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lliam Frey | 布魯金斯學會
✪ Jane Coaston | 紐約時報
✪ 談行藏(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2022年以來備受國際關注的美國中期選舉已基本塵埃落定，但對這次選舉的剖析，仍是美國內部的一個重要議題。為便於國內各界了解和把握這場選舉所折射的美國內政最新變化及其深層邏輯，繼第1篇編譯《最不意外的意外：一個讓川普和拜登都頭痛的悍將終於出現》之後，文化縱橫新媒體推出第2篇編譯，在本文中著重關注美國年輕一代的政治意識之變。這也是當前美國內部密切關注的一個焦點。
這次中期選舉，許多分析人士所預判的共和黨大勝、掀起美國「紅色浪潮」的局面並未出現。對此，有調查分析，18至29歲青年一代和高學歷女性對民主黨的支持明顯增長，成為阻擋「紅色浪潮」的有力群體。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爬梳民調數據，發現無論什麼種族，美國的Z世代和較年輕的千禧一代都更多支持民主黨；而有大學學位的女性群體和沒有大學學位的男性群體，分別向民主黨、共和黨轉向對比也越發明顯。這一結果對共和黨來說，無疑提出一個難題：其主要支持群體，未來能否平衡那些支持民主黨的力量？
當然，籠統的民調也不一定能準確反映現實。為了更具體地把握美國年輕人的政治觀念，《紐約時報》對話三名青年代表，發現雖然美國青年一代的背景、種族、受教育程度各有不同，對墮胎、犯罪、槍枝等當前美國社會熱點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但他們身上有很多共同點：對美國兩黨都不滿意，都認為Z世代（一般指1995-2009年生人）比前幾代人更有政治意識，但也更包容和理解，能在保留不同意見的基礎上開展對話。另外他們也都有通過積極行動來改變美國社會政治的意願。
本文綜合編譯布魯金斯學會報告《Midterm exit polls show that young voters drove Democratic resistance to the 'red wave'》和紐約時報播客訪談稿《『Maybe Gen Z are just kinder』: How America's youngest voters are shaping politics》。由於機構立場、議題設置等原因，這些內容可能也僅僅反映局部特徵，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美國中期選舉Z世代影響凸顯
在今年中期選舉的驚人結果之前，許多專家和分析人士預計，共和黨將在兩院獲得壓倒性優勢，導致美國出現「紅色浪潮」。但這一預期並未實現。布魯金斯學會在選舉後，研究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選票差距，發現了民主黨支持者的一些特徵（圖標中的數據是特定群體投票給民主黨的百分比與投票給共和黨的百分比之差）。
（一）白人和少數族裔青年都支持民主黨
幾十年來，美國白人總體上更傾向共和黨；黑人則強烈支持民主黨；拉丁裔雖然在最近的選舉中大多支持民主黨，但在時間和區域之間呈現出不同的變化；亞裔的投票偏好更加複雜，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一些選舉中偏向共和黨，本世紀初又逐漸趨向民主黨（2014年中期選舉是例外）。2022年的民意調查顯示，這種差異一直持續至今。
四組數據分別是白人、黑人、拉丁裔、亞裔
調查中更值得注意的內容，是這些群體中青年選民的投票差距。白人選民的數據尤其值得注意——與年長的白人選民相比，18至29歲的青年更支持民主黨。他們在2020年總統大選和2018年中期選舉中就已經表現出了對民主黨的支持，在2022年的數據則更加明顯。與此同時，黑人、拉丁裔青年的兩黨選票差距也遠高於其他年齡組。
（二）白人女性大學畢業生和白人男性非大學畢業生向不同方向移動
與2020年總統大選相比，擁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女性在2022年對民主黨支持率有所增加；而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男性則更多轉向共和黨。
(四組數據分別是有學位女性、有學位男性、無學位女性、無學位男性)
許多分析認識猜測，這一差異的擴大化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這一判決有關。調查顯示，47%的女性選民對判決感到憤怒，其中又有83%的女性投票支持了民主黨候選人。
2022年中期選舉涉及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影響因素：發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後；美國經濟條件動盪；美國現任總統的支持率較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剛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幾個月；還有川普以及2022年1月6日的國會山事件。
儘管如此，調查揭示的模式，依然可以說明一些對未來的預期：
首先，最重要的或許是年輕人對民主黨的大力支持，大多數分析師都沒有預料到其支持率有這麼高。出於對包括墮胎、包容度、民主和教育等問題的擔憂，Z世代和千禧一代中較年輕的一波有可能成為民主黨聯盟的未來核心。
其次，這些結果顯示，女性對民主黨的支持持續擴大，尤其是擁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女性——最近最高法院的裁決以及其他問題顯然對這種支持有所幫助。
第三，儘管部分少數族裔最近顯示出了支持共和黨的傾向，但本次選舉的結果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黑人、拉丁裔和亞裔選民（尤其是年輕人）支持民主黨。 雖然拉丁裔的表現在不同國籍和不同地區間有所差異（例如佛羅里達州的拉丁裔支持了共和黨候選人），但他們在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也為民主黨的勝利貢獻了重要作用。
簡而言之，本次中期選舉揭示了民主黨在新一代選民和人口群體中的優勢，這些選民和人口群體的規模將繼續增長，而共和黨繼續在老年選民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男性中表現良好。這一事實所提示的問題是：強烈支持川普的群體，未來能否保留足夠的影響力，來抗衡這次支持民主黨的群體？
▍美國Z世代怎麼看美國政治？
本次選舉中青年一代的力量已經得到了許多關注和認可。鑑於此，《紐約時報》的播客欄目「爭論」邀請了一些Z世代青年，來討論他們對當前美國政治、政黨的看法，家庭、社區、身份對他們的影響，以幫助更多人更直觀地理解美國的年輕一代。
簡·考斯頓：首先，我想請各位做自我介紹。
扎克·克雷布斯：我今年21歲，從出生開始就生活在印第安納州東北部的韋恩堡。我曾讀過一年大學，但在新冠流行後，因為疫情和其他原因而退學。我目前在工會工作，這個工會已經成立了大概100多年。工作是我父親介紹的，同事主要是保守派，但我不是。
艾薩克·威利爾：我是賓夕法尼亞州西部格羅夫城市學院的一名大三學生，專業是政治學。我目前在幾家媒體擔任記者，其中一家叫The College Fix，是關注高等教育的新聞期刊；我還為一家名為阿克頓研究所（Acton Institute）的保守派智庫做評論。
伊莎貝拉·達拉西奧：我今年22歲，來自南佛羅里達州。我在喬治梅森大學學習行政管理和國際政治。我是Team Enough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這是一個由青年領導的槍枝暴力預防組織；我還是March for Our Lives的前政策助理，目前是他們兩國和平峰會的聯席主持人。
簡·考斯頓：你們覺得自己在政治光譜中處於什麼位置？
伊莎貝拉：如果在一個烏托邦社會，我會非常進步主義。但在當下的社會，投票時總需要放棄某些道德準則，因為沒有哪個候選人能真正符合所有期待。但總體而言，我肯定是左傾的。
艾薩克：中右對我而言是最準確的描述。我不想說「保守」，因為這個詞背後有一長串包袱，其中很多也不是我的。但我同意貝拉的觀點，我們在投票給不完全符合價值觀的候選人。我相信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
扎克：我也同意他們兩個人的觀點，沒有候選人能真正代表我。我認為自己屬於進步主義，我不想說「民主黨」，但我喜歡看到他們「進步」的一面。
簡·考斯頓：我很好奇你們怎麼看待支持某個黨的含義，以及怎麼看待自己不支持的政黨？
扎克：我就是勉強選擇民主黨吧。畢竟想要有一個第三政黨出現，涉及的問題就太過複雜了。我並不喜歡只有兩個選項這種情況，尤其我們那裡民主黨人，真的非常平庸，差理想很遠。這很令人沮喪。但他們自己很滿意，因為保守派，也就是目前的共和黨，非常咄咄逼人。他們談論我這類人的方式我覺得不能接受。所以我也只能在現實中找個儘可能舒適的空間。
艾薩克：我成長過程中受到很多共和黨的影響。我的父母都非常保守，父親是東正教長老會的牧師。我不是出生在美國，18個月時被父母收養，童年時身邊有很多非常保守的人。所以我基本是伴隨著「共和黨就是要走的路」這個概念長大的。但我一直記得，8歲的時候曾問父親：「共和黨人是好人，民主黨人是壞人嗎？」而他說：「不要忘了，哪邊都有壞人。」所以我現在是明確的中立派，我的黨派身份，只是我投票給認為更有可能建樹的一方而已。 我的投票取決於幾點，其中之一是：黨派初選中我能實現什麼？哪方的初選更有趣，更能改變現狀？而現在我對兩黨都很失望，對共和黨也不滿意，所以成了中立派。
伊莎貝拉：我傾向於投票給民主黨，但這不是很願意的選擇。根據我在兩個槍枝暴力預防組織中了解到的，這個問題已經緊迫——槍枝是當前年輕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我認為問題必須立刻想辦法解決。但民主黨對這一問題卻缺乏緊迫感，這讓我非常失望。而對共和黨，我認為我們國家已經嚴重兩極分化，提到「共和黨」會讓人們想到「法·西·斯主義」。現實是，在大學裡與Z世代共和黨人互動時，我並不認為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者。所以我們的政治光譜肯定有漏洞和缺失。我們需要一個第三黨派。
▍美國Z世代為什麼關心政治？
簡·考斯頓：看來大家對兩黨的評價都不高。貝拉，你一直在跟 March for Our Lives合作，也即將加入一家非營利性政策組織，是什麼吸引了你從事政策工作？
伊莎貝拉：在佛羅里達長大或許就是根源。我父母都是共和黨，從小就有人告訴我應該怎麼想，怎麼做。「美國是會給予你一切自由。」「遵守規則，追逐美國夢。」我只是一直堅持這麼做。我認為這些都是客實現的。我的祖父母做到了，所以我今天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站在這裡；我的父母也做到了。
但是在我高中時，我確實面臨過很多困難，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些事情是不正常的。比如我從小就沒有醫保，我媽媽是單身母親。所以求醫對於我們而言，首先需要先問：真的緊急嗎？能等等嗎？我們在家裡是不是也可以解決問題？這導致我現在經常需要提醒自己：「去看醫生。」我們還有過一段流離失所的日子，心理健康受到很大影響。
我高中時，我們住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身邊發生了槍擊案。我有朋友就在出事的大樓里，發了視頻給我。那天改變了我整個人生。我們整個學生會都出動了，一開始根本沒什麼計劃，就是沖了過去，走出了大門，而後才意識到，我們正在街上，周圍還有新聞媒體的直升機。通過這件事，我認為這政治冷漠的年輕人群體其實很有力量，不可忽視。所以就想，如果我能讓某些官僚下台，那或許也可以說服一些立法者支持防範槍枝暴力的法案。
這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治癒心理創傷的過程。以前我認為政治是年長的白人男性的事，他們有很大的權力。但現在我覺得政治無處不在，它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這就是我積極參與政治的原因。
簡·考斯頓：艾薩克，你對自己開始關心政治的時間有記憶嗎？
艾薩克：有的，我是在2016年大選後開始有了政治意識。對很多我的同齡人來說，這應該也是大家共同的第一次政治記憶。而我也注意到，第一次政治記憶會從根本上塑造一個人的政治觀。2016年我14歲，川普當選，包括右翼人士在內，幾乎沒人預料到這個結果。所有人都非常憤怒，到今天依然在憤怒。我們對國家兩極分化的認知也是這樣，並不是說它以前不存在，只是在這個時間點注意到了。
扎克：我對政治的概念也是從川普開始的，但更多是跟他的競選活動有關。那時候我是所在環境中唯一一個進步的聲音，其他人都對共和黨的變化非常熱衷。我當時不斷地跟各種人交談，對他的當選感到非常不安。而後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超強的政治化。
▍美國Z世代關心哪些問題？
簡·考斯頓：所以大家的重要政治記憶主要都來自過去六年。下面我們做幾個快問快答，看看諸位對當前熱門議題的態度。第一個，氣候變化，政府做得夠嗎？
伊莎貝拉：絕對不夠。
扎克：不夠。
艾薩克：我不確定。
簡·考斯頓：你對經濟有多擔心？1-10分，10是最強。特別擔心的點在哪？
伊莎貝拉：10，最擔心住房負擔能力。
扎克：6，就我個人而言，經濟不是目前最緊迫的問題。
艾薩克：9，最擔心通貨膨脹和全球貿易。
簡·考斯頓：槍枝管制，政策應該更嚴嗎？
伊莎貝拉：應該。
扎克：應該。
艾薩克：不需要更嚴。
簡·考斯頓：對推翻羅伊案有什麼看法？
伊莎貝拉：作為女性，我覺得太可怕了。這是一個大問題。
扎克：它對我和我周圍的每個人都是毀滅性的。
艾薩克：羅伊案原本的判決很糟糕。作為有色人種，我很高興美國的墮胎案例會減少。
簡·考斯頓：擔心犯罪嗎？主要擔心哪類犯罪？
伊莎貝拉：不太擔心。我更擔心國家在犯罪預防上投入更多資源。
扎克：我個人不太擔心。
艾薩克：擔心，美國的犯罪問題很嚴重，我們需要找到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簡·考斯頓：對於平權運動，支持還是反對？尤其是在大學、職場裡？
伊莎貝拉：平權很重要，但當前政策肯定有缺陷。
扎克：我同意平權，但具體政策肯定需要做些調整。
艾薩克：作為亞洲人，我真的不喜歡平權法案。我們需要廢除其中大部分，然後找到方法，建立一個真正公平的體系。
簡·考斯頓：剛才談到的問題中，哪一個讓你感覺最複雜的感受？你們對這些話題有什麼疑問嗎？
艾薩克：我好像是這裡唯一的反墮胎者，對這個問題有些疑問。你們是支持完全的墮胎權嗎？還是支持加上某些限制？
扎克：我覺得這不是我能做判斷的事。我總體上認為允許在15周內墮胎，比完全禁止墮胎要好得多。我對懷孕的生物學知識掌握有限，不過在胎兒離開母體可以獨立存活之前都允許墮胎，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這可以讓很多人避免因生育而陷入困頓。
伊莎貝拉：我不認為人墮胎的目的是謀殺一個孩子，其中肯定有醫學的或者其他的原因，比如他們不能照顧孩子並為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有選擇權。而且推翻羅伊訴韋德案一事本身，關係到的不止是墮胎。作為女性，我覺得許多生育健康問題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墮胎跟節育等問題都緊密相關，但有些女性對避孕措施沒有足夠的了解，還有很多女性要忍受卵巢囊腫等問題帶來的疼痛。所以重要的事情不僅僅是墮胎，還有與其相關的所有其他醫療保健問題。
簡·考斯頓：艾薩克，你怎麼看？
艾薩克：我認為對於反對墮胎政策的人來說，應該明白支持墮胎的人都是好意，這點非常非常重要。我也不覺得支持墮胎的人都認為通過手術殺死一個嬰兒是沒問題的。但我確實認為胎兒就是一個孩子，與墮胎有關的道德討論涉及某些嚴肅問題，比如「生命何時開始」，「生命所在的環境是否能決定其價值」等等。所以，深入墮胎問題的道德根源很重要。
簡·考斯頓：我們進入下一個話題，你們這次中期選舉都投了票，所以我想跟你們聊聊投票的事。貝拉，你在古巴裔家庭長大。這次關於佛羅里達州拉丁裔投票的討論很多，多到了煩人的地步，但我很好奇你們的家人、朋友是如何討論政治的。
伊莎貝拉：很多古巴裔是共和黨人。但我認為古巴裔與其他很多拉丁裔有根本區別。他們有點被誤導了，共和黨把信息引導向他們的創傷，用某些術語和流行語來吸引他們的投票。我父母並不跟我討論政治，他們基本只在自己的信息繭房裡。新一代古巴裔跟父母一代的看法有差異。我們也思考父母思考的問題，但思考方式肯定有所不同。
簡·考斯頓：許多民意調查專家、學者、新聞工作者，當然也包括我，都想理解Z世代。你們認為其他人對Z世代有什麼誤解嗎？你們又希望從政治中獲得什麼？
扎克：很多人覺得我們不關心政治，但其實我們比前幾代人更有政治意識。我家裡從來沒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但我的同齡人對很多事都有看法，不管在政治光譜的哪邊，都會進行討論。我也更喜歡Z世代的這一點。在政治上，我希望我們能有更多自己的空間。很多時候政府會試圖制定我生活中不需要的規則。我們只是想做自己，也需要空間來做實現一點。
艾薩克：我也強烈同意。我們只想自己待著，這點上是比較典型的自由意志主義。政治經常讓我們感覺筋疲力盡。
伊莎貝拉：我認為人們對Z世代的認知錯誤在於他們認為我們享受了特權，比如網際網路，外賣等等這些便利，還只關心自己，而且「有宣言就必須得說出來」。但其實，我們只是想把對話推進一步，比如接受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一些事，對它們進行消化。我祖父母和父母都不得不融入這個國家，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嘗試把它變成真正的家園，獲得一些控制權。我還認為對問題保持敏銳很重要，敏銳並且包容。
我也不認為我說的這些，必然是真的或者好的。Z世代或許只是更友善，或許我們只是更懂得如何更好地認識到文化差異，如何理解他人的舒適區，如何讓彼此更舒適，感到更被接受。這是我們所有人真正共同重視的東西，它不應該被認為是軟弱或者敏感；它是包容，是愛。Z世代有更多更本質的愛，這是很美好的。我們想生活在充滿愛的社會中，為彼此而不是為權力服務。
扎克：我很願意同意貝拉的話。本質的愛，這一點完全說出了我的心聲。
艾薩克：貝拉的觀點很有趣，但我認為其中理想的部分過於烏托邦了。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所有的保守派應該都是。但我想這個國家總會好起來的，這是我繼續努力前行的動力。這也許是盲目的信仰，也許是錯誤的信念，但無論如何我都必須盡我所能，努力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即使最終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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