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言偃所撰《禮運》篇，最早提出「慈善」的理念，在中國慈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歷史發展至今，重溫《禮運》篇記述的有關慈善的理念，發揮慈善的作用，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助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言偃，孔門十哲之一，名列文學科之冠首。他所撰《禮運》篇，記述隨侍孔子「參加魯國歲終祭神大典（蜡祭）時與孔子的對話，系統論述了「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
孔子論述的「大同」世界中，即體現了慈善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認為，大道施行的時代，天下是人們共有的。選擇有賢德的人，推舉有才能的人治理國家。人與人之間講究誠信，和睦相處。所以人們不僅關愛自己的雙親，也關愛別人的雙親；不僅關愛自己的子女，也關愛別人的子女。使老年人得到奉養安度晚年，使壯年人都能發揮作用，使孩童能得到撫養健康成長。年老喪妻、年老喪夫、少兒無父、老而無子以及殘疾、生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顧和供養。男子有自己的職務，女子出嫁有歸宿。對於財富貨物，人們應厭惡浪費，但卻不允許自己私藏；對於為大眾勞作要竭盡全力，但不允許為自己謀私利。因此奸邪之謀不會發生，盜竊、作亂和害人的事情不會發生，所以大門都不用關上了，這叫做「大同」的理想社會。
被尊稱為我國當代「公益慈善事業之父」的中華慈善總會創辦人崔乃夫先生，對「慈善」的概念，作過精闢的論述：
什麼叫慈呢？父母對子女的愛為慈，講的是縱向關係，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什麼是善呢？人與人之間的關愛為善，講的是橫向的關係。什麼是慈善呢？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們之間的互助行為。
崔乃夫先生的慈善「縱橫」說，其實就是言偃《禮運》篇中所言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將對自己雙親、子女的關愛推廣到對別人雙親、子女的關愛，乃至對社會上一切需要救助的人們的關愛。崔乃夫先生把「慈善」定義為「有同情心的人們之間的互助行為」，我們在言偃《禮運》篇的上述論說中，已經看到了這種慈善精神的真諦。
關於《禮運》的作者言偃，人們對其身世也有一番研究。言偃被後世尊為「言子」，司馬遷《史記》載明他是「吳人（見《仲尼弟子列傳》），古常熟之地，春秋時期屬吳國。言偃是孔子眾多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三國時魏人王肅注《孔子家語》，誤記言偃為魯國人，他大概見言偃長期在魯讀書、做官、講學，才致此誤，一度造成對言偃籍貫上的意見分歧。南宋儒學集大成者、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人稱「南方孔子」的朱熹，用大量依據，斷定言偃的籍貫是平江府常熟縣（詳見朱熹《平江府常熟縣丹陽公祠堂記》，宋時言偃被朝廷封為丹陽公）。常熟有《言氏家譜》，記言偃及其後裔的完整世系，常熟有言子墓、言子專祠、言子故居及許多與言子相關的遺蹟。常熟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寫的《南方夫子言偃》一書，系統記述言子籍貫生平與功績。《禮運》篇是言偃所撰，學界久有定論。早在南宋，著名學者胡明仲說：「《禮運》是子游作。」（見朱熹《朱子語類》卷八七）近現代康有為說「著《禮運》者，子游。」（見《康南海先生口說·禮運》）郭沫若說：「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樂正克為孟子弟子——筆者注）應該只是一系。這一系事實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禮記·禮運》一篇，毫無疑問，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經典。」（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
《禮運》篇是言子之學的重要部分，是孔門儒家學派之一子游氏之儒的經典教材。孔子直傳言子，言子直傳子思（孔子之孫），子思多傳至孟子。孔子——言子——子思——孟子的道統譜系中，言子是極為重要的一環。《禮運》篇中「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慈善理念，在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分明可以看到相承傳遞的軌跡。言偃《禮運》篇提出的慈善事業理念，150多年後經孟子的接遞傳揚更擴大了影響力。
在《禮運》篇之前，也有關於慈善理念的零散記錄。比如西周時期有「保息六政」，《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春秋時期，齊相管仲實行「九惠之教」,《管子·入國》：「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但《周禮》成書遠晚於言偃《禮運》篇，而且偏重於談司徒官的若干救賑方法，管仲「九惠之教」偏重於談民生治理的幾條具體措施，《管子》一書也遠晚於言偃《禮運》篇。言偃所撰《禮運》篇，成篇於春秋時期，以對人類理想社會的宏論作為大背景，加上宏論出自聖人孔子之口，歷來被奉為儒學精華。此篇提出推己及人，互相關愛，救助貧弱，不謀私利，竭力為公，是達到太平，幸福的理想社會的途徑。從其成篇早、格局大以及從認識的深度和概括的高度看，此篇應該視作我國最早提出慈善事業理念的光輝歷史文獻。
言偃《禮運》篇中所謂「大同」「小康」之說，是言偃記錄孔子言論，還是假託孔子所言以述己見，這個問題古今學者歷有爭論。自南宋起，「假託」說日盛，認為不是孔子之言，而是假託之辭。如元代禮學家陳澔注《禮運集說》曰「《禮運》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列入《禮運》篇的《禮記》一書，學界認為多假託之詞，孔子弟子們往往借孔子之言，展示自己的思想，言偃《禮運》篇很有可能也是通過師生對話，表達作者本人的社會觀。成書於漢代的《孔子家語》卷七中也收錄《禮運》篇（與收入《禮記》的《禮運》篇有些不同之處），其中載明孔子是在擔任魯國司寇（相當於現在最高法院院長）參加魯國祭神大典（蜡祭），當助祭者（賓）的，祭典結束後對陪侍在側的言偃談論「大同」「小康」的理想社會（「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蠟。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孔子任魯國司寇參加蜡祭，時年52歲，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言，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則當年言偃才7歲，孔子是不可能與幼童時期、身在吳國的言偃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的。這或可說明言偃《禮運》篇是假託孔子之言表達己見之作。
言偃投師於孔子，孔子傳道於言子，言子應該是長年從孔子處親聞過他的理想社會觀，然後融入自意的看法，假託孔子之言，寫成了《禮運》篇。言但將此篇作為教材傳播其弟子，再由弟子記傳，終成中華文化的千秋名篇，成為儒學的不朽經典。慈善事業的理念，亦隨此篇影響並貫穿於我國慈善事業的歷史進程。
（據《中國政協》）