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與憂鬱症抗爭的邱吉爾

讀書圈兒 發佈 2022-12-22T09:37:04.758916+00:00

《邱吉爾的黑狗》首次出版於1970年代,多次再版,是斯托爾多種著作中最暢銷的一種。書中以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來觀察心理憂鬱現象,對弗洛伊德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剖解了許多大人物的憂鬱心理與非凡成就之間的關係。

邱吉爾長期罹患憂鬱症,他稱憂鬱症叫做「黑狗」。《邱吉爾的黑狗》首次出版於1970年代,多次再版,是斯托爾多種著作中最暢銷的一種。書中以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來觀察心理憂鬱現象,對弗洛伊德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剖解了許多大人物的憂鬱心理與非凡成就之間的關係。

  關於邱吉爾的一生,他自己提供的自傳性細節(尤其是在其所著《我的早年生活》中)不在少數,但對精神科醫生來說,大多數卻不怎麼管用。因為正如他對待旁人一樣,他顯然也不太關心自己的心理狀態。C.P.斯諾在他的《人的多面性》中還特別提過,邱吉爾的性格是「異乎尋常地難以窺其堂奧」。儘管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多得不得了的記載可尋,但關於他的內心生活,見諸文字的卻少得可憐。不論寫作或繪畫,邱吉爾都算得上是個藝術家,但他又不像許多藝術家那樣,對自己的創作總是反覆思量、患得患失;對於既成事實的事,他可能很少去傷那種腦筋。因為患得患失跟缺乏自信正是一對難兄難弟,而且還是行動的大敵,這都不是邱吉爾的個性。

  直到今天,溫斯頓·邱吉爾還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像我們這些在20世紀40年代聽過他演講的人,有哪個人不覺得,自己能夠逃過納粹獨裁的魔掌,還得多虧他的那份膽識;即使在全世界男男女女的眼裡,他也是一個象徵,是大勇的化身。但是,邱吉爾到底也只是一個人,跟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著相同的需要、本能、希望與恐懼。對於一個偉人來說,揭開其人性的一面,說他跟平常人一樣,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有瑕疵,並無損於他的偉大。邱吉爾雖然出身於貴族之家,又有社會地位,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卻也有他一輩子想要克服、最後卻無法如願的缺憾。如果沒有這些缺憾,他可能會更快活些、平凡些、安定些,但也可能就沒有那麼偉大。

在1940年,任何政治領袖,儘管內心已經徹底絕望,多半還是硬著嘴皮子為英國人打氣,只有一個人,了解並面對過自己內在的絕望,反而能夠在那一刻接受殘酷的現實,也只有這個人,知道如何在絕望中抓住一線希望,在敵人團團的圍困中,鬥志反而被燃燒到了極點,能夠將悲情的現實轉化成大無畏的話語,在1940年那個風雨飄搖的夏天,支撐住我們,不至於倒下去。邱吉爾就是這樣一個人,正因為他終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絕望戰鬥,只有他才能夠告訴別人,絕望是可以戰勝的。

  一如其先祖,第一位馬爾波羅公爵,邱吉爾也長期罹患憂鬱症,並不時發作。要了解他的性格,這一點千萬不能放過。他把憂鬱症叫做「黑狗」,而這也正是他自己的綽號,由此不難想像,他跟憂鬱症還真是形影不離。在與憂鬱症的對抗中,邱吉爾大半輩子都做到了堅持不懈,但年老體衰加上腦血管硬化,最後還是使他放棄了抵抗。苟延殘喘的最後五年,他憂鬱得一蹶不振,以致莫蘭爵士為他作傳都不得不留了一手。活到九十歲,對邱吉爾來說,毋寧是命運對他殘酷的作弄,因為那隻曾經馴服、聽話的「黑狗」,最後還是擊敗了他的鬥志。

  在大人物當中,飽受憂鬱症折磨的,邱吉爾並非唯一一個。在性格上,歌德如此,舒曼也不例外,叫得出名字來的還有一大串,包括雨果、伍爾芙、馬丁·路德、托爾斯泰。非凡成就與憂鬱性格之間的關係,仍有待深入探討,但幾乎可以確定,對某些人來說,憂鬱症就有如一條鞭子。當憂鬱排山倒海而來時,整個人陷入幽暗的谷底,讓人感到精疲力竭,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因此,為了避免掉入這種悲慘的狀態,在尚未錯亂到無可救藥之前,病人非得強迫自己去活動,不讓自己有片刻休息或放鬆,如此一來,反而成就了大部分人無法完成的大事。

  另外還有幾個問題有待釐清:第一,憂鬱症的頻發跟遺傳究竟有多大關聯;第二,童年環境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即使以遺傳學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來看,這些問題仍然沒有答案。不過說到邱吉爾的個案,若說這兩個因素都脫不了干係,倒可說是八九不離十。因為,就我們所知,在他的先人當中,至少有兩個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深受這種情緒惡疾之害。

  擱下邱吉爾的遺傳問題之前,不妨來看看他那副天生的體格。說到體格與性格,儘管不是必然有關,其間的瓜葛卻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的體格結構與外形,遺傳的因素大於環境,心智模式則不同,撫育與教育的影響要大得多。人天生的體格雖然會有某種程度的改變,基本上還是遺傳的印記。

  邱吉爾的生命力顯然極強,活到了90歲。80歲時,逃過一次心臟病發作、三次肺炎、兩次中風,外加兩次手術。他一貫吃喝無度,煙抽得極凶。直到古稀之齡,很少聽他喊過累。然而,這種異於常人的體魄,卻不是來自一般人那種天生的強健。說起來,他反倒是生就一副弱不禁風的體格。莫蘭爵士這樣描述道:「在學校,我看到的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小男生,總是受欺、挨打;長大成人了,還是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一雙手細白得像個女人,胸口無毛,講起話來吞吞吐吐,有點結巴。」

  1893年,邱吉爾一封發給桑赫斯特(Sunhurst)的信是這樣寫的:「我這副該死的爛身體,一累起來,簡直一天都撐不過去;但若繼續在這裡待下去,應該會長得強壯一些。」身高不過五尺六寸五(約1.69米),胸圍三尺一,按照桑赫斯特的標準,他根本不及格。詩人布倫特(WilfredScawenBlunt)1903年認識邱吉爾時,形容他「小頭方腦,其貌不揚」。他一貫精力充沛,有時甚至不免毛躁,可不是因為天生身強體健,而是人小體弱激發出來的那股子心勁。年輕時就喜歡冒險,在法國還差點兒把命給丟掉,魯莽起來,害得旁人也身陷險境,無非都是要表現自己有多麼勇敢罷了,但那絕不是發自內心的,只是一種補償作用,想要證明連自己都沒有把握的勇氣。

  人人都免不了會害怕。但是,體格生來強壯的人通常比較篤定,也比較不當一回事兒。邱吉爾膽大過人,但比起那種天賦體健而具備的內在優勢,他的勇氣卻又更勝一籌。就讀中學預備學校時,男同學拿板球砸他,嚇得他躲到樹叢後面,這次經歷成了他記憶中難以忘懷的羞恥,早早就痛下決心,絕不再示弱,也絕不再輸給別人。18歲那年,在表兄弟與兄弟的追趕下,為了不被逮到,奮不顧身,從橋上一躍而下。那一跳,足足有29尺之高(約8.8米),結果摔裂一個腎臟,三天昏迷不醒,臥床將近三個月。邱吉爾這種「匹夫之勇」可說全來自一種決心,為的是要克服先天的體格弱小,這就好像古希臘時代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傳說這位雄辯家之所以能言善道,全是因為要戰勝自己的口吃,是一種意志力的表現。

  體格與性格之間的關係,有不少人下過工夫,其中又以謝爾登的研究最為深入、精闢。謝爾登指出,人的體型可以分成三種,他分別取了一個相當彆扭的名稱,分別是髒胚型、體胚型與腦胚型。同時,他又建立了一個性格表,分成三組,各由二十種跟身體密切相關的性情特徵構成,這三組主要的性格分別是:髒氣質(viscerotonia)、體氣質(somatotonia)與腦氣質(cerebrotonia)。

  檢查一下邱吉爾,明顯可以將他的體格歸入髒胚型。大腦袋,相較於肚子小上一號的胸脯,圓鼓鼓的身材,加上整個人都小上一號,全都是標準的髒胚型體格。還有就是他那光滑的皮膚,細緻得還非穿特選的絲質內衣不可。像這樣體格的一個男人,在性格上多半傾向於髒氣質:質樸、沉靜、深思、穩定。在二十項髒氣質的特徵中,邱吉爾符合的高達十一項,但是,他幾乎也有同樣多的特徵符合體氣質的性情,而這卻是身強體健,屬於體胚型的人才具有的。按照謝爾登的說法,性情如果與體格所屬的性格分歧,這種人比較容易產生心理上的衝突,因為他們常常會跟自己的情緒素質作對。

  按照他生就的那副體格,旁人很難想像,邱吉爾居然會是那樣一個強勢而又好鬥的人。他喜歡冒險,喜歡在體力上逞強,精力充沛,自信滿滿,怎麼看都給人一種印象,他應該是一個肌肉結實的體胚型,卻怎麼也想不到,這些特徵居然都在邱吉爾這個髒胚型的人身上出現了。

  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人,相當程度上,他總是在強迫自己跟自己內在的本質作對。這個人,天生既不強壯也不是特別勇敢,但卻一反自己天生的性格與體格,把自己弄成了二者兼具。溫斯頓·邱吉爾這個人,越是細究起來,就越是不得不承認,他的好鬥、勇敢與強勢,其實都不是源自於他的遺傳,而是靠意志與決心得來的。他曾經對他的醫生說:「只要我願意,我就可以看起來很強。」但是,他那幅最常在照片上看到的尊容——一副鬥牛犬式的兇狠表情——在世界大戰之前,根本不曾在他的臉上出現過,倒是莫蘭曾經暗示,那很可能是在鏡子前面慷慨陳詞時練出來的,大戰爆發之後,在適當的公共場合就搬上了台面。

  無論是邱吉爾在內政大臣任內,還是後來擔任首相與戰時統帥期間,對於他層出不窮的點子與源源不絕的創舉,大凡與他共事過的人,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卻也都同意,他極需要嚴加約束,因為他的許多想法,如果都付諸實施的話,那可是天大的災難。

  在榮格的類型中,邱吉爾是屬於外向型直覺;在謝爾登的分類中,他則是以髒胚型為主、體胚型為副的混合體。用精神病學的行話來說,他是躁鬱輪替,具有強烈憂鬱症的傾向。所有這些描述性的分類,雖然是術語連篇,仍不失為了解性格的有效途徑,但對一個人內在生命的動態,所能揭露的就不多了。接下來,就讓我們儘可能多少帶點兒推測的性質,來檢視一下邱吉爾的心理結構。

  許多憂鬱症患者都拒絕讓自己休息或放鬆,因為他們身不由己。萬一外在環境迫使他們無所事事,烏雲就將壓頂而來。1915年5月離開海軍部,年方三十就賦閒,1945年競選失敗,以及最後退休,邱吉爾都是這種情況。每當公職一空下來,為了應付憂鬱的來襲,他就得想盡辦法排遣,包括繪畫、寫作與砌磚,但沒有一樣真正成功過。

  精神分析之所以廣受肯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這門學問對環境效應的重視,尤其是早年環境對成人性格的影響。對於邱吉爾精神毛病的了解,我們已經採用過類型學或先天體質的途徑,但一般人或許不明白,精神分析的論點雖然有別於上述領域,基本上,兩者卻是互補的而非衝突的。一個人的先天遺傳有可能使他具有憂鬱症的傾向,但是否會發作,早年的家庭生活卻居於關鍵。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場,每個人天生各異,對於環境影響的響應方式也不盡相同。理想的撫育是沒有固定藍圖的,因為天下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精神分析強調,心理失衡與撫育過程中的情緒氛圍大有關係,環境之無法滿足需求,特別是需求最強烈的時候,往往可以說明成年之後的神經官能失調與精神疾病。

  跟正常人不同,憂鬱症患者脆弱得多。只要外在世界有一件事情出了問題,他們就可能掉入失望的深淵。按照精神分析的觀點,這種傾向根植於早期不良的親子關係。邱吉爾的憂鬱氣質,源自於童年的什麼因素呢?說到答案,多少不免有幾分推測,但某些可靠的跡象顯示,父母親的冷落則是最關鍵的。

  邱吉爾是個早產兒,比預產期早兩個月出生。早產是否對未來的性情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很難說得准,但可以確定的是,撫育與照顧的方式會影響到嬰兒的體格與心靈發育。因為即使幼小如嬰兒,對環境也是極度敏感的。早產兒的出生,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困擾自是難免。就我們所知,邱吉爾來到這個世界上時,準備工作極端不足,甚至連嬰兒衣裳都付之闕如。更何況是生頭胎,對一個缺乏經驗的母親來說,不難想見。

  邱吉爾的母親,倫道夫夫人,當時年方二十。這個美貌出眾的年輕母親,忙於社交應酬,根本無暇照顧剛出生的兒子。至於倫道夫爵士,熱衷於政治,對於自己的子嗣,誰也不敢指望他會多瞧上幾眼。事實上,在童年最要緊的那幾年,父母對小邱吉爾的看護可說是少得可憐。唯一能讓他免於感情饑渴的人,是奶媽埃弗里斯特太太。她的照片一直掛在他的房間,直到他走完自己的一生。

  由於父母的冷落與疏忽,邱吉爾內在的自信資源遭到了剝奪。大部分生性樂觀的人則非如此,也正是這種內在的自信,能夠幫助他們通過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挫折與逆境。那麼,在缺乏親情呵護的情況下,邱吉爾又是如何彌補缺憾並維持自信的呢?響應這種親情的匱乏,他最早發展出來的性格特徵就是野心。1899年,在一封寫給母親的信中,他寫道:「萬一不能成功,結果將會很慘,那一定會讓我一蹶不振,因為,除了滿懷的雄心壯志,我別無所恃……」以邱吉爾的情況來說,野心是一種強迫性的驅動力,是童年缺乏愛的直接產物。

  邱吉爾這種心理特質持續了大半生,直到65歲,他的幻想總算在現實中找到了舞台。正如他對莫蘭所言:「這絕不是意外,天命如此,這項使命是為我保留的。」英國能在1940年逃過一劫,或許還真多虧了這種內在世界的一廂情願。邱吉爾用以鼓舞這個國家的士氣的,不是來自於理性的判斷,而是一種與現實情況無關的非理性信念。當一個人深信自己擁有英雄般的使命,儘管所有的證據都反其道而行,他那種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堅定信念,還真能感染他的國人,因此而造成的奇蹟。邱吉爾一廂情願的內在世界,究竟發展成什麼樣子,我們不得而知,也永遠無法知道。但它確實在那兒,而且發揮了英雄式的效果,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

  和許多人的戀愛故事一樣,邱吉爾年輕時追求女性的過程,免不了跌跌撞撞,但婚前至少還是交過三個女性。到了晚年,他不僅很少注意女性,甚至幾乎不跟女人交談,但對女性的那種浪漫情懷依舊,並將之投射到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身上。據說,他曾經對著女王的玉照沉思,並說道:「真是魅力十足。全世界的星探,就算走遍全球,恐怕也找不到哪一個人如此適合這個角色了。」王室對他的魔力從來不曾褪色,就和他那位內戰時期的先人一樣,他一輩子都是死心塌地的保皇黨,儘管在有識之士的眼中君主政治早已是明日黃花,他對君主制度的理想化甚至擴及英國以外其他國家的國王與女王。這種心態意味著,他幾乎不將王室成員視為血肉之軀,正如在他的心目中,父母親也是如此。這種特徵,他跟許多大不列顛的子民倒是臭味相投。

  邱吉爾將他父母親理想化的程度尤有過之。在小男孩的眼中,美麗優雅的年輕母親有如仙界的公主,本不足奇。但是,他的父親,儘管名重一時、才華洋溢,對他這個兒子卻是不屑一顧,邱吉爾卻對他有種英雄式的崇拜。對他而言,父親的確始終都是一個不可知的對象,從來不曾跟他親切交談過,極少寫信,即使有也都只是責備。倫道夫爵士因精神失常而完全癱瘓,去世之後,年方二十的邱吉爾將父親生前大部分的演講稿都熟記於心,並在1906年出版兩卷父親的傳記。孝心如此,說是至孝也不為過,但所孝的只是一個形象,而不是一個他曾經真正擁有過的父親。

  父母親不曾滿足感情需要的孩子,對於這種匱乏的反應,一方面是理想化,另一方面則是敵意。童年時期,邱吉爾的倔強、叛逆與任性就已經十分明顯。未滿八歲,就被送進寄宿學校;從他最早期的操行成績就可以看得出來,學校成了他發泄敵意的對象。那種敵意本來是應該發在父母親頭上的,但卻因為他將父母都理想化了,以致從未表現出來過。在他最早的成績報告單上,先是被形容為「頑皮」,到了後來竟被評為「搗蛋」「頑劣」「粗心」「不受管束」,而且經常遲到。在這所學校,他從1882年11月念到1884年,從日記上可以發現,他十分討厭學校。他後來轉學,原因可能在於校長是個虐待狂。這位牧師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動輒鞭打學生屁股,每次多達二十下,學生幾乎無一倖免,而他卻引以為樂。但是殘忍的處罰並未馴服邱吉爾,反而增強了他對權威的忍耐力。

  相當有意思的是,早年在學校所寫的信中,他不曾有過一句怨言,總說自己是快樂的。但到了後來,他到底還是承認了,事實恰好相反。一般來說,小男生在寄宿學校里吃了苦頭,通常都不會告訴父母,凡事往肚裡吞,並將現實世界視為當然,結果可能會使他們產生一種想法:遭到虐待或缺乏體諒,根本就是身為學生所該受的,如果因此而不快樂,徒然顯出自己的軟弱、差勁。這種心態最能加強某些人的憂鬱傾向;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對父母或其他權威的敵意全都會轉而向內,變成跟自己作對。他們說自己快樂,只因為他們以為應該如此,也很輕易地就能騙過壓根就不關心真相的父母親。

  在權威面前,邱吉爾自小就是我行我素、毫不妥協。叛逆不僅是他發泄敵意的唯一途徑,也是他維持自尊的法寶。自知身小體弱,除了歷史之外,在其他學科上又一無是處,除了叛逆,還真的別無所恃;但是,沒過多久,另外一種得以讓這個小男生建立自信的本事,或者說是天賦,很自然地就表現出來了。儘管大部分學科都一般般,差到跟他的天資大不相襯的程度,但他卻發現自己擁有駕馭文字的本領,而且單憑著這份資產,就已經讓他一生受用不盡。

  在使用文字作為自我表達的利器之前,11歲那年,他曾經渴望學習大提琴。這個願望如果得以實現,音樂可能影響他的一生;許多音樂家都明白,聲音的世界可以成為一個永不枯竭的安撫泉源,能夠演奏一種樂器,既可自我表達又可以因此而建立自信。但是,幼年對音樂的興趣,邱吉爾並沒有受到鼓勵,不久也就煙消雲散,他的音樂品味就始終停留在沙利文(SeymourSullivan,英國輕歌劇作曲家,1842—1890)與流行歌謠的水平。

  從心理學上說,邱吉爾對文字的態度與運用可說別具意義。文字具有魔力,後來成為他內在世界一廂情願的信念。

  終其一生,邱吉爾都是一口觀念的活水。司麥茲(Smuts)談起他,說:「邱吉爾之不可或缺,正是因為他有觀念。」他的想像力確實與眾不同,一泄而出,耀眼亮麗,用詞遣字魅力十足,有如天馬行空,翱翔於單純的事實之上。但這也正是隨時都要有人約束他的原因。

  邱吉爾深知,自己的想像會造成誤導,陷自己於錯誤的判斷之中,但總能及時懸崖勒馬,只不過要花極多的時間往復辯論罷了。在軍事策略上,他雖有獨到之見,天馬行空的想像卻不時插上一腳,經常忽略了可能性的邏輯。對於自己的觀念或想法,他能夠用冠冕堂皇的文字或語言包裝起來,弄得連自己都深信不疑,語文的魔力不僅鼓舞了自己也激勵了別人,確實還真的救了他們的命。

  邱吉爾的這種偏執,同樣反映在對朋友的選擇上。任何人,只要得過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他就傾心以對,完全不計較對方的個性,只因為這些人全都是現實中的活英雄,是他內在世界的英雄翻版。同樣,對活力奔放、衝勁十足的冒險家,如伯肯黑德爵士(LordBirkenhead)與比弗布魯克爵士(LordBeaverbrook),他也是刻意結交。在性格的品鑑上,邱吉爾極不在行。老實、誠懇、可靠之輩,他全不看在眼裡,能夠激勵他、取悅他、振奮他的人,才是他所要的。

  邱吉爾為了擺脫憂鬱的糾纏,可說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對抗憂鬱,他奮鬥了一輩子,整體來說,他所用的法子算是成功的。年輕時,雖然有好長一段時間飽受憂鬱之苦,但他不僅走了過來,日後更克服了這種心理障礙,使自己能夠從絕望的深淵中跳脫出來,直到老年才束手就範。在他政途坎坷的那段時期,了解他的人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說他在這一段期間根本就是靠酒精度日,但從現有的文字記載來看,在應付自己的性情方面,他的表現確實非常成功;他的憂鬱傾向,即使跟他交往甚密的人,始終都蒙在鼓裡的其實還不在少數。

  邱吉爾漫長的一生,最後的歲月可說是慘不忍睹,活到如此高壽,於他其實只是一場悲劇。根據莫蘭的記載,1955年4月退休之後,「溫斯頓絲毫不諱言,生命之於他,已經令他自己深惡痛絕」,接著又說:「歷史家可能因此總結說,在精神的肌理里,其中必有弱點於焉。」任何歷史家,果真做出這種結論的話,徒然顯出對醫學的無知而已。因為,邱吉爾嚴重罹患的大腦動脈硬化,不僅會破壞莫蘭爵士所說的意志力,而且會使一個人應付人格障礙的機制停止。人至老年,多數人的自我都會扭曲,多疑可以成為妄想,不安可以成為威脅,憂鬱症患者尤其無法自絕望的深淵中自拔。邱吉爾去世之前的五年,莫蘭擱筆,不再繼續記錄他的生活,理由是:「退休之後,他沉沒在渾渾噩噩、糊糊塗塗之中,種種痛苦的細節,還是不說也罷。」

  在邱吉爾的一生中,多次經歷挫折。即使是一個免於「黑狗」糾纏的人,恐怕也難以承受那種絕望的打擊,早已頹然倒地。然而,直到耄耋之年,鍥而不捨的決心,加上無比的抗壓力與勇氣,卻讓他征服了自己內在的敵人,一如他喚醒自己深愛的國家,終於擊敗了外在的大敵。

  我們曾經多次提到邱吉爾,正如莫蘭爵士所說,只有在那個世界中,他才找到真實的自己。但在他的一生中,總算有一段時期,他是幸運的。1940年,邱吉爾就這樣成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英雄。對他來說,正是天賜良機。在那段黑暗的時日中,英國所需要的,不是一個精明、冷靜、穩健的領袖,而是一個先知、一個英雄式的先覺、一個在一切似都絕望之際還能懷有勝利夢想的人。溫斯頓·邱吉爾正是這樣一個人;而他那種喚醒人心的特質,還多虧了他那自以為真實,但其實只是出於想像的浪漫世界。

  (本文摘自《邱吉爾的黑狗:憂鬱症及人類心靈的其他現象》,[英]安東尼·斯托爾/著,鄧伯宸/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定價: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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