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語言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毋庸置疑, 它不僅研究成果豐碩, 而且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

雖然直至18世紀末, 西方人才開始全面研究梵語和古印度語言學,

但其對西方語言學後來的發展功不可沒，而且對我國語言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古印度語言學中現代藝術的體現

古印度語言學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語音分析、語法分析和普通語言學理論三個方面。

在語音分析方面，它比較接近現代生理語音學, 其中許多術語和觀念都能直接在現代語音學中找到。

在語法分析方面，主要是對構詞規則的論述。

梵語中的詞分為詞根和詞綴兩個部分, 這與古希臘、古羅馬的詞法研究有極大的不同, 後者把詞作為最基本的語法單位, 他們的研究更偏向於詞類的劃分。

古印度語言學也有詞類的分析, 但不僅限於此, 而是進一步把詞分為詞根和詞綴, 這對現代語言學的語法研究中的語素概念有直接的啟發意義。

古印度語言學對詞法的研究更加細緻:不僅分析詞類而且分析詞的構成, 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交叉進行, 形成完整的研究系統, 是其現代意識的重要體現，其先進性及現代意識可見一斑。

古印度語言學在普通語言學理論也很發達, 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和中國。

19世紀以前的歐洲雖然也探討過關於普通語言學的問題, 但大多依附哲學，主要涉及語言的起源、語言和思維的關係等問題。

而古代中國, 除了春秋戰國時期涉及一些普通語言學方面的問題, 就幾乎再也沒有出現此類問題的討論。

古印度語言學認為, 任何語言元素或成分都具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實際的事物;另一方面是沒有表達出來的恆體。

他們共同組成詞語的聲音和意義。

此外, 古印度語言學還討論語言能以有限的手段來作無限的應用這一特徵，句子同其成分詞之間的語義關係, 以及詞與句子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等。

古印度語言學探討的這些問題，至今仍是普通語言學討論的對象。

由此可見, 古印度語言學家的思維具有極大的前瞻性,

他們不局限於對文本文字的研究, 更放眼於理論的高度, 試圖探尋語言背後的真理。

古印度語言學現代意識的成因及影響

古印度語言學產生的確切年代雖不得而知, 但最遲應是在公元前5世紀或公元前6世紀。

羅賓斯認為, 古印度早在公元前500年以前就已開始認真鑽研語言學研究。

在那個時期，要想系統的形成語言學的現代意識，還得圍繞著古印度的地理範圍講起。

古印度的地理範圍涉及當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八國領土。

此地多以山地為主, 各個區域比較分散而且相互隔絕。

北部有喜馬拉雅山和興都庫什山兩條山脈, 把印度與其他亞洲地區隔開;

南部主要是德干高原, 兩側分別為東西高止山, 許多河流從西高止山發源流入孟加拉灣。

這種多山多河流的地形使古印度分為若干個小區域, 相互隔絕。

各個區域都形成了自己的語言, 而且差異較大, 客觀上造成了古代印度語言的多樣性。

古印度長期處於分裂狀態, 即使是在統一時期也是小國林立, 民族情況極其複雜。

早在公元前2500年, 古印度就形成了哈拉巴文明, 這一文明主要由土著居民達羅毗荼人創造;

公元前1500年, 操印歐語系語言的雅利安人離開南俄、中亞一帶, 向歐亞大陸遷徙。

之後，隨著其他民族和人種的不斷遷入, 使古印度民族情況更加複雜, 直接導致多種語言或方言並存。

印度是一個宗教繁多的國家, 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盛行。

同時, 印度也接受諸多外來宗教, 如伊斯蘭教、基督教等。

古印度語言學產生及發展時期是在列國時代, 婆羅門教一開始占主導地位, 佛教和耆那教隨後產生並逐步取代婆羅門教的地位。

在全民信教的印度, 宗教觀念和宗教典籍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

眾所周知, 《吠陀》是婆羅門教的經典文獻, 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經典和文學作品, 世代口頭相傳, 在印度一直被奉為權威, 視作聖典。

《吠陀》由梵文編寫而成, 傳承勢必要依靠梵語。

古印度人認為，誦讀《吠陀》語音必須純正無誤, 如此, 才能達到宗教宣傳、教化人心的效果。

但現實情況卻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最純正的梵語交流。

現實情況與理想要求之間的矛盾，直接推動了古印度的語音變化。

傳統思想認為，只有把梵語的語音研究透徹, 才能減少人們誦讀時的錯誤, 維護《吠陀》的神聖性。

但實用主義人士認為，古印度語言學發展的最初動力，是為理解和解釋宗教典籍服務的。

雙方各執己見，無奈之下，古印度爆發了一場「讀對」與「讀懂」的爭論。

為了「讀對」, 古印度人開始語音研究, 為了「讀懂」, 他們開始語法研究。

印度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 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必定會形成不同的世界觀。

這種差異必然會使人們清晰地認識到梵語與其他語言的差異。

語音作為語言的物質外殼最容易被觀察到, 或許正是這種差異推動著人們去精確地描述梵語的語音。

要知道，梵語有其自身的特點, 是印歐語系中最古老的語言之一, 其形態變化極其豐富。

如一個名詞有3個性、3個數、8個格, 也就是72個詞形 (理論上如此, 實際上不一定齊備) ;一個動詞有多至270個詞形。

梵語的詞形變化比現存的任何一種印歐語言都複雜, 引發高度關注。

由此可見, 一種語言本體特徵也會對其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古印度語言學對語言研究的影響

古印度語言學不僅自身取得了巨大成就, 而且每當傳播到其他地區, 都會給當地的語言研究帶來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進一步說明古印度語言學的科學性及其現代意識。

早在公元前, 古印度語言學就經波斯傳到了古希臘, 但當時古希臘的語言研究深受哲學影響, 並沒有對古印度語言學產生太多興趣。

直至1 8世紀, 學者們發現梵語與歐洲語言的親緣關係, 古印度語言學才引起歐洲的高度重視, 並產生了重大影響。

1786年威廉·瓊斯在加爾各答皇家亞洲學會上宣讀題為《三周年演說》的論文, 指出古印度的梵語同希臘語、拉丁語和其他歐洲語言有親緣關係。

這一發現使歐洲語言學家逐漸把研究視角放到了各種語言的比較上, 著力尋找它們在歷史上的親緣關係, 確立語族及語系, 使各種語言逐漸聯繫起來, 慢慢建立起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體系。

梵語的發現不僅促進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 還使歐洲人逐漸了解了古印度語言學, 對歐洲語言學隨後的發展意義深遠。

歐洲語言學家大多研究過梵語, 其中包括現代語言學的開創者—索緒爾, 其博士論文題為《論梵語絕對屬格的用法》。

古印度語言學的語音分析、語法分析和普通語言學理論都可在近現代歐洲語言學中找到痕跡, 這也是歐洲語言學家學習並借鑑梵語研究的結果。

古印度語言學對中國語言研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語音方面。

何九盈指出:「佛教是西漢末年從印度、西域傳進來的, 佛典的翻譯直接促使了漢人對梵文的研究, 進而啟發人們對漢語語音進行科學的分析。」

梵文是表音文字, 而漢字是表意文字, 這種與漢字完全不同的文字給漢語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啟發。

唐宋的等韻學與梵語密切相關。

當時的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 不能記錄漢語的語音, 受到梵語的啟發, 人們開始把漢語的語音分為字母和韻母, 此後各種韻書層出不窮, 極大地促進了漢語音韻學的發展。

唐代的三十六字母由守溫和尚提出, 由此足見通過佛經傳入中國的梵語的影響。

反切法的產生也受到梵語的啟發。

在反切法之前, 注音一般採用直音法, 這種方法局限較大, 而反切法極大地減小了這種局限性。這種注音法的產生因受到梵語的啟發, 才把一個字的讀音分解成兩部分。

可見, 中國古代音韻學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梵語的啟發, 如果沒有接觸與漢語截然不同的梵語, 中國音韻學絕不會像現在這樣繁榮發展。

古印度語言學主要針對梵語進行研究, 這給印度其他非梵語地區的語言研究提供了一個典範。

印度中部和南部使用的語言主要是泰米爾語, 對於該語言研究主要是在梵語研究的啟發下進行的。

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 就產生了關於泰米爾語的最早的語法書之一《陀爾伽匹亞姆》。阿拉伯的語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古印度語言學的影響。

從公元1 1世紀起, 印度語言學尤其是印度的語法思想極大地影響了阿拉伯的語言研究。

結語：

古印度語言學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今天仍在現代語言學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如果現代語言學研究不按部就班, 不囿於成見, 不忽視一種語言的任何細小特點, 不斷開拓思路尋找新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語言學的發展才能充滿活力, 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