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美術和世界美術都在蓬勃發展。隨著中西方藝術理念的碰撞與融合，中國畫在這一時期有了面貌上的較大改變，不僅出現了新年畫，而且湧現出了與時代主題結合緊密的新工筆人物畫等，創作成績斐然。本文即聚焦相關美術作品，探析新中國成立初期美術與時代之變的互文、互通。
李子侯 《入倉》（局部）
紙本設色 1963年 中國美術館藏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特別是1949年至1957年，我國的文化藝術觀念正處於新與舊、現代與傳統的交替之中。在這一歷史階段，廣大人民群眾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變，畫家的創作理念、創作內容和創作手法自然也隨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開始聚焦於表現時代、預言時代。所謂表現時代，是指畫家將真摯的情感投諸繪畫創作當中，注重當下，直面現實，以貼近民生的美術創作來彰顯時代精神。所謂預言時代，則是指畫家用畫筆揭示社會歷史真相併描畫出未來生活的美好圖景。總體來說，創作貼合時代的美術作品需要藝術家進一步在現實生活中磨鍊自我，打磨思想，同時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中發掘有利於中國畫發展的新理念、新路徑。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繪畫較為注重對現實的描繪，寫實手法得到了充分的運用。當時的畫家們摒棄了文人畫「重道輕器」、重寫意輕寫實的理念，不再一味追求個人風格的呈現，而是致力於創作老百姓看得懂、讀得懂、有教化意義的美術作品，創作出的作品體現了更多的實用價值。這一時期的繪畫不拘流派，從語言形式上打破了舊畫的藩籬，如一些畫家把素描技法融入中國畫的創作當中，大膽使用模特來寫生。彼時，工筆人物畫創作也受到西畫影響，開始追求畫面的光影立體感。為了跟上時代的步伐，許多中國畫家在構圖關係、創作內容、創作形式、畫面色彩、畫面尺寸上下足了功夫。
徐燕孫 《兵車行》 88cm×163.2cm
紙本設色 1956年 中國美術館藏
每個時代的繪畫作品都鮮明體現著所在時代的風格面貌。比如，漢、魏、六朝之畫「跡簡而意淡」，追求的是疏淡簡雅之畫風；初唐、盛唐之畫「雄渾壯麗」、筆墨厚實，畫面上濃墨重彩，顯得瑰麗不凡；晚唐之畫「清麗而漸漸薄」，不過美則美矣，其實已失富麗繁華之感。
可見，不同時期的美術創作也反映著這一時期政權主體的審美意識。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美術作品就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從作品內容來看，無論是人物畫還是風景畫都具有較強的教化功能。通過觀看這些作品，民眾可以直觀地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和重大歷史事件，從而加深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感。徐悲鴻的《在世界和平大會上聽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李子侯的《入倉》、鄧澍的《和平簽名》（《保衛和平》）、葉淺予的《中華民族大團結》《北平解放》、陸儼少的《毛主席的指示到達了田頭》、趙敏的《社會主義好》、馮國柱的《唱革命歌曲》和孫孝義的《留下黨的一片情》等便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作品，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民對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和對山河安康的美好祝福。
徐悲鴻 《在世界和平大會上聽到南京解放的消息》 352cm×71cm 紙本設色 1949年 徐悲鴻紀念館藏
轉型期的典型面貌
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中國美術邁向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轉型期。在這一時期的許多代表性美術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找到鮮明的時代印記。比如，聶南溪在《藏女》中刻畫了一位面容清麗的藏族女子，其身上所穿服裝不同於一般人對藏族華服的認識，而是安多地區勞動人民平時所穿的常服。就這幅畫而言，從畫面構圖、人物坐姿到表現方式均參照的是中西方融合的全新寫實體系。
程十髮的《歌唱祖國的春天》也是這一時期受到民眾普遍歡迎的典型作品，其畫面構圖與人物形象新穎別致、靈活生動，反映出那個時代的人民對祖國的歌頌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徐啟雄在《苗寨新嫁娘》這件作品中採用了顛覆傳統的構圖形式。為了使主體人物——苗寨新娘在畫面中更加突出，他以正面形式放大人物的臉部形象並進行細緻刻畫，將新嫁娘的羞澀、美好、期盼全部體現在了畫面之中。
程十髮 《歌唱祖國的春天》 138cm×82cm
紙本設色 1956年
單應桂在《當代英雄》中描繪的是修建水渠的婦女們在青山綠水間火熱工作的圖景，彰顯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巾幗氣概。姜燕在作品《考考媽媽》中同樣圍繞女性生活的改變來進行塑造。畫家看似只是截取了一個簡單的家庭場景來表現掃盲活動，實則於細節之中見精神，畫面瀰漫著親切、溫馨的生活氣息。潘絜茲則將自己20世紀40年代深入敦煌莫高窟臨摹與研究的所思、所感一一傾注到作品《石窟藝術的創造者》之中，憑藉真實體悟創作出了這幅打動了無數觀者的佳作。
方增先將寫實手法與寫意手法相結合，圍繞採風生活中積累的大量素材，創作了彩墨畫《拾蘑菇》。周昌谷秉承「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創作原則，在作品《在草地上》中描繪了藏族人民安康喜樂的生活場景，畫面構圖疏密有致，動靜結合。許勇年的《群眾的歌手》屬於考驗畫家功力的大場景作品，畫面人物眾多，其中居於主體地位的是葡萄藤架下被眾人所簇擁的彈琴老者。縱觀整幅畫面，只見老者正哼著民眾無比親切、帶著濃濃鄉土氣息的腔調，聲情並茂地歌頌著時代新貌。包世學的《那達慕的冠軍》描繪的是那達慕大會的熱烈圖景。畫面中的蒙古族群眾形象鮮明、情緒高昂，正手持飄揚的紅旗，歡欣鼓舞地喜迎草原盛會。這些美術作品都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有的比較直觀，有的則相對隱晦。
包世學 《那達慕的冠軍》 57.5cm×92cm
紙本設色 1963年 中國美術館藏
綜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許多經典美術作品都在時代精神的引領下體現出了畫家的精神高度和政治敏銳度。正如王盛烈在完成《八女投江》後曾這樣談及自己的創作體會，畫家應創作無愧於英雄史實的藝術形象，要不懈努力，自覺響應黨的號召，宣傳黨的政策，虛心向群眾學習，使自己的呼吸、脈搏都與黨的思想、人民的願望和理想一致。當然，對廣大美術創作者而言，表達人民的願望和理想不是隨便抬抬筆就可以實現的，必須通過細微的觀察、豐富的實踐和廣博的素材積累才能最終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
王盛烈 《八女投江》 145cm×363cm
紙本設色 1957年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美術作品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畫家的思維方式值得我們借鑑。為了以寫實手法描繪時代圖景，他們會在創作之前觀察，在觀察之前布局，在布局之前思考，進而做到能夠辯證地看待社會現象，然後透過現象來捕捉刻畫對象的精神本質。基於此，在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美術作品時，我們要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進行深層分析，同時在馬克思主義美學觀的指導下梳理當下的美術現象，深挖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在釐清因果後再行判斷。
無論是美術創作者還是美術研究者，都應具備歷史觀。在步入近現代之前，中國美術已走過一段輝煌的歷程，留下了大量寶貴的藝術遺產。魯迅曾說：「美術可以輔翼道德。美術之目的，雖與道德不盡符，然其力足以淵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輔道德以為治。」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美術作品，既要從作品表象出發，觀察畫家的技藝，又要從作品的精神內涵出發，探尋其間的教育意義。
陸儼少 《毛主席的指示到達了田頭》 46cm×68cm
紙本設色 1955年
下面，我們通過一些代表性畫家和他們的作品來展現美術作品與時代的密切關聯。王叔暉是我國當代傑出畫家，其繪製的連環畫版《西廂記》在海內外廣受讚譽。雖然這件作品從形式到題材都較為傳統，但畫家在技法層面融入了時代之思。王叔暉的一生都在線條上下功夫，其線描既尊重傳統筆法，又在傳統筆法的基礎之上加入了許多現代表現手法，可謂借古開今、獨具風貌。通過在年畫作品《群英會上的趙桂蘭》中歌頌當時生產建設過程中湧現出來的女英雄、女模範，林崗成為在勞動女性群體間樹立起了較大影響力的畫家。他初學油畫，後來轉繪工筆人物畫。相較於油畫，他的工筆人物畫更接地氣，更加貼近人民的現實生活。除此之外，林崗的作品還對我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工筆人物畫的創作起到了引領作用。
總而言之，就廣大文藝工作者而言，在創作之餘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放下藝術家的架子，聯繫群眾、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把自己當作人民之子和人民的忠實代言人。
本文節選自《中國美術》2022年第6期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術創作研究》
《中國美術》2023年2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