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現象:話在嘴邊死活想不起是怎麼回事?

利維坦 發佈 2022-12-09T13:40:22.571689+00:00

利維坦按:想必我們都有過這種經歷:明明話就在嘴邊,但死活也想不起來怎麼說了…這種被稱為「舌尖現象」,是由於大腦對記憶內容的暫時性抑制造成的,或者也可以說,這是大腦無法從記憶中調取/檢索詞彙造成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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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想必我們都有過這種經歷:明明話就在嘴邊,但死活也想不起來怎麼說了……這種被稱為「舌尖現象」(Tip of the tongue),是由於大腦對記憶內容的暫時性抑制造成的,或者也可以說,這是大腦無法從記憶中調取/檢索詞彙造成的現象。一旦經人稍微提醒,便又瞬間脫口而出。這種讓人猴急的窘況

(語言提取失敗)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這能說明當事人對於該語言所指涉的事物記憶已經被遺忘了嗎?

所謂遺忘,就是我們對於曾經記憶過的東西不能再辨認出來,也不能回憶起來,或者是錯誤的再認和錯誤的回憶,這些都是遺忘。但這並非今天文章的主旨。我們的漫長記憶中有很多我們或許已經找不到的房子,它們深藏在記憶的迷宮之中,只要有蛛絲馬跡的線索,我們就會調取出那段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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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25日,在麻薩諸塞州伍斯特的一場演出中,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忘記了《生為奔跑》(Born to Run)開頭的歌詞,但這卻是他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熱門單曲。

根據20世紀頭幾十年對於遺忘所秉持的傳統觀念,這種情況根本不該發生。遺忘似乎是熵的必然結果:記憶的形成代表了我們大腦中的一種秩序,而這種秩序也會變為無序,這無可避免。如果時間跨度夠長,懸崖會崩潰成海,新車會散成碎片,藍色牛仔褲也將褪色。

正如斯普林斯汀在歌曲《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中所說:「一切都會湮滅,寶貝,事實便是如此。」我們大腦中的信息又怎會有所不同呢?

布魯斯·斯普林斯汀回憶《生為奔跑》開頭歌詞時的短暫掙扎,可以為我們揭示記憶的運作模式。© StanGrossfeld/theBostonGlobe/GettyImages

在這一認知模型中,歌詞等信息需要反覆記憶,關於《生為奔跑》,沒有人可以指責斯普林斯汀不注重背歌詞。在1988年以前,他肯定已經把這首1975年的熱曲唱了上千遍。因此,當發現自己不知所措地盯著滿懷期待的伍斯特觀眾時,他也無能為力,只能對著麥克風承認:「該死,我忘記了歌詞。」

根據遺忘熵模型,這種失誤毫無道理可言。但如果這一認知模式是錯誤的(斯普林斯汀並不是唯一一個會大腦短路的人),那後果將十分嚴重。依據這一20世紀初最好的心理學理論,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學校及教育體系,如果這些學習模式——以及與之相反的遺忘模式——都是是錯誤的,學習者遭受的損失簡直無法估量。走出校園,有多少人會浪費無數個小時,做著無意義的重複——比如高爾夫揮桿,學習法語動詞,或者婚禮致辭,卻最終無功而返?

對於遺忘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紀晚期,當時心理學研究人員開始將數學工具納入他們的實驗中。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通過記住一長串無意義音節的方式來研究自己的回憶能力,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記錄自己的記憶程度。

他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此的回憶能力呈曲線分布下降:他很快便忘記了大部分費了好大力氣才記住音節,但其中一小部分仍存在於他的記憶中,即便已經過去了許久。

© ResearchGate

得出的結果是很直接的——遺忘是信息侵蝕的結果但即使在這些早期的研究中,數據也出現了波動,這表明,導致遺忘的原因還有許多。重要的是,艾賓浩斯每次實驗之間的時間間隔對於記憶影響很大,隔一段時間再記憶新東西,要比擠在一起效果好得多。

© ResearchGate

這是一個神秘的發現,暗示著大腦要想形成記憶,仍存在一些無法解釋的條件,但與此同時,這並不令人驚訝。事實上,大多數學生都知道分時段學習的好處。他解釋道,「學生不會逼著自己在晚上學完所有單詞和語法規則,但心裡很清楚,早晨才是記憶的黃金時段。」

在艾賓浩斯那個年代,這類定量方法在心理學研究中是獨一無二的,但一代人過後,此舉迅速爆火。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愛德華·桑代克(Edward L.Thorndike)對數字十分敏感,也正是他促成了這一變革,在這方面的貢獻,他或許無可比擬。他認為:「如果一種東西存在,它就以某種數量存在;而如果以某種數量存在,它就可以被測量。」

心理學家愛德華·桑代克(1874-1949)。© Famous Psychologists

桑代克對研究心理學和教育實踐有著深刻的影響。他是一位多產作家,撰寫了包括算術書籍和一系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生字典在內的著作,並創造了早期的標準化測試。他先是擔任美國心理學協會的主席,後又擔任美國科學促進會的主席。也許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為20世紀中葉頗具影響力的心理學運動——行為主義(behaviouralism)奠定了基礎。行為主義試圖將行為純粹解釋為外部環境的作用,而非任何心理干預過程。

桑代克實驗用的貓:當小貓通過踩下踏板開關成功開門之後,它使用其他方式(如抓撓門板、頂天花板等)開門的頻率就會降低。© Towards Data Science

桑代克的早期研究涉及動物學習,經常以貓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讓貓從設計精妙的籠子裡逃脫出來。通過觀察,他得出了人類和非人類動物學習的三條基本規律。它們涉及到大腦如何「印刻」聯想(他稱之為「效果律」,Law of Effect);學習是在什麼條件下發生的(他稱之為「預備律」,Law of Readiness);以及記憶是如何保持記憶或遺忘事物的:他的練習律(Law of Exercise)可分為兩個子理論——調動和擱置。

擱置理論很簡單:如果你不調動記憶,你便會失去它。(與此同時,調動記憶可以使記憶得以保存,儘管只有在得到令人滿意的回饋時才得以生效——例如,享受崇拜者們歡呼的時候。)

桑代克的遺忘理論與艾賓浩斯的觀察結果基本一致,只是依舊沒能解開一個神秘的事實,即每隔一段時間對信息進行複習似乎可以將信息印刻在腦中,避免遺忘。認知科學家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提出一個可以完美解釋這一問題的遺忘模型。

然而,與此同時,桑代克的三條學習定律支撐起了20世紀初教育的標準化[1]。

遺忘,似乎不像是緩緩坍塌入海中的懸崖,更像是樹林深處的房子,隨著時間推移,樹木茂盛,房子越來越難以找尋。

需要明確的是,20世紀世界各地教育規範化形式絕非桑代克一人之功勞。然而,他對於學習的看法——學習是可以量化的,有些學生生來擅長學習——支撐起了學校對於嚴格標準化的遠景,不僅在標準化考試方面,而且在座位、教室大小以及設計,教學方法和學生評估指標方面下了功夫。這種可交替條件促使學生為了成為所謂的精英而相互競爭。

在教育標準化以及目前的相關研究進程中,遺忘機制被拋於腦後。然而,人們在1960年代1970年代分別設立了兩者的研究方法,自此遺忘的地位逐步提高。一種方法在聚焦於神經元層面,通過植入細胞中的微小電極來檢測遺忘程度,而另一種則聚焦於認知心理學,通過精心安排的測驗以檢測遺忘。

埃里克·坎德爾(1926-),生於奧地利維也納,後移居美國。1956年畢業於紐約大學。1974年至今,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0年,因神經系統學領域的貢獻與保羅·格林加德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iBiology

在細胞層面上,埃里克·坎德爾(Eric Kandel)參讀了一系列曾獲諾獎的研究[2],證明了記憶是通過加強神經元之間的連接實現的。他表示,無論是在具有學習能力的動物上進行,還是通過在培養皿中電刺激神經元來進行,學習機制都可以促成這種加強版的連接。而且,正如艾賓浩斯首次觀察到的那樣,每次學習之間都有一定的間隔時間會讓這些連接進一步加強。整個動物界都是如此,無論是海蛞蝓[3]還是哺乳動物[4]。

因此,負責維持記憶的細胞可能會偏向於儲存那些反覆出現的信息。

但是,兩次學習之間間隔的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在細胞層面上,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是記憶儲蓄所涉及的一些機制似乎需要「停機」休息:停機充電可以使神經元重新運作之前加強記憶連接[5]。

在傳統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中,一個不同但或許是互補的答案即將呈現。在這裡,各種研究表明[6],每次學習之間存在間隔將大有裨益,與直覺相反,它們為有益的遺忘創造了機會。

根據一些理論,我們的記憶就像懸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崩塌,一旦失去,便再也無法找回。© FinnbarrWebster/GettyImages

要理解遺忘是如何對我們有益的,關鍵是要先認識到,記憶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強弱之分。相反,你「召喚」記憶的難易程度(記憶的檢索強度),與其在你腦海中的完整呈現(記憶的存儲強度)不同。

例如,您父母的名字將是具有高存儲和高檢索強度。十年前你短暫記憶過的電話號碼,則情況相反。幾分鐘前,您在聚會上遇到的某人的名字可能具有高檢索度,但存儲強度較低。

最後,當你在伍斯特中心的舞台上發愣時,那些怎麼也記不起的歌詞,具有很高的存儲度,檢索強度低到令人髮指,儘管這首歌你已經唱了千遍萬變。然而,如果有了恰當的提示——例如,聽眾將開頭的歌詞唱出了——檢索強度就會立即恢復。

© TED-Ed - Tumblr

早在1930年代,心理學家就意識到存儲和檢索之間的區別,當時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心理學家約翰·亞歷山大·麥吉奇(John Alexander McGeoch)要求研究對象記住一對毫不相關的單詞[7]。例如,每次我說「鉛筆」時,你要說「棋盤」。他發現,這項任務變得更加困難——在要求受試者複述他們記住的內容之前,他用會錯誤的詞組來誤導他們:「鉛筆」和「奶酪」,「鉛筆」和「桌子」。這些「誘餌」似乎正在占據受試者們的記憶。

隨著這一研究方向的興起,遺忘所代表的含義發生了變化。遺忘,似乎不像是慢慢坍塌入海的懸崖,它更像是樹林深處的房子,越來越難以找到。房子可能是完美的——也就是說,它的存儲強度仍然很高,但如果通往記憶的路徑被團團包圍,那麼原來清晰的路徑,就會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迷宮。

通過執行頗具挑戰性的檢索任務,你可以增加給定記憶的存儲強度,並增加將來記憶檢索成功的機率。

© Live Science

在斯普林斯汀的案例中,很容易看出,他的心理尋路可能已經偏離了軌道。「忘記這首歌歌詞的原因,顯然是因為他當時非常專注於向觀眾表達這首歌多年來對他賦予的新意義,」《洛杉磯時報》的音樂評論家在活動幾天後寫道。對歌曲的新的闡述意味著他正在以一組不同的線索來回溯相同的舊記憶:不同的起點。突然之間,曾經牢記於心的歌曲開場白便無法記起。

但很快,歌聲又響了起來。假設這一次存儲強度可訪問性保持不變,它呈現的結果便與當時圍繞檢索和存儲強度的前沿研究保持一致——儘管這些指標彼此不同,但並非獨立存在。

在1992年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擱置新理論》(The New Theory of Disuse)中[8],也就是桑代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認知心理學家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A. Bjork)和伊莉莎白·比約克(Elizabeth Bjork)的之間對話,他們描述了存儲和檢索之間的相互作用,令人著迷。他們表明,檢索記憶能夠增加存儲強度,但增加的收益會衰減。

你可能會在聚會上遇到某個人,然後重複她的名字,試圖增加記憶強度,但這種重複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與第五次重複相比,第六次重複並不會明顯增加記憶強度。然而,比約克夫婦稱對記憶的「努力檢索」將增加存儲強度。

羅伯特·比約克在《掌握:改變我們學習方式的科學》(Grasp: The Science Transforming How We Learn)一書中告訴我們,一旦名字處於半遺忘狀態,那麼,「過一段時間,看著房間的另一邊,努力回想那個人的名字——這可能會極大增加你當晚或第二天回想起這個名字的概率。

通過執行頗具挑戰性的檢索任務,你可以增加給定記憶的存儲強度,並增加將來記憶檢索成功的機率。

學習可以改善所有動物記憶形成過程中神經元之間的聯繫,每隔一段時間學習一次。© ArchivePhotos/GettyImages

在聚會這一案例中,遺忘發生在認識新朋友——到後來你意識到自己忘了她的名字之間。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早期實驗中[9],羅伯特·比約克找到了其他方法,讓其研究對象在通往記憶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例如,引入令人困惑或並不相關的記憶,或通過要求他們在新環境中回憶信息,以此來移除記憶的感官線索——可能觸發記憶的視物、聲音和氣味。

不論遺忘是如何產生的,一旦克服它,便會產生更強、更持久的記憶。

如今,時機恰當的遺忘作為整套教育方法的一部分,被比約克夫婦稱為「理想的困難」:這些策略一開始可能會惹惱學生,但最終會帶來收益。例如,這種讓記憶更加持久的方法,能通過安排有間隔的學習計劃實現,也可以通過將一個受試者的學習時間與另一個受試者的學習時間穿插在一起來實現。把材料放在一邊,然後再看一遍,也可以消除學生的差錯感,因為具有暫時性高檢索強度的記憶在幾天後可能會變得難以記起。

在《擱置新理論》出版後的幾年裡,比約克夫婦致力於傳播關於遺忘和其他回憶困難現象的相關知識——學校通常不是為了促進值得稱讚的遺忘行為而設立的,這項工作因此有了必要性。

正如許多研究論文所表明的那樣[10],在考試當天,死記硬背的學生實際上比那些分時段學習的學生表現得更好。只有在幾周或幾個月後,間隔學習法的優勢才會顯現出來,「間隔學習法」的表現遠遠超過了臨時抱佛腳的學生。但到那時,考試早就結束了。

在桑代克的學習理論剛剛創立之時,許多有關教育時間和教育評估的標準化體系就已建立,直到今天,這些體系都在抑制我們所知的那些真正有益的學習方式。

這不應成為學習者的重擔,無論其年齡——包括已參加工作的成年人——充分利用我們的能力,不僅是吸收新信息,更要在我們需要它的時刻能夠回憶起。我們甚至有理由認為,那些我們認為可能已經消失在時間之沙中的知識,仍然藏匿在我們的大腦中,正等待著相關線索重新出現。

正如斯普林斯汀在《大西洋城》中所說的,雖然所有東西都會湮滅,但下一句歌詞是:「但或許有一天都會復活。」

參考文獻:

[1]www.taylorfrancis.com/chapters/edit/10.4324/9781315734255-6/thorndike-enduring-contributions-educational-psychology-richard-mayer

[2]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00/press-release/

[3]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55928/

[4]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73-22614-001

[5]www.nature.com/articles/nrn.2015.18

[6]escholarship.org/content/qt3rr6q10c/qt3rr6q10c.pdf

[7]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2Fh0069819

[8]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1322665_A_new_theory_of_disuse_and_an_old_theory_of_stimulus_fluctuation

[9]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22537170801037

[10]laplab.ucsd.edu/articles/Cepeda%20et%20al%202008_psychsci.pdf

文/Sanjay Sarma、Luke Yoquinto

譯/Hang Zhao

校對/Roth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21121-the-benefits-of-being-forgetful

本文基於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Hang Zhao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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