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河圖」「洛書」的解釋問題聚訟至今，仍沒有獲得合理的解決。考古學研究表明西周早期溫暖濕潤，但中後期即轉向嚴重的寒冷與乾旱。這種氣候變化造成了黃河流域動植物分布狀況的巨變。通過綜合運用文獻考據和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河圖」「洛書」其實是指龜類與竹子。而孔子「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洛不出書」的說法其實反映了春秋時代某種鳥類、大型龜類與竹子在河洛地區分布的減少，是古人對於氣候和動植物分布變遷樸素觀察的結果。

關鍵詞： 河圖 洛書 河不出圖 氣候變遷

關於「河圖」「洛書」含義的解釋大體分兩類，一類是認為自漢代以來或以「河圖」為《周易》八卦、以「洛書」為《洪範》九疇，或有讖緯之書假託是「河圖」「洛書」。至東漢儒生又以九宮圖附會「河圖」「洛書」，至宋儒更首創黑白點數陣圖，指明是「河圖」「洛書」。[1]上述觀念顯然屬於附會，劉起釪先生即斥這種對「河圖」「洛書」的解釋是「妄之又妄」，認為全不可信。[2]另一類就是認為「河圖」當是一種「物質性寶器」，或以為是玉石之類的東西，或以為是「地圖方志一類的東西」。[3]我們認為以上兩類解釋都不能很好的契合「圖」「書」的字義以及「河圖」「洛書」在先秦古書中的具體語境。而且「河圖」作為康王時就有的寶器，但至今仍沒有發現可能是「河圖」的可信的考古實物，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可能並非考古發掘有缺，而是過去對「河圖」以及「洛書」的認識並不正確。

我們認為「河圖」就是大型龜類及其龜甲，而「洛書」即竹子。孔子所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其實是氣候變遷所造成的一些動植物的分布區域南移的現象。茲略述鄙見，以就正於方家。

一、 「圖」與「書」的字義

我們先來看「圖」字。「圖」字在先秦文獻中多作「謀」講，如《左傳》中多見的「君其圖之」之類。「謀」即決疑。古人謀劃決疑依賴卜筮，如《洪範》中「稽疑」即以卜筮決疑。[4]而「謀」的來源正是龜卜：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詩經·小旻》）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詩經·綿》）

「猶」通「猷」，即「謀」也。[5]這兩句詩可見，「謀」來自於龜卜，「龜卜」猶言「謀」。是故「圖」與「龜卜」都有「謀」的含義，「圖」猶言「龜卜」。

另如古人決定立城的地點稱為「卜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詩經·文王有聲》）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即惟王稽卜，宅此鎬京。而「卜宅」也可以稱為「圖居」：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詩經·崧高》）

「宅」即「居」，所以「卜宅」「圖居」之所以含義相通，正是因為「圖」即「卜」也。

又如國家改變嗣君，既可稱為「改卜嗣」：

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左傳·昭公十七年》）

又可稱為「改圖」：

初，衛侯游於郊，子南仆。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只辱。」（《左傳·哀公二年》）

可見「改圖」猶言「改卜」，因此「圖」字實與「卜」相通。而「卜」需用龜甲，是「圖」實與龜或龜甲相關。

我們再來看「書」字，按《說文》作「箸也」[6]。「箸」《說文》作「飯㩻也」[7]，即筷子。《玉篇》訓「箸」為「筴也，飯具也」[8]。可見「書」字本有筷子的含義，而筷子本就是竹製的籌策類的東西。[9]

總之，從本身的字義看，「圖」與龜義近，「書」與籌策相連。

二、先秦文獻中的「河圖」與「洛書」

在先秦文獻的語境中，「河圖」之「圖」即龜甲，「洛書」之「書」即竹製籌策。以下略舉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加以疏解，庶幾「匡違䇧佚，必有誼據，無以孤證臆說，貿亂古書之真」[10]。

(一) 《洛誥》中的獻「圖」「卜」

《洛誥》中記載了周公卜宅後給成王送「圖」並獻「卜」的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尚書·洛誥》）

此「（我）伻來以圖及獻卜」所謂「圖」正是周公卜居時所用的龜甲，而非舊說以為的地圖。[11]「伻來以圖及獻卜」，「圖」即卜宅所用龜甲，「卜」即卜宅的占卜結果。周公與成王的這段書信往來的核心議題是在今洛陽附近卜宅，卜宅的結果是「惟洛食」，成王的回應是「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言下之意是他親眼看到了龜卜的情況確實是吉的，承認了周公卜居定宅的結果。從成王的回應看，周公卜宅所用的龜甲確實被呈給了成王。而且成王的回覆里只是承認周公卜居結果這一事，而並未提及地圖。所謂獻地圖云云並無本文依據。「伻來以圖及獻卜」只是指獻給成王卜宅用的龜甲與占卜的結果，「圖」只是作為卜宅結果的憑證的龜甲而已，與地圖無關。

(二) 《顧命》中的「河圖」

「河圖」曾作為一種寶物在成王死後，在宗廟大享先王時被康王擺放在宗廟內：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尚書·顧命》）

前人或因所擺放的多玉器，所以猜測河圖也是玉石類，[12]這並不合理。因為所擺放的「庭實」不僅有玉，也有「赤刀」「舞衣」之類明顯非玉石之物，[13]所以庭實並非皆玉石。

而《禮記·禮器》中這樣描述大享時在宗廟中擺放物品的情況：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禮記·禮器》）。

除金、璧外，龜甲也為重要陳列。龜卜的重要性在西周遠勝於春秋，《禮器》中記錄庭實尚有龜甲，康王即位大享時的庭實中更不當無龜甲。龜甲尤其是尺寸較大者在春秋戰國仍是尤為珍稀的寶物，其被珍視的程度可能還在玉器之上。[14]故此康王陳列的庭實之中應有珍稀的大龜甲。而根據過去對《顧命》的理解，其庭實之中是沒有龜甲的，這顯然不合理。康王所陳列的庭實之中，其餘寶物的含義都比較明確，只有「河圖」的含義並不明確。因而結合圖的作為龜的字義，所謂「河圖」，當正就是指龜甲。

(三) 《繫辭上傳》中的「河圖」「洛書」

《繫辭上傳》中與「河圖」「洛書」有關的文句是：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周易·繫辭上》）

此節中前有「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後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兩相比較可知，「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承「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句而來，並表明所謂「神物」的含義。「天生神物」就是指「河出圖」「洛出書」。是故「神物」即「圖」與「書」。

而前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一句，是說觀測事物以定吉凶最好的就是蓍（筮）龜，所以從文意看，聖人所「則」的「神物」也當是「河圖」「洛書」，亦即蓍（筮）龜。「河圖」「洛書」與「蓍（筮）龜」語意一貫相承。「圖」即「龜」，「書」即「蓍（筮）」，也就是籌策。[15]《易傳》此段圍繞蓍（筮）龜立論，若「圖」「書」非指蓍（筮）龜，則「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即偏離段意主題，殊為窒礙。

(四) 《呂氏春秋》中所謂「史皇作圖」與「綠圖幡薄」

《呂氏春秋》曾提到所謂「史皇作圖」：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後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16]

先秦尤其是戰國以前，龜卜是非常緊要的事，此處列舉「聖人所以治天下」的二十種官不當沒有龜卜，但除「史皇作圖」一句外卻並未提及龜卜。且龜卜與筮占二者，龜卜重於筮占，聖人所以治理天下的二十官之中更不當有筮占而無龜卜，但此處所列舉的二十種官卻有筮占而無龜卜。「圖」有龜卜之意，故此處所謂「史皇作圖」當即史皇作龜卜的意思。

但舊說或以為「史皇作圖」之「作圖」即「造字」，而史皇即倉頡，[17]不過所謂「圖」即「書」的說法並無文例依據。《淮南子》中說「史皇產而能書」[18]。並無古書文例表明史皇與倉頡是一人。[19]

《呂氏春秋》還有一處提到所謂「綠圖幡薄」：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唇吻，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征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雲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20]

《呂覽》「幡薄」之「薄」蓋當讀為「篿」，形近而訛也。《離騷》有「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藑茅」即苞茅，[21]是祭祀時用以縮酒的東西。王逸據此句認為楚人結此草用以占卜。然而此處屈子筮占於理不必兼用兩種筮具，且占卜前蓋皆當祭神，此藑茅當即是占卜前用於祭神，並非是用來進行占卜的。黃靈庚就稱「筳」讀如「挺」，猶言索取，而「篿」其實是一種竹製卜具。[22]

此段大意是以相馬比喻聖人之所以能「上知千歲，下知千歲」的方法，並非單純猜測，而是聖人觀物就像相馬者相馬一樣也是有所依據的（即所謂「有徵」）。而聖人所依據的就是所謂「綠圖幡薄」。而《繫辭上傳》說「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周易·繫辭》）兩處都指向聖人所以預測的工具，正可對照。

《易傳》說聖人所以定吉凶的憑藉是蓍（筮）龜，也就是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之「圖」「書」。而《呂氏春秋》以「綠圖幡薄」為聖人定吉凶的依據。可見「綠圖幡薄」正當是所謂「河圖」「洛書」，都指的是龜甲與竹製籌策。

(五) 《禮記·禮運》中的「河出馬圖」

《禮運》中曾提及的「河出馬圖」的說法：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禮記·禮運》）

鄭玄說「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23]但此說離奇，不可採信。其實「馬」當訓大，「馬圖」即大龜甲。章炳麟就說：「古人於大物輒冠『馬』字。」[24]漢儒因讖緯的需要，編造出了「龍馬負圖而出」的神話，曲解了「河圖」的本義。

總之，從先秦文獻的具體語境來看，「河圖」「洛書」其實就是指大龜與竹製籌策。

三、氣候變遷與「河不出圖」「洛不出書」

西周早期與其後乃至春秋時代的氣候、動植物分布情況有著強烈的對比和反差。我們認為這正是先秦古人所常常嗟嘆的「河不出圖」等現象的本質。西周早期溫暖濕潤，但中期以後氣候即轉向惡化，出現了持續性的寒冷、乾旱。[25]與氣候變化相適應，西周中後期開始北方動物種類也明顯減少，犀牛、大象等動物紛紛南遷。[26]這種惡劣氣候一直延續到春秋中後期的周靈王時代都沒有徹底結束。[27]換句話說西周早期動植物資源豐富，生態宜人，而到了厲、宣、幽、平甚至周靈王時代動植物資源則大量減少，生態也趨向惡劣。這種強烈的對比給古人的思想世界施加了強烈的震撼。古人不清楚氣候變化的原理，因而無法對這種氣候惡化現象做出科學解釋，於是只好歸因於天命的變化。

古人認為氣候與動植物分布情況與天命有關，因此賦予了氣候變化和動植物分布情況以神聖的意義。古人把這種氣候條件和動植物分布情況的好壞變化理解為「祥瑞」的有無，並以之作為判斷統治者是否「受命」的標準。如管仲就以氣候與動植物條件未達到西周早期的水平為由反對桓公認為自己「受命」的想法：

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有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28]

此處管仲將其時的情況與過去的「受命者」[29]進行了對比。這個「受命者」當然主要就是指西周早期的文武諸王。經過這種對比，管仲認為西周早期所具有的「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這三種徵兆都沒有出現，因而認為桓公並不能「受命」。我們認為管仲所舉的「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以及「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並興」等都是在談論西周早期與春秋時代的氣候和動植物情況的對比。「龍龜」也就是所謂「圖」[30]與「書」「乘黃」還有「鳳皇鸞鳥」都是指一些動植物，這些動植物就如同犀牛、大象一樣於西周早期在黃河流域都有廣泛的分布，但後來隨著氣候的惡化，都退向了南方。

西周早期是周人心中的黃金時代，也是「受命」的標本。因此，乾冷惡劣的氣候和動植物分布情況是否能恢復到西周早期的水平，亦即氣候溫暖濕潤且動植物資源豐富的情況，也就成為了判斷是否有君王「受命」的標準。稍後於周靈王時代的孔子也曾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的現象已然讓他的心情墮入了極度絕望的境地，以至於竟發出了「吾已矣夫」的悲鳴。孔子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觀察到「鳳鳥」「河圖」等動植物的分布情況並未恢復，因而認為天下並無「受命者」，那麼他恢復周道的理想自然也就只能歸於絕望。總之，我們認為春秋戰國時代孔子等人所說的「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其實就是西周早期以後氣候變得持續性乾冷所造成的動物遷徙現象。

具體來說，「河圖」就是生活在河洛地區的大龜。這種大龜在西周早期溫暖濕潤的氣候下曾廣泛分布於黃河流域。其後隨著氣候惡化，這種大龜即與大象、犀牛一樣退向了南方。這種現象其實也就是孔子所謂「河不出圖」。孔子所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其實並非特指「鳳鳥」「河圖」，而是在說這兩種生物不出現所代表的氣候變化。這種不出現當並不至於是在黃河中完全絕跡，但至少其生活在黃河中的種群數量肯定是大大減少了。殷墟所發掘出的龜甲之中有一類大型的特殊名龜，名為中國膠龜，其取樣長44厘米左右。學者認為這種大型龜來自於南方長江流域或南方更遠的海域輸入。甚至有國外學者經鑑定認為這是來自緬甸及印度尼西亞的龜種。[31]與以上說法不同，我們認為這種中國膠龜就是所謂「河圖」。在西周早期乃至之前的溫暖濕潤的氣候下，黃河流域仍然適宜大象等亞熱帶甚至熱帶動植物的存活。和大象這些現在已經不能適應北方氣候的動物一樣，這種中國膠龜也就是「河圖」也曾在黃河流域廣泛分布。只是在西周中後期以後的乾冷氣候之下，這種中國膠龜和大象一樣也退向了南方，而且似乎再也沒有回來。

「洛書」就是曾在河洛地區廣泛分布的竹子。竹子是一類亞熱帶植物,對氣候的變化非常敏感,是研究氣候變遷的指示物種。據科學家們研究，我國古代黃河流域氣候溫暖濕潤,竹子的分布可達到黃河流域。[32]西周早期氣候溫暖濕潤，竹子在河洛地區應也有廣泛分布。但隨著氣候的乾冷，竹子在河洛地區乃至整個北方的分布自然會大受影響。據考古學研究，黃河下游地區在西周末年經歷了乾旱事件，有些地方的地下水水位甚至比現在要低3米左右。[33]我們認為所謂「洛不出書」當就是西周中後期以及春秋時期竹子由於寒冷乾旱在河洛地區分布減少的現象。「洛出書」與否，也還是一個氣候和動植物分布的問題。

總之「河出圖」「洛出書」以及「鳳鳥至」等等祥瑞都是對西周早期動植物分布狀況的描述。所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是指因為西周早期以後的氣候持續乾冷而造成的動植物分布變化，亦即大型龜類與竹子在北方分布的減少。這種動植物分布的變化可能因為氣候的變化而反覆，但至遲到孔子時，並未恢復到西周早期的那種氣候溫潤而動植物資源豐富的情況。

四、結語

無論是從「圖」「書」本身的字義看，還是從古書的語境看，「河圖」「洛書」都只是某種現實存在的實物。我們認為「河圖洛書」即河洛地區之龜與竹。「圖」即龜及龜甲，「河圖」特指一種名貴的大龜及其龜甲，可能即發現於殷墟的中國膠龜。而「書」即竹子或竹簡，「洛書」則是指河洛地區所生長的竹子。至於先秦舊籍所見作為文字載體的「圖書」「書圖」「圖籍」，過去咸以為是指圖畫與竹簡，但尋繹《韓非子》等書的文義，此與竹製或木質書籍一樣是文字載體的圖當非指圖畫，而是指清末以來才為世人所關注的甲骨文，在先秦，甲骨大概乃至少不比竹簡次要的文字載體，許多最重要的文獻如法典就記錄在龜甲之上。[34]

至於所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鳳皇鸞鳥不降」等說法其實就是對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動植物分布的南移現象的描述。西周早期氣候溫暖濕潤，其後即逐步轉向寒冷乾旱。「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即因此造成的大型龜類與野生竹子在河洛地區分布的減少甚至消失。

來源：「歷史地理學研究」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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