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建立之初，將軍王敦掌握著整個政權的兵馬，他的堂弟王導又是執掌行政權的大臣，王家一時之間可謂如日中天。
但王敦與王導不一樣，他野心勃勃，桀驁不馴，司馬睿並不放心將兵權交在他手裡，看著王家大權獨攬，司馬睿也為自己政權感到由衷地擔心。
於是，他企圖利用其他大家族的力量來牽制王家，王敦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況，他與司馬睿的較量從幕後搬上了台前，在司馬睿稱帝的第四年便在武昌反叛，很快就攻進了東晉的都城建康。
那場戰爭以王敦大獲全勝而告終，皇帝的司馬睿連譴責王敦都不敢。不過，王敦在贏下戰爭之後，並沒有直接推翻司馬家族做皇帝，只是將權力攬到了自己手中，任由晉明帝司馬紹繼承皇位。
這或許是王敦的無奈之舉，也或許是他考慮不周，總之，王敦沒有登上那個君臨天下的位子，為後來的種種埋下了隱患。
司馬家族推崇儒家學說，以儒家子弟的觀念來看，王敦最後是不得善終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在生前經歷了什麼，而是指他死後的遭遇。
王敦是病死的，在他死後不久，他麾下的勢力就被東晉王朝迅速剿滅，他的屍體也被從墓中挖出，將頭顱砍下來掛在浮橋上示眾。
死無全屍，這絕對算不上善終，生前反叛，也絕對稱不上忠臣，可是王敦在晉朝的評價卻與儒生口中的評價截然相反。
在王敦死後的第二十三年，大將軍桓溫攻下成都，滅了十六國之一的成漢，這在當時是震驚朝野的大事。許許多多的能人將相到場為他賀喜，無數人對他發表了由衷地誇讚，說他是當世英雄。
可這樣的桓溫在眾人眼中比不上王敦的，就連桓溫自己也對王敦欽佩有加，在他們眼中，王敦不是逆賊，反而是舉世難尋的英雄，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這其實與魏晉的價值傾向有關。
在魏晉之前，世人的普遍價值傾向立足在建功立業四個字上，我們縱觀整個漢代的風雲人物幾乎都是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人，比如說，開通了絲綢之路出使西域的張騫，比如說，平定了匈奴的衛青霍去病，比如說，寫出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的司馬遷。
這些人都有著傳統意義上的豐功偉績，他們被世俗承認，被眾人銘記皆是因為他們造就的成果，也是因為他們書寫的傳奇，本質上來講與他們本人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也就是說，在兩漢時期，張騫只有出使了西域，建立了絲綢之路，他的名字才能被刻在歷史當中，可如果張騫生在魏晉，無論他出使西域有沒有成功都可以被歷史推崇。
比如說聞雞起舞故事中的祖逖，他憤懣而死，並沒有留下什麼豐功偉績，比如說擊楫中流故事中的劉琨，他因冤被殺，卻依舊在歷史中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所以說，魏晉時期並不是一個以成敗論英雄的時代，無論一個人有沒有建立豐功偉績，都可以往史書上走一走。
這是其一，其二是因為魏晉時期的英雄概念與道德觀念無關。
什麼意思呢？在先秦兩漢時期，一個人不僅要有功業、還要有道德，才符合人們心中的英雄形象。但魏晉不是，上百年的紛爭和混亂，讓道德在人們心中的形象日趨下降，不管一個人私下的人品如何，他如果有勇氣敢往前邁出一步，那就會成為人人羨慕的對象。
這也與人性有關，路遇意外之財，每個人心中都會有占為己有的衝動，唐三藏在遇到白骨精時都能跳將起來，每個人心中都有陰暗的一面，如果在太平盛世，陰暗面會被規矩、道德和情感所壓制。
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真正應了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大家都是一樣的人，都說不上正統，談不上貴賤，憑什麼你坐在皇位上？我就要向你俯首稱臣了？當此之時，每個人都想試一試，礙於能力的大小，有人敢，有人不敢，如此一來，那些敢做的人就會被人讚揚。
在那個時代，道德的評判角度被弱化，個人的作風則更加吸引眼球，我們再反過來看王敦，意氣風發的大將軍拍案而起，將皇帝嚇得連連後退，在他身邊大氣都不敢出，這是當時多少天下人的夢想？在那個名義上推崇儒家，實際上卻受到各種外來思想影響的時代，能有多少人會按照儒家的理論，將王敦亂臣賊子？
亂世中的每一個人都想成為王敦，都想像他一樣號令天下，如此，王敦自然就成了人人傾心的大英雄。
當然，環境與人性只是一個方面，王敦也有自身的魅力，作為一個敢於與皇室叫板的人，他在很多方面展露出來的魄力是普通人身上沒有的，他能在危難之時泰然自若，能在被人嘲笑時拂袖一笑，也能在遭人逼迫時處變不驚，這樣的人遇到魏晉那樣的時代，能獲得英雄的評價並不讓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