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證實5000年前古老中國已經進入到文明階段。無論是規模的宏大，還是城市體系的複雜性，或是建築的巨大工程量，都表明良渚古城不亞於同時期的古埃及、蘇美爾和哈拉帕文明。
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4300年，主要分布在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在良渚古城遺址發現之前，考古界未曾敢想，五千年前的中國先民會建造出如此大規模的城市與水利工程。英國知名考古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曾因為良渚古城的發現而表示，「中國新石器時代是被考古學遠遠低估的時期」。2019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持續80餘年的良渚考古研究證實：良渚古城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與信仰中心，以其規模宏大的城址、功能複雜的水利系統、等級差異懸殊的墓地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徵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在5300-4300年前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區域性早期國家。良渚遺址，也因此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良渚古城的發現與研究
我們今天獲知的一個真實來源的良渚文化，實際上經歷了一個非常長的發現和研究歷程。1936年，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在餘杭良渚鎮一帶發掘和調查了以黑陶為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共發現12個遺址點，並出版了《良渚》一書，這成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發端。1959年，考古學家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後，學界逐漸開始了解這一文化的種種個性特點。
1986年，在「良渚發現50周年」會議上，考古學家王明達提出「良渚遺址群」的概念，並公布「已知的地點多達四五十處」。同年，考古工作人員在餘杭反山遺址發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地，此次發掘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精美玉器，超過以往發現的所有玉器的總和。尤其在12號墓的「玉琮王」和「玉鉞王」上發現了完整的神徽形象，對解讀良渚玉器的紋飾內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86至2006年，以反山、瑤山發掘為開端，考古工作者對莫角山宮殿區、塘山水壩及文家山墓地、卞家山遺址持續發掘，逐步形成對遺址的整體性認識，並提出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
2007年至今，自確認良渚古城城牆後，良渚考古進入功能明確的都邑考古階段。在這一階段，科技考古被大規模引入。2009年，古城東南部的外郭被發現，此外，考古工作者還在古城西北山間發現高壩系統和水利系統高壩的溢洪道。2011年開始，考古工作者利用遙感技術發現了平原低垻，從而揭示出良渚水利系統的完整結構，逐步形成對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統的整體認識，劃定了完整的保護邊界。
宮城之盛顯現國家形態
今天，呈現在我們眼前有8個故宮那麼大的良渚古城，分為宮殿區、內城、外城三重結構，有宮殿與王陵，有城牆與護城河，有城內的水路交通體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統，建造十分有序。其中，內城、水利系統、宮殿和王陵建造於5000年前，外城郭則主要形成於良渚文化晚期。
良渚古城城址區的選址具有明確的規劃思想，古城位於三個山體之間大體居中的位置，中心為30萬平方米的宮殿區，其次是300萬平方米的內城，最外圍是600多萬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內城、外郭」三重結構的濫觴。
良渚古城也是一座水城，城內的河道總長度達32公里，多為人工河道。內城城牆共發現8個用於溝通城內外水系的水城門，在南城牆發現1處陸城門。古城內劃分了完整的功能區，包括最中心的莫角山宮殿區、沙土廣場、倉儲區、作坊區等，多個功能區的配合，保證了良渚古城的正常運行。
良渚古城外圍的大型水利系統由山前長堤、谷口高壩和平原低垻組成，形成13平方公里的儲水面，庫容量可達4500萬立方米。這一水利系統，一方面可以防洪，保護良渚古城，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調水、灌溉和運輸等功能。
長江下游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降雨量充沛，湖塘、沼澤、河流密布，適合野生稻生長和水稻種植。業已發掘的考古遺址的植物遺存調查結果顯示，該地區的稻作生產貫穿新石器時代始終。進入良渚文化晚期，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相當成熟，主要表現為馴化歷程基本完成，生產規模大，產量高，稻米成為了先民食物的主要來源。餘杭茅山遺址發現的以紅燒土鋪田埂的古稻田，使我們認識到良渚文化的水稻生產已經是一種大規模的生產方式，農業的進步為良渚文明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和諧發展，使人們獲得了大量的生活物資，以家庭所有制為基礎的私有制的出現，為良渚文明因素的發展提供了土壤，以良渚古城為標誌的早期國家機構的率先出現，與此密切相關。
高等級的墓葬與玉禮器的發現，也證實良渚時期甚至已經出現統一的信仰和森嚴的社會等級分化。如今學術界已普遍認為，良渚已進入早期國家社會。
對中華禮制文明影響深遠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權為紐帶的文明模式。良渚玉器文化達到了中國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良渚神徽的完整形象或簡化形象在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玉器上都有發現，且表現極為一致，應該是良渚人的統一信仰。
在良渚人的觀念里，玉器主要用來祭神並作為權力與身份的象徵，是標明身份的禮器。良渚玉器的主要種類有琮、璧、鉞、冠狀器、三叉形器、錐形器、玉璜等，玉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圖案。玉鉞作為權杖，是王權的象徵，甲骨文中的「鉞」字即源於玉鉞的象形。玉璧是良渚文化大型玉器中數量最多的一種玉器。良渚人所發明的玉琮、玉璧等最終被納入到了商周時期的六瑞玉禮器系統之中。
石器在良渚人生產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良渚遺址中均有大量出土。根據使用功能上的差異，良渚人選擇不同石料，製作了品類繁多的石器。根據最近幾年的研究，良渚古城及其周邊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並非就地取材，而是可能來自直線距離一兩百公里以外甚至更遠的地區。這說明了當時很可能存在某種與石器加工鏈有關的商品流通和貿易網絡，也表明了良渚時期可能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經濟體系。
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對同時期和更晚的龍山時代及周邊文化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分布範圍達到大半個中國。如山西陶寺遺址中的玉琮、陝北延安蘆山峁、神木石峁的玉琮，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玉琮等，都是源自於良渚玉文化。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許多夏商周時期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由此可以看出中華禮制文明對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繼承。
中國歷史和文明是不曾斷過的，良渚文化經過千年的發展演變，最終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提供了實證。我們從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走向和形成過程。一句「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就是對良渚申遺的意義最生動的闡釋。
（原文於2022年1月7日刊發在《中國民族報》，內容有刪減。作者劉斌系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張依欣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