拋棄，或者被超越。」是的，蘇珊·桑塔格，從此以後，將分裂並重塑成數個「桑塔格」。
離婚後的二十多年裡，桑塔格出版了七部作品，把自己重塑成多個光彩奪目的角色：一位無處不在的知識分子，對一切皆感興趣的人，不自知的女性主義者，流行文化的捍衛者，介入政治的作家，西方知識界的名人。
她從此生活在眩暈之中。回到紐約，桑塔格沐浴在「美國波西米亞」氛圍里，在那個沸騰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圈子裡拋頭露面，如魚得水。無論是卡普羅的偶發藝術還是安迪·沃霍爾的「工廠」，是萊昂內爾·特里林或是瑪麗·麥卡錫，桑塔格都與之保有密切聯繫。1963年處女作小說《恩主》出版，反響平平，儘管桑塔格畢生的雄心是成為小說家，但令她名揚天下的卻是隨筆。1964年她發表《關於「坎普」的札記》，從此聲名鵲起。她賦予坎普（Camp）這個既有詞語以新生命：與「刻奇」類似，「搔首弄姿」，「奇裝異服，女里女氣」，「與自然為敵」。
「坎普」是一種存在方式，更是桑塔格存在方式的某種隱喻。她坦言「我受到坎普的強烈吸引」，「但幾乎同樣強烈地排斥它。」這就是她人生的寫照：她大半輩子都沉浸在聚光燈下，在鏡頭前擺出各種姿勢，刻意塑造自己在美國知識界「黑美人」的明星形象，但同時她又深深懷疑和厭棄這種過度曝光，懷疑它損傷了人的真實性。這種矛盾延伸到之後表達全新美學宣言的代表作《反對闡釋》和《論攝影》中。桑塔格的人生，和她的作品一樣，一方面終生致力於「闡釋」，闡釋形式與內容、人與照片、疾病及其隱喻，一方面又號稱要反對這種闡釋，要用恢復的感官去重新認識「內容」。她對照片及其隱喻的反應也高度情緒化，本人對鏡頭的親身體驗，讓她警醒影像和本體之間的真實聯繫，她始終不能解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鴻溝。
這種強烈的悖論，是桑塔格在重塑自我時無法擺脫的命運。穆斯利在「拆分」和詮釋桑塔格時，字裡行間隱藏著這種「悖論」的草蛇灰線。但另一位傳記作家班傑明·莫澤在其版本的《桑塔格傳》裡，卻從明面上清晰地拎出了「悖論」的根源所在：對於桑塔格，精神和肉體是分離的。
對自己的智性有多自信，對自己的肉體就有多不安。桑塔格是一個精神的巨人，智性上永不饜足，患有閱讀饑渴症，涉獵無比廣泛，表達全然自由。她瘋狂熱愛藏書，書籍就是她世界的中心，而打字機就是她的武器。在冷戰高峰的那些年月里，她投身政治浪潮，成為反對越戰的知識分子中流砥柱，她參與到國際筆會中，成為領袖型人物，同時又被電影誘惑，執導了《食人族二重奏》《卡爾兄弟》等密閉劇，成為各大電影節的座上賓。
然而，她不能正視肉體，這帶來重塑過程中難言的苦痛。首當其衝的就是她對性向的困惑。恐怕沒有幾個美國當代知識分子，像桑塔格那樣擁有數量如此眾多的情人，有男有女，赫赫有名。然而，她一生都為自己的性向苦惱，從不公開承認和討論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她總是羞恥於面對自己的性慾，並且總是把她的愛人隱藏在陰影中。
無法面對肉體，還表現在桑塔格不能直面死亡。她在小說和電影中痴迷於「假死」這個主題，也許父親的過早離世一直是她潛意識的夢魘，對死亡的恐懼不僅讓她選擇抹掉這段記憶，而且面對自己的死亡時也選擇無視。1975年，桑塔格被診斷患有乳腺癌，雖然經治療後康復，但在此後近三十年裡死亡陰影與她如影隨形。然而她真的相信自己可以繼續活下去，這已經不是生命意志的問題，而成為一種執念——「她一點也不能適應自己作為病人的新角色」，「我不願意想自己生病這件事。」
精神與肉體的分離給她帶來的是不為人知的痛苦。穆斯利敏銳察覺到了這種痛苦的表現形式：不會愛，也不會和孤獨相處。疾病與一次次失敗的戀情，讓桑塔格反覆質疑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乳腺癌康復後，她在一次訪談中說，「到了某個階段，就需要在生活與工作之間做出選擇。」而她接受自己的命運就是「工作」。她最大的渴望就是當一個一流的作家，「為了寫作，永遠不要嫌太孤獨。孤獨能讓人看得更透。」
但是，桑塔格根本受不了孤獨。她有感情障礙，因為她受到一種她自稱的「X」因素的影響：一種強迫性與他人發生聯繫的感覺，力求取悅他人。「X」象徵她情感上的軟弱性。穆斯利看出，桑塔格在感情上的痛苦，「來自她對於孤獨的恐懼，她不知道『怎麼獨自生活』。她有一種強迫性的被愛的需要，或者相信自己正被愛著的需要。」
如何克服對孤獨的恐懼？桑塔格選擇一直在路上，滿世界旅行，巴黎、柏林、斯德哥爾摩、耶路撒冷、東京、羅馬……她接受各種各樣的邀請，講座，訪談，派對，只要不讓她一個人呆著就好。可是這種過度的社交應酬會逐步毀掉一個寫作者的專注力和能量，她自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痛斥自己，試圖改正。然而，她的工作勁頭是突發性的，只要靈感沒來，她就不斷被各種事物分心，直至背水一戰。
在一份桑塔格文檔中，寫著這樣一句話，「我只對積極參與自我改造規劃的人感興趣。」她一直是這樣，混亂而堅定地塑造著自己所嚮往的自我，同時抵抗著他者的闡釋。夢幻和現實之間沒有辦法平衡，桑塔格無法自洽。當生命只剩下三分之一旅程，她還是孜孜尋找著那個夢境和現實的聯結點。
曾有一位朋友評價桑塔格，「頭腦和身體似乎沒有關聯」。從她的經歷來看，她就像一個活在夢裡的人，「我夢故我在」，這句寫在她長篇小說處女作《恩主》的開頭，是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名言的改寫，也是桑塔格人生狀態的寫照。但這種精神和肉體的分離狀態持續給她帶來混亂和傷害，在生命的後半程，她想要去解決這種斷裂。穆斯利選擇用「轉向」來概括桑塔格1981年之後直至去世前的人生，言簡意賅，切中核心。
邀約仍持續不斷，講座、演講、官方出行目不暇接，她馬不停蹄，去中國拜訪藝術家，去坎城電影節當嘉賓觀眾，去義大利拍攝短片《哪個撒丁島》，但出現在她日記中最多的詞是「恐懼」「無力」「孤獨」，「我不知道自己該置身何處。我既沒有精神，也沒有希望。」
她需要再度重塑自我。這一次，她轉向了現實，奮力逃離夢境。事實上，從《論攝影》往後，《疾病的隱喻》《愛滋病及其隱喻》到《關於他人的痛苦》，桑塔格逐漸從「坎普」中走了出來，她現在關注的是真實的現實：政治反抗、戰爭和疾病。
從20世紀60年代冷戰進入高峰伊始，桑塔格介入政治的程度愈加深入。她先後去了越南和古巴，尋找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體驗」，認同胡志明和卡斯楚的精神力量，直到1982年在支持波蘭團結工會反對蘇聯桎梏的運動中，她發生了激烈的轉向，譴責了蘇聯式共產主義政體。這種轉向引起軒然大波，但她的轉向並非突兀，她和流亡美國的蘇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以及波蘭詩人斯坦尼斯拉夫·巴蘭恰克的深度接觸，以及和眾多來自東歐的作家、藝術家的交往，已經讓她對自己早年有盲目嫌疑的政治認同產生了反思。
她將走得更遠。1986年為支持獄中的曼德拉繼續與種族隔離制度做鬥爭，她和南非女作家納丁·戈迪默一道編輯了《為了納爾遜·曼德拉》文集；她將在國際筆會中發揮無可估量的作用，不遺餘力地幫助因《撒旦探戈》而被伊斯蘭世界極端分子追殺的薩曼爾·魯西迪，給予流亡美國的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以持久關懷；她將捍衛行動的自由，表達的自由，與審查制度、政治監禁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行為持續較量。
她急切地想在現實中重塑。20世紀90年代初，南斯拉夫內戰正酣。1992年波赫公投，宣布獨立，塞族抗議公投，隨後塞拉耶佛遭遇塞族軍隊轟炸，圍城戰持續整整三年。桑塔格跟隨身為新聞記者的兒子來到塞拉耶佛，此後將不斷重返，她在這裡執導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在劇院地下室的一片黑暗中，和沒有逃離這座城市的演員一起排練。她去街上，不穿防彈背心，她將一卷卷德國馬克和一袋袋小麵包帶在身上，準備隨時派發給塞拉耶佛的市民。在塞拉耶佛，蘇珊·桑塔格將永遠是團結的代名詞。波士尼亞人對她的尊敬卻無法換來作家同行的參與。和從前沉浸在夢幻中類似，桑塔格這次在現實中扎得又太深。她困惑為何那麼多作家不願走出舒適區，真正參與到現場中。她的激進主義行為讓她譴責和疏遠了紐約的知識分子圈。桑塔格在塞拉耶佛的英勇之舉反而讓她在道德上變成無法共情的人，她指責那些沒有去過現場的人無權發表公開意見，「如果沒有這樣的第一手認知和體驗：免開尊口。」她對那些不如她英勇的人缺乏寬容。
正是這種拒絕對自己沒有體驗過的現實發表意見的觀念，讓她在2001年決定接受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儘管納丁·戈迪默和愛德華·薩義德寫信請她拒絕領獎，但桑塔格依然我行我素。面對巴以衝突中受到國際社會指責的以色列政權，桑塔格接受這個獎項，讓媒體界和知識界都無法理解她的動機。對此，她堅持認為她還是沉默更好，因為她對巴以戰爭沒有任何親身經歷。現實，以一種必須被體驗的方式進入桑塔格的生命，否則那就不是她理解的真實。
這種進入現實的方式是危險的，而當現實滲透進私人生活領域，危險變得無可迴避。疾病開始成為她的課題。「她的人生變成了面對疾病。」20世紀80年代，愛滋病作為一種新的毀滅性疾病，在西方社會，尤其是同性戀人群中蔓延。桑塔格的朋友中，染病而去世的人數與日俱增，她日夜陪伴在這些朋友身邊，安慰他們的苦痛，目睹他們的離世。到1998年，她癌症復發，再次投入抗癌治療，並且選擇和抗癌人群站在一起，用自己的意志力去鼓勵他人。2004年，她又患上兇猛的血癌，「她想活下去，而非消逝，不惜一切代價地活下去。」從《疾病的隱喻》《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到《愛滋病及其隱喻》，桑塔格從政治和道德方面重拾對疾病的看法，她將再次發生某種轉向，從現實再度回到夢幻中，在語言和隱喻的王國里找回信念。
蘇珊·桑塔格2004年去世，但她好像從未死去。她與之搏鬥一生的肉體，以一種大於生命的方式頑強存在至今。她始終活躍在文學和政治的舞台上，訃告、文章、回憶錄、遺書、日記、散文集、小說在陸續出版。她那無處安放的肉體，以攝影術保存了許多肖像，時刻在提醒我們，有這樣一位耀眼的當代女性知識分子，她曾經無比真誠而熱切地參與到她的時代中。「繼續活著：也許這就是她的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